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扉页背面则是新题两行：“甲申春日寄 胜衣弟清玩”。
接下去，可以再抄《曾在我家》：书名页“右下角钤‘且以永日’长方章，序言末钤‘苦雨斋印’方章，字作魏碑体，纵横各加界划。”
目录页右下角则是谷林的小篆长方章“修之藏书印记”，与周作人亲钤的那两方一样，都是朱文印。
内页排版大方，天头、书边开阔，行距疏朗，容得下谷林在行与行之间纠正了个别排印错字。同样的内容，手头河北教育社的32开重印本正文是165页，这北新初版大32开，反而是344页，可见其版式之阔绰。
谷林之纠误，说明是细读过的，但此书出版70多年、在其手半个多世纪，纸张发黄却尚保存整洁。
正文25篇（包括一篇《杂感十六篇》，以及作为《跋》的《〈专斋漫谈〉序》，因“《漫谈》未续写，移作本集代跋”）。前有作者“民国十八年二月十五日”所撰《序》，谓收文大半作于民十七年，小半为民十七年以前（按目录的篇目后均附写作时间）；有5篇是翻译，收在一起的原因是个人“偏见”，因原文意思为己所喜欢，便正如大家引用古人成句一样“整章整节地引用罢了”，并称它们“在这集内是最值得读的文字”；“在自己的文章中只有一篇《忒罗亚的妇女》觉得较好”；末云“文章中所谈的总还是不出文学和时事这两个题目”，关于文学的意见主要在《〈大黑狼的故事〉序》里，“至于时事到现在决不谈了，已详《闭户读书论》中”云。——本册该篇篇末，谷林抄录了周作人1930年2月1日致胡适信的一段：“近六、七年在北京，觉得世故渐深，将成‘明哲’，一九二九几乎全不把笔，即以前所作亦多暮气，偶尔重阅，不禁怃然，却亦觉得仍有道理——另封附呈《永日集》一册，其中《闭户读书论》请读之以供一笑。”
如此这般，一部曾辛苦搜罗而“仅欠”、得作者圆梦的“翘楚”之书，历劫幸存的初版毛边珍本，有知堂亲钤的印章（朱墨犹新！）、有谷林多次的题记和引录，曾在苦雨斋，后归朝内宅，今到忆水舍，经两位老人的手传递，而我有幸复加摩挲、相对——这是怎样的缘份。乍接的心情自然首先是惊喜，此恐怕尚有逾于谷林当年，因为事前完全没有“征兆”；旋即是感动，而又同时竟生了一缕酸悲之意，因为这人情的背后是沧桑，遂温暖与苍凉并存。
还要再说什么呢？“且以永日”吧！
我的笔记中有过一个“知堂读屑”系列，将读过的周氏集子中自己感到“同情”、欣赏、有意思的，及反映了知堂重要思想或个人风格的段落句子抄下来，缀以自己些许批注、零星感想。这当然不能追比知堂的抄书文章，因为都是些未加整理的片段；只是像跑到他的园地上，摘些花草菜叶回来，但目的却不是用作栽种自己的园地，更多时候是借他的口说说自己的想法，以此消磨一些闲暇时光或冷寂心境——正有点“一卷素书消永日”的意思。
《永日集》是在1996年12月中旬读抄的，趁着这次得谷林移赠旧册，就将该书的“知堂读屑”转录过来，以志此缘——
本集主要是译文与抄书（所译所抄均西洋书文，当中多篇是谈古希腊的）、序跋、时论三类文章。
《忒罗亚的妇女》一篇，指对《忒罗亚的妇女》得作者、古希腊悲剧家欧列比台思有“亲密之感”，因为“其著作中唯理的思想与人道的精神”。按这二者亦正是知堂自己的思路。又谈这篇悲剧是“对于人类的哀怜的精神”之体现，“其中并无什么激烈的态度，更没有报复的思想”，“其沉毅处是希腊性质的特别长处”。对待悲剧的命运，知堂也是这样，哀怜整个人类多于反抗，重沉毅不重激烈。此篇抄书文字平平，但知堂序中特别自诩之，盖能突出反映其人生观也。
周作人等第15节 且以永日（2）
《论山母》是译文，在篇后附记中知堂称他很喜欢哈利孙所著此文，这推想除了对古希腊、对事物（诸神）的“起源及其变迁”、对神话的特有兴趣外，还因为文中谈的，古希腊的美术家与诗人的“造神”过程是“洗除宗教中的恐怖分子”，“避开了恐怖与愤怒而转向和平与友爱”；但最初神灵身上的野蛮恐怖，却又仍有影迹留存——这种趋美弃恶，是知堂的人生追求；而恶又始终影影绰绰，则是其自况反映。
《蔼理斯〈感想录〉抄》六则，一则《进步》开头说：“我觉得自己不能同情于现在通行的厌世思想”，但原因并非对人生的乐观，而是因那些“通行的厌世”“错误在于过分看重进步的意思”，到看不见世界的进步便厌世了；实际上，“世界是一个永久的新奇，永久的单调。”——蔼理斯与知堂正是看透“太阳底下无新事”、“这古旧的新奇也是永远的回复”，才反对流行的因信奉进化论而导致的厌世。
二则《晦涩与明白》，说：“至好也是那虚无之中心，须得包围起来才能造出美或深来。”“要明白，要明白，但不要太明白。”
四则《雅歌与传道书》，推崇《旧约》中的《传道书》，因其是“愁思之书”，是“厌世与乐天之一种微妙的平衡”，而这“正是我们所应兼备的态度，在我们要去适宜地把握住人生全体的时候。”又说，在《传道书》的年代，世界是“虚空”的，但“留有一种伟大的希伯来特性，一切特性中之最可宝贵者，便是温暖的博爱的世界主义。”
五则《宗教》，说宗教有如恋爱，“在不能有这个经验的人看来不免有点可笑。既然他们可以没有这个经验而好好的生活，那么让他们满足罢，正如我们也自满足了。”——知堂不是蔼理斯那样的宗教信徒，他抄这则的用意无非是追求那种自得其乐、“好襟怀不要人知”（张炎句）的生存态度，以及一如第六则的标题与结语所示的处世态度：“自己中心”；“或者，毕竟各人都是对的。”
（按：蔼理斯这部《感想录》可列入搜求书目。）
《〈谈龙集·谈虎集〉序》中有云：“我的绅士气（我原是一个中庸主义者）到底还是颇深。”
《〈桃园〉跋》中提到，废名赞同知堂“所引的说蔼理斯是叛逆与隐逸合一的话。”又称自己的“头脑是散文的，唯物的。”评废名，说一是喜欢他的文章，“简洁而有力”，合于知堂“喜含蓄的古典趣味”；二是喜欢他小说里的人物：“这些人与其说是本然的，无宁说是当然的人物……是所梦想的幻景的写像……那样慈爱地写出来，仍然充满人情，却几乎有点神光了……他们的身边总围绕着悲哀的空气……都在这一种空气中行动，好像是在黄昏天气，在这时候朦胧暮色之中一切生物无生物都消失在里面，都觉得互相亲近，互相和解。”
《〈杂拌儿〉跋》评俞平伯之旧而又新的属于传统的文风，兼谈现代散文与明代文学、与传统之接续复现，可与《中国新文学的源流》一书并看。
《〈燕知草〉跋》亦如此。另又指出，抒情散文“必须有涩味与简单味”，“有知识与趣味的两重的统制”，这可算是知堂的追求与自况。再又指出文学须与革命分开，是两样事情。
《〈聊斋鼓词六种〉序》中说：“‘姑妄言之姑听之，豆棚瓜架雨如丝。’我很喜欢这种态度，这是一种文学的心情，不汲汲于功利，但也不是对于人事完全冷淡，只是适中地冷静处之罢了。”“聊斋那时不能再做遗老了，他就以那种豆棚瓜架的态度来应付。”
《〈大黑狼的故事〉序》，谈革命与文学之关系，说：“现代乱世青年只有两条出路，强的冲上去，做个人类进化的‘见证’，弱的退下来，叹息诅咒，以终天年，兼以传种。”按此语实可概括周氏兄弟，只是弱而退的知堂寿则多辱，传了几十年种的反是其兄了。又认为文学不可代革命，作为战壕内即兴的文学，也不同于文士的摇瘦拳头，知堂则自承不革命；而对于曾写（译？）《大黑狼的故事》后弃文去革命、再后又对革命“已没有多大兴致”的谷万川，知堂说：“我并不劝他回到记录大黑狼的那时代来”，因为这跟叫大家回到古代去是同样不可能的，但“又觉得不革命又不不革命之非计，所以想借大黑狼去诱引他一下”。结语云：“这两年来人事改变真不少了，大黑狼和万川都还健在，这真是极可喜的事了。”浮世人事，喜慨交集。
《闭户读书论》劈头就说：“自唯物论兴而人心大变”，没了灵魂轮回之说，令凡夫失去安慰，“一失足成千古恨，再回头已百年身”便成了只有上联无下联，于是使“懦夫有卧志”，知堂自承是懦夫，“苟全性命于乱世是第一要紧”，只好闭户读书；从读书谈到读史，“很有点历史迷，……它（《二十四史》）很诚恳地告诉我们过去曾如此，现在是如此，将来要如此”；历史上的人物事情常重现当世，如白日见鬼，“此可怖的悦乐为不知历史者所不能得者也”；“浅学者流妄生分别”，以后经过什么大变动便会是新世界新人物，“此正是不学之过也。宜……翻开故纸，与活人对照”。按《序》中云“至于时事到现在决不谈了，已详《闭户读书论》中”，可见此篇有对专制重压说怪话的讽世之意；但“自唯物论兴而人心大变”，与从太阳底下无新事的历史中观照出宿命悲观的人生这两点，也是知堂重要的世界观。
《杂感十六篇》，之一《罪人》，谈“一本书的价值，排印，校对，纸张装订，要各占二成，书的本身至多才是十分之四”。关于书籍的错字，举了一个绝妙例子：某人引陶渊明《饮酒》诗：“但恨多谬语，君当恕罪人。”（按此为《饮酒二十首》末一首末二句，原为“恕醉人”。）“这也错得太有意思了。”
之十一《山东之破坏孔孟庙》，文则平平，但最可留意的是其激烈反日，且不止针对文中所述之事，而是进一步推至全面。读之如见一十分清醒之反日义士，谁会想到作者十余年后的遭际。
之十二《历史》，与《闭户读书论》有关段落是同一意思：“天下最残酷的学问是历史”，“我读了中国历史，对于中国民族和我自己失了九成以上的信仰与希望。”又说：“我恐怕也是明末什么社里的一个人，不过有这一点，自己知道有鬼附在身上，自己谨慎了，像瘌病患者一样摇着铃铛叫人避开”。按知堂爱好、重视明末文学，然观此语前半句，使人想到他后
以上6种，2005年1月整理删订
谷林第16节 聚散但看身畔书
“我是‘七七事变’前两天到杭州去当一名练习生的，不足半年，要从这里撤退了，路过开明书店门市部，大减价，进去花了一元钱，买了一网篮的书，内有《二十今人志》，而常常想念的还有施蛰存编的六期《文饭小品》以及一叠《现代》……”
阳春三月，收到我敬慕的谷林先生手札，里面有这样一段闲闲道来的书缘旧事——那时是乱世，但在生命阶段和书价的角度，却使人觉得是老人的“天宝遗事”，接下来，先生谈及今日买书的情形，“一则久不出门阅市，二则书价高不可攀”。那真是别一番景象了。
然后“前文再续书接上回”，先生写到：
“却说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底，我一辆黄包车载着铺盖和网篮赶到火车站，当时身子便捷，给了车夫一元钱，便从车窗爬上，行装也均由车窗递进，得以平安返乡。只是以后风尘历碌，战后重归，自然片纸无剩了。”
写到这里，戛然而止，也刚好满了一页信笺。“常常想念”，那是心爱了，避乱仍相携不弃却又最终散失，但说来没有更多的感叹，只是言止意不尽，纸里纸外，有些什么在淡淡萦绕。
历史长河波澜变幻，人生一瞬在其间，如鲁迅《好的故事》中那些映照着美丽影象的水沫浪泡而已，尤其身外物，原无相持永久的必然。所以古人盖楼养仆来收藏书籍，又训示子孙要永世保存，冀传之久远，这种情怀值得尊敬，但即使我们不忍视之为不智，面对历代太多藏书家的结局，总不由得让人想起画家黄永厚的句子而叹息：“世上几多开山戏，每到收场总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