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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者处世，行止进退自有其道；但是，张中行先生《再谈苦雨斋》记周作人晚年，收拾金石图书分赠故旧，张先生也得了一些，其中有的在浩劫中散弃了，剩下的后来有时翻看，“想到人生多事，逝水流年，不禁推想他及身散之的心情，连自己也不免有不堪回首的幻灭之感”。这是说，纵是及身散之这样“比魏武的分香卖履为达观”的态度，当中也难免有一种幽寂乃至悲凉的“心情”。
我自知软弱，不敢追随古人，视书为宝藏之物，为免却日后事到临头骤然承受那样的伤怀心情，索性就借明季澹生堂主人祁承㸁；《聚书训》的说法，把自己的书称为“聚书”而不称为“藏书”，一早预备了有聚必有散。“聚”字比“藏”字更合人生实况，生命本是聚散的过程，岂惟书也。
回头且说谷林先生，品格、学问等等自不待言，文章亦我所倾心欢喜不已：谈书说人，心细如发，“穷幽测深尽精微”；于不为人在意处“随手拈来，触处成春”。
而在谷林先生的文章中，有一篇篇名看似平实，却仍令我叹赏不已，那便是记周作人及其书的《曾在我家》。
文中述及四、五十年代时，曾遍搜周氏著作，连“旧杂志载有其文字的，以及他人著译之有其序跋的，也一并收购”，发现集外文字亦“尝思抄出别存”，总之一往情深，所得所藏，当极可观。后来的事情我们亦可推想了，“风尘历碌”，浩劫之后，那些周氏著作大概虽不致“片纸无剩”，亦“零落成泥碾作尘”。谷林先生是这样看待的：“然聚散原是人生常理，经历渐多，世情稍减，亦不复十分措意”。这是一种多么豁达、洒脱的境界。但就像知堂及身散之那样，达观并不能就使人修炼成仙，完全超脱出尘，于尘世恩爱心如止水，所以接下来又写道：“只是有一次（钟）叔河君来信，打算重印《陀螺》等几种译书托觅原本而无从再得时，风轻云淡，心头不禁略为回环片刻耳。”通达，却不避人之常情，怅然，而以澹泊出之，“曾在我家”，如此深婉情思，总在我心。
这篇文章和信中那段往事，容易使人想起李清照那篇细说“三十四年之间忧患得失”的《金石录后序》。
《后序》结尾处有几句话：“然有有必有无，有聚必有散，乃理之常。人亡弓，人得之，又胡足道！”——“楚弓楚得”是熟典，楚王止左右求其亡弓，说：“楚王失弓，楚人得之，又何求之。”但孔子对楚王这种气度还不太满意：“惜乎其不大也，不曰‘人遗弓人得之’而已，何必楚也。”（《孔子家语·好生第十》）这里李清照大概受了孔子影响，用典时易“楚”为“人”，进一步凸显广阔胸襟。
但与谷林先生通达之下偶生怅怅的次序相反，易安居士是在悲愁、沉痛笼罩中来表示达观的，这就几乎是完全不同的两种况味了！我们通读《后序》全文，看易安居士回忆他们夫妇如何搜集金石图书，虽节衣缩食但却有“赌书消得泼茶香”（纳兰容若句）的种种情趣，后来又如何经历战乱、流离、丧夫等种种变故，那些珍藏如何逐次散失，几至荡然无存，只剩下所录叙之的一卷亡夫遗著《金石录》，与前尘梦影，相伴老去年华——当此之时，说出那几句话，何其无奈！纵然有洞明世事练达人生的悟道气象，到底是一条人为的“光明尾巴”，完全是为着自我宽慰加上去的。在文章的角度这似是败笔了；破坏了全文欢散悲来的浑然结构，又使全文头重脚轻：它如此软弱无力（连千百年后面对其文其事的读者都难以从中得到安慰，遑论身处其境的垂老一妇人？“只是当时已惘然”！）；完全压不住前文的沉重。借李清照自己的句子说，这个结尾只是“载不动，许多愁”的“舴艋舟”。由此甚至使人怀疑：古籍史册中那么多言行通脱的故事，其中不少纵非伪装亦属强颜，只是用达观的道理求心理平衡和心灵出路，正足证明背后不足为外人道的酸辛，证明中国历史有太多压抑人的苦难。而且道理不能代替真实的人生，像李清照那样的通达，怕只能聊解一时之渴罢了。或者在后人看来，这条“光明尾巴”更大的作用是，因为见出它的勉强，从而进一步加深了悲悯和同情，无意中反而增加了文章的感染力。
然而，以李清照才气与眼角之高（看她对同时词人的评论即知）；又怎会不明白这些。不说那些置身事外没心肝的话罢，从另一角度看，便觉得这条“尾巴”的必然、应然：人生多凄苦惆怅事，确乎需要达观来自我救助，虽是蚱蜢一样的小舟，总可求身心些许安稳。“浮世本来多聚散”（李义山句），想想“楚弓楚得”，乃至想想得者也许比自己更适宜得之，（世间好事，莫过于“英雄宝剑美人名花”那样的“合适”吧？）这是一法；不想那么远，相聚一场，是难得缘分，好来好去，不必粘连拉扯，只视为本非自己必当有，厮守过已足感谢造物恩赐，也是一法。“且留它如梦，送它如客”，书如此，其他的人、事、情也可以如此，应该如此，只能如此。
前面说过，同是忆述图书聚散事，同是达观，李清照给人感受到的就不是谷林先生“风轻云淡”的情味，这其实有以小人之心妄议古人之嫌，可以明确肯定的例证还是我自己：取谷林先生言简意远、含蓄蕴藉的文字来喋喋不休、生发一大篇感慨，如此行径，讽刺又可笑（这种修行上的差距，借废名谈知堂的话便是，谷林先生“总是合礼”而我“常不免是抒情的”）；更见出通脱高远的境界非我这样的俗子所能骤至；而不敢称“藏书”只称“聚书”，则正正仅是对通达的求助，并非真的破迷去执、超然物外。
但无论是哪一种幽婉的心事，底蕴却是相通的：聚散无情，然而“有意”。种种意味，“留予他年说梦痕”，且待各人沉吟咀嚼，各有所思——如果一定强要从“失”中求“得”，这，或许就是吧。
1998年3…4月
谷林第17节 见书如面（1）
“见书如面”专栏，原拟全面记述旧雨新知赐赠的书籍，以志书缘、以表谢意，藉书怀人，略慰师友遥隔的念想。2004年6月下旬，据旧笔记整理了关于谷林先生惠赠其本人著作的一组，因应报纸专栏篇幅割裂为4篇，今重新整理过，合为2篇；11月，又得谷林赐寄新书《答客问》，再写成1篇。现将这3篇统归于此题目下，其他未及记写的书缘，则散见于别的篇章了。
春在案头
“见书如面”，首先要谈的是谷林先生的馈赠，因为，他是我最老的“老友”。先生今年八十又五了，自少即嗜文史，早年虽从事财会工作，但一如英国随笔名家兰姆，于账册之外心契文学、沉潜典籍；先后供职于银行、新华书店总店、文化部出版局、中国历史博物馆等，整理校点过具有珍贵史料价值的《郑孝胥日记》；上世纪七十年代末起以书话随笔、文史小品行世，厚积薄发，卓然成家，文章偏重于对民国及清末文坛人物、著作的品评，旁征博引而精巧雅致，见识通透而亲切可人，文辞考究而笔调优美，融古雅与清丽为一体，深为识者所喜。
谷林在年近七十时，出版了《情趣·知识·襟怀》（三联书店，1988年12月一版）。这是他第一本作品结集，却不是我读的第一本：先已读过他后来出的《书边杂写》，倾心不已，竟自不揣冒昧，贸然致函求索市面已不见的此种；而先生不以僻地野人轻之，慨然出自己所藏赠我，时在1998年2月，因此书而订交，缔结了一段好因缘。
它收在《读书》编辑部编的“读书文丛”，当年由宁成春装帧设计，小巧的开本，洁白如瓷的封面，上淡印作者手稿——谷林的小楷字，清秀流丽——甚为可赏（该丛书后来部分重版过，却失去这一素雅特色了）。得书之日，正好是春节假期后第一天上班的“立春”，睹之惊喜欢欣，养眼怡神，顿感春在此案头小书矣。
说这是寒雨萧萧中先临的春色，更指其内容之美。然而这份“春来的温馨”（集中一篇文题），舒心畅意，却难以言表。谷林在《复还的喜悦》中云，读完黄裳的《珠还记幸》，“声影渐杳而氤氲四壁……想说些读后的喜悦，而体味不深，只怕终究不免唐突了。”这也正是我的踌躇。他又在《坎坷出文章》中，引了黄永玉的一段话，大意是说“栩栩如生”、“形象逼真”这类用滥了的形容词是懒惰而毫无生命力的、假情假意的废话；谷林谓，这使他不敢放纵自己的舌头去评黄永玉的书，怕说出来的也成了标准的废话。——这是过谦了，这份惶恐该是识浅笔拙如我者的。又集中《董老的两句诗》，批评有论者对董必武诗的滥捧，“轻率地用‘点铁成金’那一类的现成话来制作尺寸不合的冠盖。”——这也是我所不满的普遍现象。然则自己既不能像谷林那样推陈出新，下来就不如尽量放弃那些滥调，改用另一类“现成话”去捕捉他那些“氤氲四壁”的春意：那就是抄引谷林自己的如珠妙语，借他对别人恰到好处的漂亮评点，让他“自作自受”。这既免于我“假情假意”之嫌和“轻率”“唐突”的尴尬，也可让读者多认识一点谷林的好。
他的好，首要就在于“情趣、知识、襟怀”。按此书除《题记》外收文44篇，《情趣·知识·襟怀》本是其中谈叶圣陶的一篇。我后来知道，谷林在叶圣陶领导下工作过，对其人品、学识有切身体会而折服、感念不已。但以之为书名，除了纪念前贤，更在于这六个字乃是谷林追慕的境界。我曾总结的评人标准是：见识，才情，学问；颇喜与谷林所拈出相近。这样的境界，我虽不能至而心向往之，谷林自己却像叶圣陶一样，是达到了的，六字正可形容其人。
集内还有两篇的题目也极佳。谈汪原放的《缱绻心情淡欲无》，颇喜这句子与情调，亦近于谷林其人其文的情怀、襟怀。谈汪云乡的《穷幽测深尽精微》，这也是谷林的风格，观人于微，观事于微，观情于微，穷幽测深，丝丝点点，抽丝剥茧，在细节处带出悠长意蕴。
谷林在另一篇谈汪云乡著作的《当鲁迅生活着的北京》中，指汪氏征引虽多，“却无牵萝补屋的痕迹”，“我们只感到这些称引的必要和简洁，不禁要赞叹作者剪裁的手段”；“行文不刻意求工，又每每诗意盎然”。另外在《耄耋老人的款语情话》中的评语：“款语情话，娓娓可听”；《生不逢时尚倾国》中的“如散珠走盘，转侧闪光”；《头白惟余一卷书》中谓“使你读后产生对作者亲切温润的感情”。——所有这些，纵不是谷林有意夫子自道，我们却都可以用来回赠他和本书；我再也找不着更好的说词，去形容这份案头春意了。
但是，他的书话文字，又绝非不着痛痒的浮泛“美文”。像谈冯友兰的《一个长期的旅程》等，在在多有文人的风骨，使我益发怀有敬意。
前面说到，谷林是我的“老友”。这是用年纪来开的玩笑，其实，我更多地是以师长视之，他的情趣、知识、襟怀多年来使我受益良深。诚然，这当中有许多是学不来的，只能潜移默化、自行修为；但有一些地方，却也能让我等不才后学倾力追步之，比如他对用词的讲究，对文字的洁癖，对校对的重视。
集中有多篇均谈到校对和编辑修改问题。在《一样读书有别情》和《对作者的尊重》两文里，谷林分别提出编辑两种不同的“爱人以德”：一是不要擅改作者文章，损害作者的用意；一是对明显不通的应勇于代改、或建议作者改，替作者藏拙。这些确是编辑应把握好的分寸。而在寄赠我的本书中，有多处他亲笔改正的地方，最有趣的是《意难忘》一文，述某书，末段“特别提一下”此书没发现一个错别字，“很想建议出版社让校对者的姓名也同责任编辑一般的署在书内，以接受读者的奖评。”——原文如此，但谷林却用笔将“以”改为“让他”，将“奖评”改为“感谢”。这到底是编辑没有“爱人以德”，还是校对者的疏漏，抑或谷林见到书后，重新斟酌而改动自己的初稿？无论是哪种情况，都见出他的认真，从而成就了严谨而精美的文风。
此后多年通信中，谷林也常谈到要积累词语、推敲字句，对我的行文不谨慎代为审改，直至提出批评，使我触动很大。这种严格的雕琢，其实是一种对文字的敬爱，所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