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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底”的“养分”丰厚，七宝楼台虽建不成，杂锦碎彩，依然琳琅可赏，足比一般愚匠经营的空空洞洞的商品房养眼怡神！
1997年12月
《博览一夜书》
因读上书后评价不高，当董桥的“英华沉浮录”全部10册由辽宁教育出版社引进，更名为“语文小品录”系列，收入“万象书坊”丛书于1999年1月出版后，我便不想全要，只请周生代买两本以存其貌——我当时未与这套书照面，看过广告后私下属意其中说出我心事和心意的两个书名：《人道是伤春悲秋不长进》、《天气是文字的颜色》。而周生为我挑的恰恰是这两册，令我十分惊喜。如此相契（他喜欢我也喜欢）和知心（他知道我喜欢），大可感念。
1999年8月得之。书的装帧一般，但小巧的开本很可人，正足一握，闲闲看来。已另撰《但求一聚，桥边凉亭》记其读后感。
到2003年立春次日，与周生逛书店，于五折架上见此“语文小品录”另一本《博览一夜书》，以价廉不妨多收。其咬文嚼字的主题内容我始终不特别感兴趣，而另一些文字则被辽教社删节（董桥并不仅是只懂谈风月的风雅名士、掉书袋的酸迂文人，删去的自是其另一面）；剩下来只有间中的品藻人物、介绍书事，并带出他自己情怀、见解的琐琐闲笔为我爱看，虽是细碎漫谈，亦足养兴味，长见识，消长夜，悦心目。
比如关于我前不久才重新认识的金性尧，《读金性尧史评漫兴》一文中引了扬之水为金著《饮河集》作的《跋》数语，谓金性尧文章“不以文采胜，亦非以材料见长，最教人喜欢的，是平和与通达”；董桥表示赞同之余，进而指出金氏做到这点，“靠的是他的见识和情味。”我也深表同意。
董桥自己亦有此数端好处。如《“老先生高论极是”》谈到自己与书相系的一生，有谓：“说书痴、书缘、书话，那是清闲岁月中的风雅情事，有固甚佳，无也何妨”，便是他一向为我欣赏的通达见识，“高论极是”。
这样以细微体贴的心地、敏锐的眼光而道人所未道者，还有《译事漫议》中说到周作人译的《如梦记》。他“老实说”“还是比较喜欢”周的译注，至于译文本身，“有的地方大见文采，有的地方笔力却弱了”。——对知堂的译笔提这样的意见，是值得注意的一家言。
但有一处，我深有同感却捉摸不准董桥自己的意思。《给〈雅舍小品〉增肥》，引梁实秋《出了象牙之塔》一文：“早已到了该出‘象牙之塔’的年龄的人，偏偏有些位还不出来，还在里面流连迷恋着！还想把所有的人都往这塔里招！”董桥说：“这样的立论我是同意的，这样的‘文艺中年’现在也还有，但是，我不觉得这种现象值得梁先生花大气力去写。”——为什么不值得写？董桥这样说，究竟是对“文艺中年”的好意还是轻视？好教我这自嘲又自爱的“文艺中年”猜想！
而全书最足欣快的是读到书后的总跋。这才知道，此书除了与已得的另两本是同一个朋友、同一间书店（周生所赠也是在此买的）之凑巧外，还有一样恰好：却说当初让周生帮我选购，要求之一是要有全书序跋说明，他说本本都有（所以最后就随他做主了）；周生指的是每本书前都有辽教社的《作者简介》、《出版说明》，以及董桥的自序，但这本《博览一夜书》却有其他诸册所不备的《〈英华沉浮录〉跋语》——原来折价书堆中这唯一一本，正好是全套书最后的第十册。无意中得遂本意，诸种巧合、缘份齐集其中，虽是旧版小书，也足为新年迎春的佳物之一了。而这“跋语”中关于“既有旧时月色的影子，也有现代人事的足迹”的总结，还让我找到董桥情意所系一以贯之的证明，写入了《时时刻刻，总是从前》。
个人的“旧时月色”，在写作《时时刻刻，总是从前》前后屡屡重临、遥遥轻触，低徊不能置之。可是，正像朋友劝说的，董桥在此书中同样有一番劝戒。
那是《说得体》一篇，谈做文章、做人要得体（另《党里有这样懂学问的人》也涉此话题，所引陈寅恪、唐振常深得此道），最后又说：“还有一种文章写得得体却未必可以得分；人生毕竟有许多话实在不必多说。”举的例，正是一桩情恨。（唐玄宗把江采苹打入冷宫，后又送去一斛珍珠，她不受，作诗一首连珍珠一并退还。董桥说，那诗虽好、虽得体，“却可以不写，只把珍珠退回去，反倒得体了。”）
“文艺中年”，有些东西写得再得体也还是不得体的！达明一派散伙前唱：“可不可一起安心……”不可，那就各在自己的命定人生中安享浮世的一点点安好、安逸、安稳吧，那已是安慰。至于“旧时月色”，纵有许多好的故事，完全可作文学的优美素材，也实在可以不写、不必多说；所以，《时时刻刻，总是从前》最后只能说：“无从言说……”
2003年2月记，4…5月整理
2005年1月与上篇归并合辑
董桥第25节 但求一聚，桥边凉亭
周六，天气晴好。踢球前后，读了两本董桥。
中学同学时常约一起踢球，屡屡推却。这回想到自己确是太眷恋于书而疏淡于“人”了，虽说体力已不堪、对足球的兴趣也由踢转为看，但想到他们的“踢”，也无非是借机会聚一聚，且热闹喧哗一下也是好的，是贴近活的人生的，遂兴起参与。
动身之前还有一个多小时的空闲，不多不小的一点时间，安安静静的秋日晴午，最合适的消遣便是董桥的小书了。在阳台藤椅上坐对花木，读罢《人道是伤春悲秋不长进》，然后才去球场。动与静、粗犷与清幽、群伙与私己、旧同学之聚与喜爱书之聚，两不偏废而皆得之，虽都只是一点点，但意思到了，也就好了。
晚上回来，索性又躺在宽大的布沙发上，把“语文小品录”的另一册《天气是文字的颜色》也读完，心满意足。
在《一封回信》中，董桥引他人对这些“英华沉浮录”的评语：“竟渐渐读出您的一团和气来”；他自表：“我一向相信文章随人而老”，这专栏不再像最初那样火气旺盛地常挑人家文字的毛病了，“不如多多留意古今中外可观可赏的文字和有情有趣的故事，在营营役役的社会追逐一点书香。”
这样就很好，虽然接下来他说，这样做目的只是改变一下“提高我们的语文水平”的方法——还是念念不忘他的大志。
而且，还是忍不住不时要为别人挑错纠误，教人文章句法。这些替人改的文字，有的很好，有的则属见仁见智，甚至，有改错了的（《黄星华的中文文章》，将黄“社会日趋富庶，平均家庭人口缩减”一语，改为“平均家庭人丁减少；可是……”，这加上去的分号和“可是”等于改丢了上下文的有关内容）。人心相隔，理解不易，一旦不细细体会他人文字的意思和用心，功德无量的老师也会一不留神自己“乱了逻辑”。
《无灯无月也无妨》也谈到文章之道，讲“含蓄”，“永远满足于跟西施在湖边凉亭上喝茶，不要动粗把她拖到卧房里去。”这比喻很好，不妨由此回到前文：文章随人而老，不再那么火气旺盛动粗拉扯了，只满足于在湖边凉亭上喝喝茶、聊聊天，这就够好的。——而且，若是我，会止于与西施不谈家国，只说浣纱；对董桥这些英华沉浮的语文小品亦如是，像我以前说过的，更喜欢留意的是其中引述的“古今中外可观可赏的文字和有情有趣的故事”，以及董桥因之而生发的一些议论，一番感触，一份心情，“一点书香”。至于提高语文水平的大业，挑错纠误，文章句法，则似乎不是与美人纳凉品茶时的恰当话题了。
董桥的这类文字——若以上述眼光看——似乎有知堂抄书的风味，是知堂抄书体文章在今日的回响、延续与发展。也有明显不同的，是更洋化了些，更活泼了些，在引用材料的起承转合、前后呼应、谋章布局等方面则斧凿雕琢的痕迹重了些，多少有点着意的才子气。
但共通之处更多，除了形式，还有品味的追求。例如说：“多读自然通。‘通’者，通情达理也”。（《搞什么文字推理！》）又如《才女这样自负》引用李清照对秦观的批评：“专主情致而少故实”，虽然董桥跟李清照抬杠，说有情致无故实的文字当然易浮泛、是“贫家美女”，但到底仍是美女；不过，在另一处他亮出自己的鲜明观点，还是要“有点情事，有点故实”，“通篇议论跟通篇抒情都要不得”。（《看那满壁缥缃》）这些在知堂看来都应是相契于心的，也是我所喜欢的。
就是这样一些情事、故实、文字、故事、议论、感触、心情、书香，令我会心：《过客达达的马蹄》说老一辈中国人有一种“谦和的宿命心情”；《忽然又怀念徐訏先生》引徐訏的话：“年事老大，心情萧瑟，过一天是一天，不知怎么安排自己才对”；《连周南也称赞饶教授》引金庸一段话，大意说别人的事、将来的事、非我们所能控制的事，“不妨置之度外，任其自然”；《回归石头记》说香港回归前夕忽然到处发现石纹如“回归”二字的石头，人们都说是天意，董桥说：“石头无言，端的可人，硬说解语，反倒俗了”；《“我怎么能早说呢？”》最妙，人生之难，往往体现于这几句话里了：“你为什么不早说？”“我怎么能早说？”“你为什么那么早说出来？”《花花草草都伤心》引一故事：父亲带儿子到“报春山”去，儿子一路满心憧憬，谁知到达后只见一片疮痍，草枯花谢，那小孩忍不住哭着说：“爸，我们回家吧！”……
与旧同学偶尔一聚，踢了球的他们浑身散发汗味，大声谈笑间是鲜活的感受；与董桥偶尔一聚，这些情事与故实则枝枝叶叶都散发书香，暗暗叫好或默默叹息间是清幽的回味。欣悦与惆怅都往往不能置一辞，只有如上面那样，他抄别人我抄他，站在“桥”上抄风景。
但有的还是生发了自己的联想。比如“报春山”那一则，我忍不住要打破董桥的“含蓄”，指出这种“不如归去”的情形，实在可作为人生的概括。像《儒林外史》里的盖宽与老爹去游当年大祭的祠宇，但见荒凉冷落，老爹说起他少年时目睹的盛况，“盖宽道：‘这些古事，提起来令人伤感，我们不如回去罢！’两人慢慢走了出来。”不同的是，盖宽他们到底还有古事可以缅怀，他们是从风流往昔中走出来的；那个小孩，却一开始就遭逢了憧憬的幻灭——大概古人与今人，或说今人与以后的人，其区别就是盖宽他们与那小孩的区别吧！世事江河日下，真像黄小田对上引盖宽那段话的评语：“并阅者也不欲看了。”不如归去。
又如《“闲人不得索鸭”》，记一老画家被打成“反动”，当时有部话剧写一个工人打鸭子而忘了身边的阶级斗争，画家于是大画特画鸭子，题曰：“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令人发酸楚一笑。我在别处又看过一个小故事，主人公也是在“文革”中饱受打击，从此专画鸭子，在画上总钤一印：“盘中物耳”。他们都借鸭子表达了乱世中的沉郁心事。然而董桥还记述了另一个画与题语的故事：也是“文革”，也是受迫害，主角是我尊崇的沈从文。黄永玉为给这位表叔冲喜，特别画了一幅《水墨红梅图》，“时局特殊，画上并无题款，沈老只是在画的空隙处题上几首革命诗”。沈从文的字“漂亮极了”，这幅画成为收藏家的珍品。（《杜南发笔下的书画因缘》）然而沈从文自作的这些诗呢？我只能用“不忍卒读”来形容。对比那两位画鸭子的画家，真叫人不知说什么好——当然不是独要指责沈从文，或许那两位像他般出名、受注意，也不敢题那样的句、钤那样的印了。于是董桥只有轻轻的说一句：“沈从文也要写革命诗，真是为难了他。”
还有《一部新编的钱锺书散文》，记钱锺书曾形容教授是“先把论文哄过自己的先生，然后把讲义哄过自己的学生”，引来同学同事的责难，钱锺书于是把这句过火的话修正了，自认为这样“妥当些”。但董桥不同意：“我不认为这样改会好些。还是当初写的那一句传神。”这为我近年对钱锺书的认识又提供了一个例证，又找到了一个同道。钱氏就是这样，一时剑荡四方，转头又放下屠刀立地成佛，殊可惜。所谓“文章随人而老”、“一团和气”，那应是一种冲淡自在的境界，并不是要压抑自己的天赋特质，去充当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