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青年时代多愁也是正常的，但此后便当是：“梦是不做了，因为他知道醒着也是一样做梦；依旧有海洋般深的情，海洋般大的愁，但是不无风作浪。”（《〈落日颂〉》）这几句话说得太好了，极为贴切，也足让人生阶段转折者警醒。
钱氏的历史观也让我注目。他接受历史的客观性和合理性，“每一个存在的时代都是应当存在。每一个过去的时代都是应当过去。”批评奢谈现代“时代精神”、“尤其是那般唾骂现代而醉心于古希腊罗马的学者”没有史观。（《旁观者》）更多处批评那种为己所需而臆造历史的倾向，“把过去理想化了来满足现在的需要”（同上），“把过去来补足现代的缺陷，适应现代的嗜好”，且这种臆造出来的“黄金时代”随时推移。（《近代散文钞》）他赞赏《休谟的哲学》一书，在于该书作者“从来没有露出后来居上，今是昨非的态度。”从而指出要从当时的历史环境而非今日的标准尺度去看待前人，尊重古人、尊重历史。另还提出：我们只能相信历史现象有因果关系，但不能断言某某为因某某为果，且表面上的因与果，往往有史家无以尽识的貌同心异处在起作用（《中国文学小史序论》）；有人先自主张了魏晋文学为正统，遂视唐宋文学为逆流，但其实，“在无穷尽、难捉摸的历史演变里，依照自己的好恶来定‘顺流’、‘逆流’的标准”，这“不能算是历史观”（《论复古》）；历史并不会为历史编写者的方便着想而按部就班地推进（《〈走向世界丛书〉序》）……等等的当之论。
这是一种理性的历史观。（有时甚至理性到了冷酷的地步：《中国文学小史序论》有一段说，文学史上一些开宗立派的重要人物，往往“浪盗虚名”，但却不可抹杀其影响，“得虚名者虽无实际，得虚名要是实事，作史者须如其实以出耳”。“反之，小家别子，幺弦孤张，虽名字寂寥，而惬心悦目，尽有高出声华籍甚者之上；然姓字既黯淡而勿章，则所衣被之不广可知，作史者亦不得激于表微阐幽之一念，而轻重颠倒”。就是说，由他们埋没去吧。时势造人弄人，读这段话，令我怅叹。）钱氏在阐述这种历史观时，少取挖苦俏皮，而多以正面的评述出之，但其实还是一种嘲讽，对人的嘲讽，因为他还原了所谓万物之灵、全知全能的人，面对历史时的恰当位置、正确处境——渺小的位置，无力的处境。
正由于对所谓史家的人造历史看得深透，遂使钱氏对回忆录、自传、传记，以及相应的考据、索隐、钩沉、搜佚等等研究工作采取了鲜明的不信任乃至鄙视态度，在《模糊的铜镜》、《致彭祖年》、《致黄裳》、《致郑朝宗》、《被考验者的博取善意》、《〈围城〉序》、《〈人·兽·鬼〉序》、《答某记者问》等等地方，都有这方面的冷嘲热讽、妙语与直斥。
但那些大而化之的总论，钱氏同样颇诽之。如《〈英国人民〉》里批评了那种关于国民性的整体论述；《中国固有的文学批评的一个特点》里讽刺了那种凡中必旧、凡西必新的文化观。
……
满堂花中选取我最醉心的这几瓣（还有认为愿望不可倚，反对推求诗作的世道人心的背景，批评少年老气、自恋等才子通病，等等），它们有一个共同的地方，是出于虚妄。钱氏嘲讽的拒斥的抨击的一切，在他眼中，全为虚妄。
大抵多见多思之人，到最后总于世间万物得了虚妄的洞察，惟所取应对办法不同，遂有各种面目。如周氏兄弟，兄是知虚妄而奋斗，压住绝望悲凉作无望的冲锋，耗力太过，“中道崩殂”，成败一言难尽，惟留精神烛照；弟是知虚妄而消极，避入自家园地，人虽长寿却“多辱”。总之，大都难有善果。至于钱锺书，则大概是那充满幽默、嘲讽、俏皮的智者心怀救了他，使他一路在挖苦人间，却没有不耐烦，只是微笑地在虚妄中营造自己的学术之塔——此乃知虚妄者最佳、也是最高明的抉择；当然，怕亦最难。惟对钱氏说一声：善哉，善哉！
近年见友人安迪兄《我与钱锺书先生的短暂交往》，记钱氏在私下交谈中对张爱玲“很不以为然”，态度与某公开场合迥异。我的旧笔记中有次认为钱、张风格相似，是1991年10月读《人·兽·鬼》（海峡文艺出版社，“上海抗战时期文学丛书”。1991年5月一版）后，对其中几篇小说的感想，略云：
《纪念》落笔在人世间，写情的幽婉文字，颇与张爱玲相通。《猫》写世态写上流社会，已见《围城》缩影，而最后情爱只落得一个笑柄，草草萧索，这后面透着作者的悲悯眼神，也有着《围城》“草稿”的味道。
钱锺书不但散文、小说精彩，论著也极漂亮好看。我喜欢《谈艺录》的“东”拉“西”扯，旁征博引，犹如拆开亦成片段的一座七宝楼台。1991年1、2月时读《七缀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12月新一版、1988年2月二印），则赞为“从没读过这么舒服的理论书”，并说：
最喜欢那文风，像汤汤流水，周密也是水分子的周密，而不妨碍水流的随意畅顺。谈文说艺，总有一丝悠然、一抹微笑。更妙的是在论述（以及庞杂的注释）中偶尔有感而发，岔开去几句议论，由文艺到世情，甚而再返及自身，都那么曼妙自然、意味深长。
下面，不可回避的是，《到底还是喜欢》中直言的对杨、钱近年“有所腹诽，情份略减”问题。
我一向轻蔑吃古人尸、食名人饭之流，喜爱钱锺书，其中一个原因就是他对无聊研究者的冷嘲热讽、拒绝呵斥。但钱氏夫妇晚年与几个研究者打的几场仗，我却略有微词，觉得他们的表现非智者所当取。1998年9月关于李洪岩《钱锺书与近代学人》（百花文艺出版社1998年2月一版）的聚书录，曾作私下的具体分析，就不抄引出来了。——我购此书，及田蕙兰等编《钱锺书杨绛研究资料集》（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1月二版），固然有书里书外其他原因（如李著论钱氏与我乡先贤张荫麟之关系部分，令我感兴趣；田编则因得见时钱锺书刚去世，购作个人的微薄哀念），但，也多少出于一种逆反心理，即对这样的研究著作有了同情。
1998年12月关于《钱锺书杨绛研究资料集》的聚书录，曾借一幅丰子恺漫画抒感。这幅画，如其题诗：“家住夕阳江上村，一弯流水绕柴门。种来松树高于屋，借与春禽养子孙。”我乃比喻说：
对研究者同情，因人类的创造几被前贤历尽，认真说来，谁不站在前人的肩膀上呢。是大树，就免不了要让春禽在上面求栖身、养子孙，钱氏自己的《谈艺录》、《管锥编》等，里面就岂止一二大树，简直是前人的浩瀚森林收于其中。关键是看那春禽怎样对待大树，以枝干为巢、以花果为食，是正常的、自然的；至若吸尽树液、刨起根底，乃至摘片叶子作自己的遮羞布或冠冕去招摇撞骗，则仍为我不齿。
——惭愧的是，我虽绝无以“写在钱锺书边上”作自己“冷淡生涯”“小补”之意（也没那个能力），但到底只于这样一棵大树采来几片花瓣与叶子，殊不称私心之倾伏。惟有抄录写于1998年底最后时份、上面那篇聚书录的最后几句话作结——
读钱锺书身后事的报道，其中引杨绛的话：后事简朴之至，是因为钱锺书“不喜欢一切世俗的事物”。
“不喜欢一切世俗的事物”，简单的一句话，却是多么重的一句话。我不禁点头叹息：“三生慧业，不耐浮尘”，说的就是钱锺书这样的人吧；所谓“谪仙”，就是这样的人吧！
2004年11月整理
钱锺书第22节 钱缘之前缘
对钱锺书（以及杨绛）的喜爱，在我个人的读书生涯中是比较早的，此即《到底还是喜欢》所谓“有幸在尚未被炒热前就倾慕之”。
念中学的1984、1985年左右，从图书馆借读了《围城》。那时还是个毛头小子，一路读一路笑，然而读到最后那段话：“这个时间落伍的计时机无意中包涵对人生的讽刺与感伤，深于一切语言、一切啼笑”，却不由得嬉笑变成了沉郁。这个“乐极生悲”的少年阅读经验，印象如此之深，使我对那些贬《围城》为浅薄者，总怀疑他们有没有认真体悟这个结尾。也由此，“讽刺与感伤”成为我所悬的好作品标准之一。
1989年10月，在书店见到《围城》重印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10月一版、1989年9月六印），那时它已畅销到几日间只卖剩最后两本，我不顾囊空都买下来，一作己存，一赠大学知音。——那个黑色灿烂之秋，从那位朋友处还借读了杨绛的《洗澡》，如嚼橄榄，淡淡回味，同样喜爱叹服。
说到杨绛，她的《干校六记》我也是在初读《围城》的中学时，在家乡小邑买的，那应该是初版，记得封面是蓝调，画着树木农舍。1989年大学暑假的西北之旅，带着路上看，不慎遗失在列车上，为此还遗憾了很久。回校后的1989年9月，则买了她的《将饮茶》（三联书店，“读书文丛”。1987年5月一版）。到毕业后的1992年5月，在京城重购《干校六记》校定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2月一版、4月二印）。
这几本杨绛，都带着那位友人的隐约影迹。而更明显的则是钱锺书的《谈艺录》。
此著之令我击节，详见《到底还是喜欢》一文所述。不过，虽因同贬陆游而欢喜，它的深奥内容和书价，始终令当时念大学的我犹豫。1989年9月的一个黄昏，过访友人，其正搬张凳子在走廊看此书，我拿起来翻翻，见扉页上写着：“留予退休后与某某（按：其恋人）共读。”友人在明朗的夕照余晖中有一脸灿烂的笑容。我被那句话展示的情景感动了，也猛然醒悟：是啊，这真是一部可以在晚年与爱人慢慢读去、不会过时失效的书。
于是，去书店买下这本《谈艺录》（补订本。中华书局1984年9月一版、1988年10月三印），连同杨绛的《将饮茶》一起。
其后发生了太多纷乱的事情：友人与那某某转眼分手，以及其他的缘起缘灭……
友人毕业后多年一直漂泊无踪，只有零碎的联系。1994年10月，我忽生写一组“致敬集”之念，记述对心中的大师的购读感想。第一篇就写钱锺书，巧合或者天意或者默契的是，初稿甫成，那友人又注定地在秋天来信。于是通电话时，特意问起当年那本《谈艺录》；却原来，已遗失在多个城市的流迁过程中了。
于是，《谈艺录》对我的意义也就超出了学术价值，而成为年轻时代的一个见证。它让我记得，那时我们曾拥有美好的愿望，并敢把这愿望定得天长地久，并因为这愿望的能实现而有灿烂好看的笑容。同时，它又像是《围城》结尾处的那个老钟，在不知情中，在毫无瓜葛之下，成为人生的讽刺与感伤的一个见证。
2004年11月整理
董桥第23节 红花白花的夏天
这是夏天。阳台上，开了白色的茉莉、红色的蔷薇。楼下草坪，米仔兰也开了朵朵小白花。街道上则是高大的花树了，乳白的白玉兰，香气涌动浮溢，让人恍惚而舒服；猛红的凤凰花，单纯热烈，是少年的炽野无心……
阳光，白云，炎热或微风。高楼静午，偶有几声蝉鸣，一张藤椅，坐对红红白白的自家花木。抽烟，喝水，读一本白色的小书，泡一壶初夏的好书。
是刚从出版社邮获的董桥《这一代的事》（三联书店，“读书文丛”。1992年10月一版、1994年12月二印）。收入的文章，大多已从别处读过了。却也不讨厌，正好借此重温，再看一遍也是好的——值得一读再读、总能带来欢喜回味的书，很少，董桥文章便是这样的手笔，他是有此魅力的不多者之一。
在《自序》中，董桥说：“散文须学、须识、须情”。这三者恰好也是我对大手笔的认同标准。不过，关于情，董桥和我指的都不是浓烈的情感。我指的是才情，至于董桥，他亦最反对浓情，在《满抽屉的寂寞》中，他已借怀念徐訏的文章而专门把这个观点谈得很透了。他的所谓“须情”，照我看是一种含蓄地流露着的心事，不是河溪那样流动的感情，而是花枝那样伸展着的心情。是静态的，流动也只是根茎内汁液的流动，滋润花枝的生长，而不喧哗外流。因此董桥文章有一种微微摇曳的风情，也像花枝，在微风中轻轻摇动。他的文章动情之处，便像劳伦斯夫人回忆录的名字：“不是我，是风”。文人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