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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希腊的神与英雄》
新出的海南版装帧精当，图页丰美，甚悦人目。另外，周氏《译后附记》提到，1947年第一次翻译时他曾附了自己一些关于希腊神话的文章，到这次1949年的第二次翻译时只删剩两篇，现海南版搜集了一批这类文章附在书后，可见编者的有心。但超文提到的，原著出版后的次年，周氏即写了与原书名《希腊的神与英雄与人》同题的介绍文章，奇怪的是，今版这批附录中却不收此篇。当然，更令人觉得美中不足的，是它竟没有任何出版说明，在超文介绍的一些情况之外，我觉得有必要稍为详述一下。
作者劳斯，是著述甚丰的学者，深知今昔的希腊，且又懂得神话，周氏称为“难得”（《译本序》）。周氏对此书很赞赏，如在附录的《关于本书》中如此称许：“它的好处我可以简单地举出两点来。其一是诙谐……与清教徒的绅士不是一路的。其二是简单。简单是文章的最高标准……内容颇是复杂，却那么剪裁下来，粗枝大叶的却又疏劲有致……”这说的是劳斯的书，同时也道出了古希腊的某种精神，更是夫子自道，说着周氏自己的文章宗旨了。
超文说，周氏开头不想翻译它，是“因为嫌它是用英文写的儿童读物，并非希腊神话专门之书”，此说不当。《知堂回想录》之《我的工作（三）》、《拾遗（癸）》谈到，他认为在希腊人编的希腊神话（阿波罗多洛斯《希腊神话》）和神话研究理论之外，还应有理解神话的人再来写一册稍为通俗的给小孩子看的故事，而劳斯“可以算是最适任的作者了”。真正令周氏“嫌”的，是作者乃基督教国家人这一点，他总觉得希腊的“改教为可惜”，大概是认为基督教破坏了古希腊的传统，使古希腊人的精神自由空间定格为局促的一神教吧。然而后来也想通了：“已经过去的事是没有办法的”，“我们想要讨教，不得不由基督教国去转手”，这书“究竟要算好的，自己既然写不出，怎么好挑剔别人呢。”（《知堂回想录》之《拾遗（癸）》、《后记》）
此书的第一次翻译是在一个特殊的时空里。1946年5月至1949年1月，周氏被关押在南京老虎桥首都监狱期间，主要做了两件文字工作，其一是写了一批旧体诗，再就是第一年在“忠舍”时，“把一个饼干洋铁罐做台，上面放一片板，当做一桌子”译了本书。（《知堂回想录•；监狱生活》）但《知堂回想录》没有替词学家龙榆生的家人记上一笔：当时，远在北京的周氏家人托龙（时在苏州入狱）的女儿龙顺宜照顾他，龙顺宜姐弟一直负起探监送物之责，这本书就是他们送进去的，译好后可能也由他们代带出送出版社（见龙顺宜《知堂老人在南京》）。此后的情况大致如超文所述，可补充的是，1950年出的那个上海文化生活版，是巴金亲自校勘的（《知堂回想录•；我的工作（二）》）。
对于译了两次，《译后附记》中说：“重译的事殊少兴味”，“兴趣较薄”，这也许与他其时刚出狱不久的心情有关，到晚年写的《知堂回想录》，态度就颇不同了，认为两部希腊神话都译了两次（另一部见下述），这是缘分深，对希腊神话固执的、偏颇的爱好和热心的反映，“我很高兴能够一再翻译了完成我的心愿。”（《北大的南迁》、《我的工作（二）》、《我的工作（三）》、《后记》）
在上面这些价值之外，这个译本还多少表达了周氏中年后的一种人生观、文学观。前述的《希腊的神与英雄与人》一文中，他说：“好几年前我感到教训之无用，早把小铺关了门，已是和文学无缘了”；到《知堂回想录•；我的工作（二）》谈到本书又说：“古人有句话，敝帚千金，我虽然没有这种脾气，可是对于此书，却不免有这样感情。我因为以不知为不知，对于文学什么早已关了门，但是也有知之为知之，这仍旧留着小门不曾关闭，如关于神话是也。”对这观点这里不作展开讨论，但这些话本身的态度我是喜欢的：诚实，谦和，又不乏自负；自知，却不自恋，然而又不是“太上忘情”。
海南版间有注释，但看来应为出版者新加。周氏是非常重视译本注释的（详见下节），此译稿似乎也不可能没有周注。《译后附记》最后有没头没脑的一句话：“至于此外注释的话，说起来也一言难尽，只好因陋就简罢了。”这话的意思，可能是初译时作过注，到译稿失去后，重译就没了再做的“兴味”；或者当时的处境，手头资料缺乏；又或者在当时情形下，不便强求出版社接受其注释，就不作注了——但，“因陋就简”，也可能是虽因上述原因不作详注，到底有些简注也说不定。实情如何颇费猜疑，所以说此书缺一细致的出版说明是个缺憾，虽经耙疏得了一些大致情况，到底还是留有疑窦。
周作人等第9节 周作人古希腊译事小摭（2）
关于《希腊神话》
超文述此书甚详，其中一个要点是认为它确实只译过两次。我是早就怀疑它并不像周氏自称那样只译过两次，就因为中间有1944年连载发表时的《引言》所致。见到此书后，大喜于止庵在后记中也把1944年那次算上，说译过三次，然而总不能解的是与周氏自述间的矛盾。现在按超文的说法，似可释然，原来怕是止庵和我搞错了。但大疑惑解开后却还有小疑惑：1944年《引言》说，当时译出的本文为19章，为何今版却是原本三卷16章、另节本7章呢？对此，超文只能称若非周氏误记，“究竟另有何据，则不得其详”了（另外，《知堂回想录•；我的工作（三）》说，第一次翻译本文有4卷，可见译稿有三种不同的章节划分）；还有，1944年《引言》中估计注释至少有20万字，写于同年的《我的杂学》（后移入《知堂回想录•； 拾遗（癸）》）也说，注释恐有本文的两倍，也即20万字，可是今版的注释约10万字，与本文差不多——这两项出入，“两译说”解释不了，却正可用“三译说”解释得通（止庵后记说今版是1951年第三次翻译稿）。因此，“两译”、“三译”看来暂时只能是一个小小的疑案，超文提供的到底只是一种“推想”，既然按超文说法，周氏所谓“本文19章”可能是误记，那为什么“两译”就不是误记呢？当然这到底是牵强了一点，因为周氏是多次说译过两次的。
为此，我曾在去年与也喜慕知堂的谷林先生通信谈过此事，我大致说：按周氏分别写于1944年和1958年的两篇《引言》以及《知堂回想录•；我的工作（三）》介绍，此书由希腊人自己从古书文献中集录编写，不引用罗马文人的转述、不采口头传说，“可以恳信”；作者不是哲学家、词章家，故没有改窜材料，“他是一个平凡的人”，“叙述平易，不加修饰”，“平常自然”，“简单诚实”，“简直照着字面相信过去，显然别无什么疑惑。许多不一致与矛盾他都坦然地叙述”。这种远古初开天地中人的朴实胸襟、广大气度我甚为追慕，同时，周氏这些介绍虽多有摘抄西方学者的说法，但也正是他自己的意思了，是他的文章路数，如《知堂回想录》等亦不失此坦然之风，但关于两译还是三译的“不一致与矛盾”却令我迷惑。历史长河，浪沫翻覆，细迹难寻，真可借用他（谷林）的一句话了：“哪能一切从头追究呵”。谷林先生早年就搜集周氏著作，曾与周氏有来往，于周氏著述颇有会心，他的回信以闲话的形式提出了看法：“文学家的回忆录不能抵充正史里的纪传。”我私下并不敢把“正史”抬到太高的位置，但这也同样是难以细究的，看来这问题于我只能到此为止了。
在1934年写的《希腊神话二》中，周氏称《希腊拟曲》完工后（1932年）便动手译本书，但真正的第一次翻译还是在1937…1938年。这也是一个特殊时空里的产物：止庵的后记指出，当时周氏不随北大南迁，一段时间赖以谋生的事即靠译此书。钱理群《周作人传》说，当时周氏“袈裟”尚未脱，要“出门托钵募化些米面”，此翻译即其一，并引他致友人信中自述：“拟续翻译希腊神话，却尚不知能否换得若干钱米耳。”
不随北大南迁的后果，大家都知道了，就是周氏最终背叛了民族也背叛了自己；而这第一次的译稿之所以丢失，则是因其售稿对象、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编译委员会南迁香港所致；编委会主持人胡适，在周氏“出山”、“下水”前专门寄来一白话诗，殷殷劝阻，这也是广为人知的，其诗情深意重，却终为周氏不取，上引“出门托钵……”即周氏回复胡适诗中的一句，到头来竟真成了一语双关。然则，这译稿的周折正从侧面记录着周氏人生的转折了。
但就书而论，这翻译虽是为稻粱谋，却是经过多年考虑、慎重择定，出发点也是严肃的，要以古希腊神话这西方文明源头来改造吾邦国民性（止庵的后记所指出的这些，是符合周氏心意的）。
接下来要专门谈一下注释。
超文已引用了周氏将本书翻译注释工作视为“胜业”，其他的都可不珍惜、不值得做的话。把译注提到如此石破天惊的高度，似乎只有周作人了，而我们知道他并不是一个爱说夸张文艺腔的人，则可见他对译注是如何的重视。
文洁若、罗念生回忆与周氏就翻译打交道时，都提到周氏如何为译稿加上详细的注释，在这问题上如何固执，乃至出版社把它们压缩，他会“十分惆怅”，竟觉得连译作本身都“没多大意思”、“没有什么可喜的”。（《晚年的周作人》、《周启明译古希腊戏剧》）这是解放后的事，而周氏这种态度是多年一以贯之的，止庵在后记中引了《知堂回想录•；我的工作（三）》的一个事例，另据《知堂回想录•；翻译小说（上）》补充如下：他的第一部古希腊主题的译著《红星佚史》出版时，他与鲁迅做的注释被删掉了，遂发誓下次不再做“这样出力不讨好的事情”，然而虽有此教训，到本书却还是忍不住要做（所谓做，不全是自己写，包括从原注译来）。此外，除上引的“胜业”之论，周氏还表达过视此译注为深切的责任、不完成即感内疚惶悚的意思——如果我们同意超文的说法，1944年那次发表并非第二次翻译，那么专门为做完译注动一次手，也确是念兹在兹的责任心所致了。还有一个可资旁证的资料是：1934年，他在日本文泉子《如梦记》第一章“译者附记”中说：“假如我在文学上有野心的话，这（译《如梦记》）就是其一，此外是想把希腊神话的注释做完……”按这里“希腊神话”未加书名号，《如梦记》上海文汇出版社1997年6月一版的陈子善《编后琐记》，引用此语也没有为之加上，但从上下文时间推断，这里专指的就是这本阿波罗多洛斯《希腊神话》，陈子善未曾给予说明或补正，不过，他做了一件大有意义的事，就是将《如梦记》连载发表时被删去的“译者附记”（亦即译注）特意找出，予以恢复，这种体贴的做法，当可告慰于泉下的周氏。同样体现出苦心与功德（对译者、对读者而言皆是）的，还有止庵，他充分认识到周氏译注能反映其对原著的研究这一学术价值，主持的这“苦雨斋译丛”三本，都保留了原有的译注。
周氏对本书一往情深，十分看重，是他慎重择定的、愉快而有意义的“主要工作”（《希腊神话二》、《知堂回想录•；拾遗（癸）》）；客观上，如前所述，这书还反映了他的人生转折。然而它却成为止庵后记说的、周氏所有译著中“命运最为坎坷”者，（周氏1958年又写过《引言》，并对1951年译本略加整理过，似乎当时可能有机会出版，但最终还是没了下文。）以致如超文所引，后来周氏写好遗嘱后又专门补上一笔，为此书未能出版叹息不已。另一方面，《知堂回想录•；我的工作（三）》谈此书译注事末云：“幸而本书还没有出世，还不知道情形如何”（注释会否被删）。止庵的后记则说，“幸而”本书现在才得以出版，使人们得到一个比其别的许多译著要忠实可靠得多的本子。也许，这是这样一本书延至今日才面世所能得到的最大安慰了。
周作人等第10节 周作人古希腊译事小摭（3）
关于《财神•；希腊拟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