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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来越绝望了，越来越可怕了，直到最后一点声音也没有了。
24日早晨，卡帕看到柯尼将一种阿拉伯马尾，就是传统的“肩巾”系在那个作战单位的军团旗帜上，之后让其军官到他那边去。“奠边府是个打击，”他说，“但现在都过去了。我们必须翻开新的一页。我们必须朝前看，前方就是三角区之战。”
吃午餐的时候，柯尼的高级军官之一，中校让·拉卡佩请卡帕陪他一起去完成一个任务，去消除和扫平两个小要塞，是多爱桑和唐迪姆，就在从纳姆丁村通往东边20英里外的泰宾村之间的一条公路上。拉卡佩保证，他会拍到很多好照片。卡帕接受了邀请。
当天晚上，在纳姆丁村“一个肮脏和到处是臭虫”自称为“现代饭店”的宾馆里，卡帕同意跟《时代…生活》杂志的约翰·麦克林和吉姆·卢卡斯一起出发，卢卡斯为《施格里普斯…霍华德》工作，也是本世纪最优秀的美国战地记者之一。卢卡斯后来50岁还去报道越南战况，他后来死于酗酒。
麦克林、卢卡斯和卡帕坐着等到早晨3点钟，大家一起喝卡帕拿来的科尼亚克酒。卡帕对很多记者松松垮垮的态度很是反感，也瞧不起他们的工作：在法属印度支那，他们胆子太小，根本不敢走到足够近的距离去拍摄真正发生的事情。“这也许是最后一场恶战，”他说，一边搅着杯里的科尼亚克酒和苏打，“大家都抱怨法国人的公共关系没有搞好，问题在于大家没有意识到，这是一场记者之间的战斗。没有人知道任何事情，也没有人告诉你任何事情，这意味着，一个好的记者是自由的，他每天可以到处跑。”
卡帕没有提到自己妥协的立场。的确，从他一生的职业生涯来看，他这还是第一次站在了错误的立场上。鲁斯需要说明法国胜利的照片，而不是帝国主义的受害者的照片。这与卡帕在西班牙报道各种情景时已经有很大的差别，当时，卡帕坚信自己是一个以莱卡相机支持共和党人事业的最能干的宣传工作者。
第六章前方就是三角区（3）
5月25日，星期二，早晨7点，拉卡佩的手下之一来找卡帕、麦克林和卢卡斯。卡帕准备好了一瓶威士忌，还有一小瓶冰茶。“这会成为一个很漂亮的故事的，”卡帕说，“我今天会有很好的表现。我不会侮辱我的同事的，我再也不会提自己的作品有多么了不起。”
他们越过了红河，之后，这个纵队开始朝多爱桑前进。早晨8点40分，子弹射出来了。记者很快寻找掩体。在后面护卫的法国人的几辆坦克开火了。卡帕从吉普车上跳下来，开始拍摄继续在周围的田里割稻子、看上去无动于衷的一些农民。
护卫队等待继续前进的命令期间，卡帕涉水去一块稻田，想离几名妇女更近一些，他决心完成他与《生活》杂志的艾德·汤姆森说好的那个“苦米”项目。最后，纵队又开始前进。但是，几分钟后，一声爆炸又使部队停止前进。前面传话来说，一辆卡车触雷了。4个人死掉了，6个人受了伤。之后，越南人的迫击炮开火了。情形越是危险，越是混乱，卡帕的精力看起来就越是旺盛。卢卡斯看见他冒着迫击炮火将一名受伤的南越士兵抬上吉普车，之后，他又开车将他送到一个前哨进行急救。
炮火的间隔期间，卡帕拍到了人们从一名已经死掉的南越士兵身上抢夺步枪、鞋子和野战干粮——那士兵的尸体就在一口池塘的边上，四肢叉开的样子。他又拍了一张一个士兵拿着探雷器在探雷的照片，还有几个士兵在稻田里寻找架设迫击炮的位置。他敏捷地跑动着，他有很强的风险意识，知道每新拍一张照片意味着多大的风险，只有一个41岁的人，一个历经5次战争的老手，才明白这里面的危险。“跨越开阔地带的时候他很小心，”麦克林说，“但如果他看到好照片，而且只有冒险才能够拍到的时候，他就会冒那个险。”
在东嘴塘，一位法国上校请麦克林、卢卡斯和卡帕过去吃午餐。卡帕没有去。他想继续拍他的“苦米”故事，哪怕《生活》杂志有可能不登载这些捕捉战争非正义性的照片。为了避免正午的太阳，他躲在卡车下面拍。麦克林和卢卡斯下午两点吃饭回来后，发现卡帕正在卡车底下睡觉。他们问他还剩下多少胶卷。
“这就是我在这里做的事情，”他微笑说，“省胶卷。”
三个人回到吉普车上，在这个纵队其他的车辆中间穿行。下午2点25分，他们到达一处碉堡，周围有铁丝网围着。爆炸专家正在埋炸药。
“故事差不多都拍完了，”卡帕说，“但我需要那个碉堡炸飞的镜头。”
再走几百码远之后，这个纵队又一次受阻，前面有越南人埋伏。记者们到了拉卡佩身边。
“什么情况？”卡帕问。
“到处都是越南人，”他回答说。
卡帕再次跳上吉普车的顶盖，好再次拍摄迫击炮开火的情况。记者身后装满士兵的卡车多次狂按喇叭，要他们继续前进。卡帕慢慢拍他的照片。“那是不错的一张照片，”他说，最后才爬进了吉普车，让纵队继续前进。离下一个堡垒坦莱还有三英里，太阳也晒得正欢，此时，当天最激烈的战斗打响了。法国人的大炮、坦克和迫击炮朝他们的身后打过去。约在一英里远的地方，一个小村子的树上有轻武器在还击。几秒钟内，能够听到的就只有“金属小块从头顶飞过的一阵阵的咻咻声，地雷可怕的哄哄声，还有敌人的迫击炮传出的声音。”
卡帕看上去觉得没有意思了。“我得往公路前面去一点，”他对卢卡斯和麦克林说，“再往前走的时候叫一下我。”他们觉得那样太危险了，但他只是耸耸肩。“有很长的一分钟，没完没了的一分钟，”卢卡斯回忆说，“卡帕都蹲在我们吉普车的车后面，随时准备跳回来或者冲上前去——就好像在试验越南人的炮火一样。他决定应该去冒一下险。”
他们看到卡帕走在前面，之后离开公路，准备跨过公路与一口池塘之间一个有遮避物的地带。他拍摄一个排的人在深草中前进，在潮湿的地平线上散开来的情景。麦克林看了看自己的手表。五分钟后，传来了剧烈的爆炸声。一位法国中尉开了一句玩笑，问他：“原子弹炸起来是不是这个样子的？”
“操他妈的，”卢卡斯骂了一句，“那才是卡帕想要的照片啊。”
突然间，一名年轻南越士兵跑过来向中尉报告。中尉不带任何一丝感情用法语说：“摄影的那个死了。”
“什么？”麦克林问。
“Le photographe est mort。”
麦克林回头看卢卡斯。他无法肯定这个中尉是不是又在开玩笑。“我想这家伙是想告诉我，卡帕已经死了。”完全不相信的麦克林说。中尉点头，之后用很浓的法国口音拼读了几个字母：“d…e…a…t…h”（死了）。另一名士兵跑上来向他报告。“也许没有死，但被迫击炮打伤了，伤得很重。”他补充说。
麦克林和卢卡斯四肢着地横过公路朝卡帕的方向赶去，是在一小块田里。卡帕仰躺在地上，浑身是血。他的左腿已经炸成肉块了。残肢离一个小坑一英尺远，是地雷形成的一个圆坑。他的胸部受了重伤。左手紧捏着康泰克斯牌相机卡帕最后的一张照片是这卷胶卷的第二张，里面是一些士兵在沿着一口池塘前进。。
“卡帕，卡帕！卡帕！”麦克林大喊。
卡帕的嘴唇颤动了一下，之后就不再动了。此时是下午3点10分。麦克林大喊救护人员。几分钟后，一个身材结实的法国人拿着担架过来了，他朝卡帕看了一眼，耸耸肩，转身走了。他已经完了，一点没救。其他很多人都可以救过来的。但是，他又转身，看着麦克林和卢卡斯问：“战友？”麦克林点头。医护人员又耸肩，之后打开担架。
他们将卡帕破碎的尸体抬上担架，之后赶往公路对面一个不那么暴露的地方。到了相对安全的地方后，他们听到公路上发出一声巨响。另一枚地雷炸响了，三名尖叫的南越士兵炸到路旁的水沟里去了。时间一秒一秒地过去。之后，拉卡佩上校来到现场，挥旗拦下一辆救护车，之后，卡帕的尸体给送到了三英里之外的东嘴塘。在那里，一名越南医生宣布：“le photographe”（已经死亡）。
在医疗站的门外，麦克林和卢卡斯见到了这个地区的机动指挥员雅克·纳瓦尔中校。麦克林告诉他说，卡帕已经死了。“C'est l'Indochine（这里是印度支那）。”他答道，之后转身，走过卡帕下午早些时候曾在那里睡过觉的那辆卡车。
“这是在印度支那被打死的第一名美国记者吗？”那个南越医生问。
麦克林点头。
“这是美国人要上的一堂严肃的课。”再过20年，损失了6万名年轻人之后，美国人才明白，在地球的对面，在一个不受欢迎的地方，卷进跟一批有着强烈意识形态的敌人进行的一场游击战是多么无益的一件事情。的确，在后来成为越南战争，而越南人称为“美国战争”的那场战争中，卡帕是第一名死亡的记者。可悲的是，美国人吸取奠边府的教训之前，又有一百多记者死在越南——越南人永远也不能小看。
拉里·伯罗斯当初冲洗过卡帕和《生活》杂志其他摄影记者拍摄的盟军登陆日的胶卷，他为此一连工作了52个小时，当时才18岁，是个身材瘦小的人。命运的奇特在于，他为《生活》杂志工作期间，也死在印度支那。他是1968年为亨利·鲁斯工作时丧命的，成为在印度支那死亡的第一名英国战地记者，他在工作期间赢得了罗伯特·卡帕金奖。
太阳照在烟雾弥漫的午后，漂白了雾气，迫使年轻法国人的双手遮住自己悲哀和焦灼的面孔。他们抬着罗伯特·卡帕的尸体，送上了飞往河内的C…47飞机。在西贡，纳瓦尔将军已经向美国大使馆发去了吊唁信。卡帕将葬在河内，直到有安排运往纽约。飞机到达首都时，有一个塞内加尔礼兵在跑道上等候着。
在河内举行的纪念仪式上，太阳又一次照下来，照着法国人在印度支那最后的几个日子，也照在一身齐整军装的热内·柯尼将军身上。柯尼一脸悲哀，一动不动，他的手僵硬地举起，向已经死去的这位朋友敬礼。漫长的一分钟默哀过去后，他转身向卡帕的媒体同事，向这些因为战斗而变得铁石心肠的老手讲话，许多人都是强忍泪水。他说，“卡帕作为军人中的军人倒下”。之后，他将一枚奖章别在盖在卡帕棺木上的美国国旗上。那是法国人最高的荣誉：带棕榈叶的战争十字勋章。之后，有几只花圈放在卡帕的临时坟墓上。有一个花圈是法国陆军新闻信息处送的。另一个花圈上面写着：“一个朋友”。据说是当地一家餐馆拉布恩卡塞罗尔送来的，卡帕曾“吓坏了那里的侍者，迷住了老板娘，教酒吧的侍者调制美式马爹利”。
第六章传奇故事
“卡帕：他是一位好朋友，也是了不起的摄影家，而且是非常勇敢的摄影家。战地死亡的百分比追上了他，这对任何人来说都是坏运气。对卡帕就尤其如此了。他是那么生动活泼的一个人，想起他已经是一个过世的人，那可真是很难熬的一天啊。”
恩内斯特·海明威，马德里，1954年5月27日
虽然卡帕在战地拍摄遇难总归是不可避免的一件事情——他比任何人都明白，人的运气总有用完的一天——但是，他的死讯还是让朋友、家人和梅格纳姆的同事极其震憾。约翰·斯坦贝克据说在巴黎糊里糊涂地走了14个小时，这个消息让他实在接受不了。小约翰·哈蒙德记得，他母亲珍米接电话的时候，他就跟她在一起。“怎么也安慰不了她——她后来一直没有从他的死讯中恢复过来。他是她一生的最爱，他走了以后，她一切都变了。她成了一个极内向的人，不太爱社交活动，而且开始酗酒。也许他们现在已经在一起了珍米·哈蒙德死于1993年。小约翰·哈蒙德说，她从来都没有放下对卡帕的爱。。”
梅格纳姆的员工，比如英格·邦迪，她当时在梅格纳姆纽约公司工作，1954年5月份的那件事一直留在她心里。“我们简直无法相信。真是太可怕了，极可怕的一段时间。”悲剧又一次发生在梅格纳姆家族：5月16日，卡帕的门徒沃纳·比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