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画家冷冰川有一幅黑白的画叫“阳台”，阳台一角上，植物都长得肥硕可爱，簇拥着两三张同样是圆圆胖胖的椅子。画面无人，但坐在其中做点什么或什么都不做的舒服程度可想而知。朋友沈君说，他家的阳台就是这般模样。花事繁盛的时候，沈君在笔记中细细描述：“三月第十四天，阴午，杜鹃花开一百零九朵”；新买的百合“硕大而清香的白花谢了又开，今又有两花一苞矣”；而一盆繁密肥壮的不知名植物“像盛唐之后的晚唐余韵，但更应该说是像遗音重响，除肥茎和花盆可赏外，因了小小花叶的生机，遂觉生意可人”……有的花还拍照留念。
不知道沈君是如何保持他的闲情逸志的。和多数人一样，从学校出来，做一份平常的工作，侍奉双亲、应酬亲友、结婚、带孩子，这几年又先后两次买房装修，搬家折腾。一般家常男子负担的压力和琐事，他一样也不少。可是他没有渐渐变成发胖、脱发、言语无味、晚上把孩子哄上床就坐在电视机前打瞌睡的人。沈君一如从前地买书看书，写下一叠一叠的读书笔记，其中大多是他的买书记录和读书心得，也有时事评论和日常的喜乐。笔记里还配着相应的图片、照片，心爱的书画印刷品及藏书票，非常赏心悦目。沈君把这戏称为“书房活计”。每隔一段时间，就可以读到沈君一本厚厚的书房札记，那些密密麻麻的文字，即使不经大脑随手写出也要耗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何况沈君是把这“活计”做得情文并茂的，这对于一个白天坐班，下班又有家累的人并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沈君把现实的杂务和心中的世界平衡得很好，旁人看得轻松，其实他一定有自己不为人知的挣扎吧。但我没听他抱怨过，只是时常听他说又看了一本好书，种了几株好花，听朋友说了什么贴心的话，一再在笔记里看到他对好人美文的感动，对生活越来越宽的心怀。
有人说一旦成家立业，俗务缠身，就成了折翅的鸟儿，再也别做飞翔的梦。其实那是他们就此懈怠下来的缘故，时间久了，慢慢就忘了曾经翅膀一扇，风和云在耳边呼呼掠过的日子。沈君平时也是脚踏实地，不见羽翼的吧。然而在那些偶尔卸下日常生活重担的时刻，他便飞起来了，凭借心中的一双翅膀，在一本书的字缝里，在一支烟的工夫里。
折翅的鸟一样可以以心飞翔。
沈从文第1节 人在江湖看水云（1）
沈从文是中国现代文化史上众多的“两截人”之一，但他的“下半截”又与别人有所不同，是“截”得更彻底：解放后他由“从文”而“弃文”，转入文物研究，埋头数十年终成中国古代服饰研究等方面的专家。这不但是改头换面，已近乎脱胎换骨，所以特别引人注目。
一般的看法，对沈从文“转型”无论是从“反面”还是“正面”去理解，都认同文物研究是一寂寞而安静的角落，比处于社会政治风口浪尖的文学要好过得多，沈从文躲在那些“花花朵朵、坛坛罐罐”中，有了相对平静的后半生，所以能做出巨著《中国古代服饰研究》等的成果（按：《花花朵朵、坛坛罐罐——沈从文文物与艺术研究文集》，北京：外文出版社，1994年第一版。未署选编者。收文46篇，大部分是解放后所作，其中21篇为“沈从文别集”所未收。书名取得好，有沈从文味。如我所猜，后得知是汪曾祺拟的。书前有汪曾祺代序《沈从文转业之谜》。部分文章有交代背景、隐衷的注解。1995年2月购）。但，几十年间政治风暴无往不及，是很难有真正的世外桃源的；况且，有人群的地方就有人事纠葛。于是，从陈徒手近年挖掘、披露的材料中（《午门城下的沈从文》。此文结集收入《人有病，天知否》一书时，比在《读书》1998年10月号发表时多了一倍以上增补内容），我们看到了沈从文后半生的许多悲苦无措，尤其在历史博物馆期间的上头压制、人事牵绊、条件艰难，以至一腔热情投入的工作不能顺利开展（但陈徒手说沈从文那些惊人庞大的学术研究各个专题，除了有赖周恩来关心的《中国古代服饰研究》外，其他的“出版都烟消云散”，是不完全正确的，只是他的丰富积累与存世成果太不成比例就是）。此外还有来自自己给予过大力帮助的身边人的打击，“文革”前助手之一、替《中国古代服饰研究》绘插图的范曾，不但大写大字报，还因沈指出他画的一个古代人物的细节错误，而面斥沈“过时”（这一让沈从文晚年深受伤害、耿耿于怀的事件，别的材料中也出现过，如凌宇的《沈从文传》，但陈徒手是第一次公开点范曾的名。文章在《读书》发表后，范曾撰文辩称没有此事，陈徒手在收入《人有病，天知否》时核实材料作了细节修订，但“依然保留了主要的事实，并补充了一些新的史料”）。
至于在历次运动中属于“题中应有之义”的其他遭遇，如下放“干校”、《中国古代服饰研究》编著和出版的几番波折等，就更不必多说了。
就是在这样恶劣的人事环境中，却有两个人，走进了晚年沈从文的生命，默默地、虔诚地、辛勤地协助他的工作，使《中国古代服饰研究》一书终得圆满完成。我认为，要评说沈从文的成就，不能将他后半生的文物研究一笔带过就算；因此，要记载沈从文的一生，这两个助手也应该大书一笔。他们是沈从文晚年的一抹温暖色彩，黄永玉就曾在《这一些忧郁的碎屑》中，表达过对这一男一女的敬意。
男的叫王予予。我当年购得《中国古代服饰研究（增订本）》（上海书店，1997年6月一版，据香港商务印书馆1992年增订本印出，精装大16开，文179篇，黑白图片982幅）后，就已在一个细节上留意到他的情意。作为此书的主要助手，尤其增订是沈从文在病床上指导他具体完成的，那么他本可写一篇后记，谈谈这沈从文去世后才出版的增订本的有关情况。但他只是在沈留下的《再版后记》后面加几句话作为交代，而不另起题目突出自己；其语不多，无文饰，却自见深情与尊师之道，最后说的是：“《再版后记》是沈老在世时对自己的书最末一次说的几句话，事虽相距近十年之久，仿犹耳历。谨附数语补述。念兹。”
女的叫王亚蓉，《中国古代服饰研究》后期插图的绘画者。现在，她编出一本《沈从文晚年口述》（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10月一版），为我们留下晚年沈从文的珍贵片段。
此书的缘起，是一位编辑王瑞智，听到沈从文晚年在家乡湖南演讲的录音后，萌生配上CD出版的想法。他联系上原已将此在海外出版的王亚蓉，又请来两人的好友王晓梵等人（沈从文身后有这么一群“王”，实为幸事），进行了认真细致的整理。全书内容包括：沈从文1981年在湖南的三个演讲（据说新近推出的“沈从文全集”没有全文收录这些演讲），1980年与研究沈从文的美国学者金介甫的谈话，1982年与王亚蓉的谈话，晚年致王亚蓉的7封信（其中一封是并给“二王”的，就因此，这一部分的副题成了“致王予予、王亚蓉的信札”，见出王亚蓉一贯对王予予的尊重），以及王亚蓉等人对沈从文的两篇回忆文章。书中有大量照片和对应的文物图片。附赠那些演讲的节选CD。
在沈从文温婉亲切的声音中读毕，感到书中沈从文的各部分内容，是按上述顺序越往后，才越深入接近其内心。
被作为“重头戏”排在前面的那三次演讲，沈从文谈了后半生的文物工作，也谈了前半生的文学经历。关于文物研究，他虽一再说自己只是“常识多一点”，对自己的研究成果却是津津乐道的，还由之指出了前人书画鉴别等方面的错误，并强调指出，服饰研究“还不仅是一个服装史，等于是物质文化史，从物，实物，具体的物中间提出问题”。但对于文学，他就没有对文物研究这么自信了，反复阐明的基调是：“谈到文学方面，我没有资格说”，“绝对没有发言权”，“我的写作应该说是失败了”，“社会变化太快了……所以就不能不改业了。”不过，即使因为其时的背景、公开的场合而使沈从文小心翼翼，甚至说了些明显是源于“大气候”、“配合需要”的话（如关于不久前访美的见闻），但他始终没有失去一个老知识分子的良知和判断力：讲起当年，他禁不住怀念那时文坛没有“排队”和“指定”的好处，“到了作家要排队的时候我就不太习惯了。”他说自己“只想独立写小说”，“不能够让命令来写。你得让我自己脑子里的命令来写才能写出来。”（在《湘江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又赞赏了美国大学的教授占主导地位、官方对治学“不要求你帮他捧场”等（在湖南省文联座谈会上的讲话）。
接下来与金介甫的对谈，虽然时间比上述演讲还要早一年，但因为是小范围内面对与自己贴近的外国研究学者，因此话题既具体又深入，沈从文也能稍稍放言。
关于写作，他说：“我总觉得（政治）活动也要人，但是工作更需要人。”“应当多一些人低下头来做事。”“让他（作家）在工作上多一点表现，不太引到变化太多的局面里去。但是不可能，有这种妄想也不行。”——最后这句明显已有了身世之叹。他又直接批评文坛后来“捆得太紧了”；还有大学的教学，“学校都是公家训练的，口径都是一样的，这不太好。这个原因也是后头没法子继续写作。”涉及他的后半生文物工作，则对所在的历史博物馆颇有不满的微词。
谈到一些文人，虽是片段，也见出他的评论。如说当年“鲁迅骂的其实也是我骂的，他骂的就合理，我骂的就不合理，因为我骂的就得罪了他的关系。”说起受周作人翻译古希腊神话等影响，我注意到他介绍周作人“打仗时他跟着日本人一起做事情”，而不是省事地说“汉奸”。至于与丁玲的纠纷，对丁玲翻脸不认旧情，他说“那没关系，我不看重这些小事情”，“她要是不满意我也不在乎”，“让她骂骂我也不要紧”。
其他方面，使我留意的还有他劝金介甫不要在他早期习作上花太多工夫，个人作品“值得研究的还是1929年以后”。谈话中间还偶然闪出一两句智者的睿语，是对人世的洞明：“因为我见的事情太多了，大家觉得很庄重的事情，我都觉得庄重里面有可笑的地方。”
到他与王亚蓉前往考古时在火车上的谈话，因为是身边的体己人，那就更放松了。讲他的“干校”生活，艰苦中的情趣：“好美啊”的门前几十亩荷花，“庄严极了”的牛，“很有趣味”的蛇叫；风雨中水淹了屋，可“我在屋里就打个伞，很好玩啊！一点不感到难过。看着窗子上的蜘蛛越长越大……”但，对一些丑恶小人则直斥其“坏”；尤其谈了些文坛的污浊，充满鄙视地说出丁玲许多不堪的内幕、王瑶对他的变色龙态度等。
全书压轴的晚年信札，数量虽少而份量不轻，更足见其人。
一方面，是长者的慈善、体贴、细心。沈从文在王亚蓉困难时期给予经济支持，但他一再告诉她，这事“十分平常自然，万万不要存不安心情。更不应当以为是要感谢”，“一切都是为了工作”。他说自己一向对政治运动“缺少配合敏感”，也不懂迎合上司、“打成一片”，所以动辄得咎；但却几次教她为人处世的细节，居家、作客的人情世故。这种对后辈的关心照拂与细致的“人情”，令人感动。
另一方面，则是一个老人最后的愤怒与悲叹。他对历史博物馆对他工作的不关心、不支持、不懂行表示愤懑；对应为丁玲的“某老太婆”骂他，反应更加激动。这些尚是“小节”，另有两段话则令我瞩目：
一、在1979年6月2日致王亚蓉信中，说到官方的文学研究把他重新提出，“乍一看像是公正合理，民主原则在这部门正重新抬头。事实上我所有书早已全部烧尽……全部毁去，要个‘空头作家’的虚名有什么用。至多是对外起些点假民主作用而已。”——这是我所见后期沈从文对社会政治最大胆、最激烈的言辞。
二、在1982年1月29日致王予予、王亚蓉信中，谈自己的作品重新出版，应该是高兴的，可他却又说道：“也许变故一来，我将有重新摔倒完事可能。中国事一切难以从‘常理推测’即在此。以不抱任何任何不切现实幻想为合理”。——这已不仅是愤慨，而是更沉重的悲凉，融和着他一生所历的沧桑。
为我们存留和带来晚年沈从文这些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