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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堂花醉-第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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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作人等第10节 周作人古希腊译事小摭(3)

    关于《财神•;希腊拟曲》    
    《财神》,阿里斯托芬著。据《知堂回想录•;我的工作(四)》及后附《解放后译著书目》,解放后他译过一批欧里庇德斯悲剧,喜剧只译过这一个,收在1954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刊行的《阿里斯托芬喜剧集》中。罗念生《周启明译古希腊戏剧》一文介绍稍详:1954年,为纪念阿里斯托芬2400周年诞辰,罗接到出版阿氏喜剧集的任务,由他约人翻译,是他建议找周译《财神》,并由他作了些文字校订。止庵在丛书总序中把出版年份说成1957年,恐怕是“悲”“喜”不分了:《欧里庇德斯悲剧集》才是1957年出版的。    
    《希腊拟曲》,海罗达思、谛阿克列多思著,共12篇,包括现存所有的10篇古希腊拟曲,和相近可供参考的2篇。止庵只在丛书总序中交代了一句说原由商务印书馆1934年印行,其实这书也有些特别意义是值得一说的。    
    首先,按倪墨炎的说法(《想起了周作人的遗嘱》,《文汇读书周报》,1988年5月21日),周作人最早译出的古希腊作品就是这拟曲中的两篇。    
    查《周作人集外文》,有写于1916年的《希腊拟曲二首译者前言》,这“二首”应就是这本《希腊拟曲》中的《媒婆》和《塾师》,也即倪氏说的那两篇吧。(另外在写于1930年的《专斋随笔•;古希腊〈拟曲〉》里说,海罗达思有两篇据英译本重译过,当时收入《陀螺》里,不知是否指这两篇?)比这更早的,1912年,周氏还译过法国人须华百的拟曲仿作,爱屋及乌,其情可见——拟曲是古希腊祭典上的歌唱演作,后演变成民间杂剧,周氏对其的欣赏,一是《希腊拟曲二首译者前言》说的,“多写日常琐事,妙能穿人情之微”;二是本书序和《专斋随笔•;古希腊〈拟曲〉》透露的、亦即前引止庵指出的一层意思:爱古希腊,用意还在中国传统文化、国民性。    
    但若以整书而论,《知堂回想录•;我的工作(一)》里说的:“我弄古希腊的东西,最早是那一册《希腊拟曲》”,则不够严谨,因为之前还有《红星佚史》(虽是后人编写的),以及《冥土旅行》(中收有古希腊人作品),应该这样说:《希腊拟曲》是周氏从希腊原文译过来的、古希腊作品专著集中之最早者。    
    其次,本书是周氏重拾古希腊的缘分之始。本书序中说,他1908年学希腊语,曾一心想译《圣经》,后以其已有通行译本等原因而取消,但时感惆怅,觉得应译点什么以免使那几年功课白费,最终译出此书。虽然,“起因于庄重的《福音书》,经过了二十年以上的光阴,末了出来的乃是一卷很不庄重的异教的杂剧(按:还要是希腊颓废期的作品),这可以算是一个很奇怪的因缘了”。周氏没有明说的是:这可说是人生的讽刺的一个小例子。但到底,有了这个译本,使得喜欢古希腊的“三十年来的岔路不完全白走”,用作者之一谛阿克列多思的话说是“一点点的礼物捎着个大大的人情”,也即中谚所谓“千里送鹅毛,物轻人意重”云云。    
    具体过程是:据《专斋随笔•;古希腊〈拟曲〉》,他在1930年暑假开始译了几篇(包括上述的重译);《知堂回想录》之《学希腊文》、《北大感旧录(七)•;胡适之》、《北大的南迁》则详记:1931年,他想译点古希腊东西作少年时学习希腊文的纪念,选了这题目,到1932年译成,也是售给胡适主持的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编译委员会。(内里有些秽亵文字,他去向胡适说明,取得了谅解,“他笑着答应了”。本书序中还两次提到因了“我的朋友胡适之”的鼓励,此书才能译完。)由此而下,古希腊的作品专著便一本一本地译出了。    
    第三——但并非最不重要的——此译著的稿费的用途更别有纪念意义。全书四万字,以千字十元的高价得了四百元。(这是沾了梁实秋的便宜,当时梁译莎士比亚,编委会也是按此他们定的最高稿酬给的。)周氏用其中的360元买了一块两亩地大、带三间房屋、有成片柏树的坟地,先后用来葬了幼女、侄儿、母亲和妻子——这“是很可纪念的事”,“是我学希腊文的好纪念了”。(《知堂回想录》之《学希腊文》、《北大感旧录(七)•;胡适之》、《北大的南迁》)所谓“一点点的礼物捎着个大大的人情”,看来还可再用上一次,这笔稿费也是这样一份礼物了。    
    关于本书的出版,止庵那句交代是通行的说法,手头多种资料均记载是上海商务印书馆1934年1月初版。但当事人的记忆却与之有出入:《知堂回想录•;我的工作(一)》称,此书1932年译成,“第二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的”;罗念生《周启明译古希腊戏剧》一开头就说:“1933年,我从雅典回国,见到周启明译的《希腊拟曲》(商务版)……”上节提到我给谷林先生的信,当时也一并说到这个问题,看来似乎也只能用谷林先生那句话来解释了:“文学家的回忆录不能抵充正史里的纪传。”——虽则作出同一回忆的有两个文学家。    
    顺便插一句,钟叔河编的《知堂书话(增订重编本)》(海南1997年7月初版)在收入本书《例言》时注释说是刊于1935年版,实际上据《民国时期总书目•;外国文学》载,1934年的初版是已有此《例言》的。    
    周作人对初版的版式(25开)不满意,说因内容不多,“印本又是小字大本,所以更显得戋戋小册了”,“版式不佳,细字长行大页,很不成样子”(《知堂回想录》之《北大的南迁》、《拾遗(巳)》)。但现在我们看到今版32开本,到底是太一般化的统一面目,反而有点怀念周作人那时的多样化,包括他不喜欢的长行大页的25开本。


周作人等第11节 周作人古希腊译事小摭(4)

    关于《全译伊索寓言集》    
    周氏出狱回到北京后,1950年1月,时任出版总署副署长的叶圣陶过访,约他译希腊作品,过了几天,郑振铎替他借来(上节提到的倪墨炎一文则说是郑为他“亲自选定”)法国人EMILE  CHAMBRY编校的《伊索寓言》,周氏于当年3至5月译毕,是他“给公家译书的开始”。1955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书名叫《伊索寓言》——《知堂回想录•;我的工作(三)》及后附的《解放后译著书目》介绍的情况就是这样,而止庵在丛书总序中称周译原题为《全译伊索寓言集》,《伊索寓言》这一书名则是当年出版社改的。或者他的资料来源是周译手稿吧,因为他接着又介绍:译稿内容当时曾被编辑改动,今依手稿改回。    
    所谓“全译”,是把后人混入的,以及一般译本以“低级趣味”、“无意义”为由排除掉的都译出来,总计358篇(可供比较的是,同是人文社,1981年初版的、罗念生等人译的《伊索寓言》,收了330篇,似略可见学术胸怀之别),附注释66条——《知堂回想录•;我的工作(三)》说此书“译得不算怎么仔细,但是加有注释64条,可以说还可满意的”。这是周氏一贯重视、自得于译注的又一反映,但注释数目是记错了。    
    此版后附周氏《关于伊索寓言》一文,是为1955年人文版写的。《知堂书话(增订重编本)》收入此文时,题注与末注有出入,题注称“《伊索寓言》,人文社1963年初版”,误,1963年那次是二版。    
    在本书的翻译故事中,出现了谈周译古希腊不能不提到的一个人:郑振铎。    
    前述周氏写《希腊的神与英雄与人》,介绍《希腊的神与英雄》一书,但开头结尾谈的却是郑振铎。文章劈头就从与郑氏的相识谈起,回忆昔年同声气共创事之盛,此后如何各走不同的文学道路,但彼此仍“有一种共通的地方”,那就是对希腊神话的兴趣。(按周作人第一部以古希腊为主题的译著,是后人根据荷马二史诗编写的《红星佚史》,而郑振铎也译过《伊利亚特》和《奥特赛》。)——这一共通点,后来最大的印证是一本书和一篇文章:    
    介绍萨波到中国来,是周氏怀了三十年的心愿,到1949年终于编译出《希腊女诗人萨波》,可算是刚出狱的愉快事(见该书《序言》)。而让他更为动情的是,在当时情势下此书能出版有赖郑氏的主动支持:郑氏在知道他把译稿交出版社后,即竭力怂恿老板付印,并收入自己主编的“文艺复兴丛书”里(《知堂回想录•;我的工作(一)》)——这件事的背景,是抗战胜利、周氏被捕后,郑振铎写了一篇客观公正的、既义正辞严又有厚爱善意的名文《惜周作人》,当中提到周氏“对于希腊文学的素养也是近人所罕及的”,提出了一个“保全他”的方法:“囚禁着他,但使他工作着,从事于翻译希腊文学什么的。”到解放后,政府安排给周氏的工作就是以希腊和日本文学为主的翻译(对此周氏也心存感激),应当有郑氏的主张在起作用,译《伊索寓言》则是具体帮助的一个例子。    
    道不同矣,解放后更是地位悬殊,但至少在古希腊这一共通点上,二人还是知心的,不负当年之交。郑振铎去世后,周氏在《知堂回想录•;我的工作(一)》记下《希腊女诗人萨波》出版事宜,最后说:“古来有句话,索解人难得,若是西谛可以算是一个解人,但是现在可是已经不可再得了。”末一句尤其平实得朴讷,然而有无限的深情,也有言不能尽的寂寞。    
    周氏于古希腊也正“是一个解人”。“解人难得”,因此我们虽不齿于他的投敌,却也不应忘了感念他从那片初生天地、文明源头传递过来的养分。(哪怕喜欢古希腊并不怀有周氏那番良苦乃至宏伟的用心,如在下,爱古希腊是意在“出世”,不像周氏所取为“入世”也。)那么,虽然在道理上译本可能旧不如新(如某些专家的意见。然而进化论能否应用于翻译,当年涉足翻译的那批学者文士的学问见识能否为时下贤哲轻易超越,尚大可存疑),但以人情而言,说周作人的旧译本至少还有这么一点意义:使我们面对之能产生他回忆郑振铎时的那份怀念的情感,不是一句太夸张的话吧?因此,前面谈到《希腊神话》的完整出版是其延至今日才面世的最大安慰,其实这样说对已死的译者毫无意义,真正得益的还是我们读者,故我们在挑剔止庵及有关出版社的同时,也应表示一份感谢。同时我还盼望着周译的其他古希腊著作重印,特别是他晚年立遗嘱专门记上一笔、视为平生心愿的《卢奇安对话集》,和印证了周、郑友谊的《希腊女诗人萨波》。(又:我后来购上海书店将郑振铎译述、编著的两部旧著合为一册重刊的《希腊罗马的神话与传说》,买的时候,也是重在从中可追想他与周作人交谊的情味。——就像神话,是一个民族文明的起点、背景和早年记忆。)    
    诚然,喜爱旧译本到底难免迷恋尸骸之嘲;研究、翻译古希腊代有人出,我们也不能说寂寞,但周作人这样的古希腊解人不在了,“现在可是已经不可再得了”,想起来总是惘惘。    
    2000年1…2月    
    按:一、本文草稿曾蒙谷林先生指正纠误。    
    二、本文节选《关于知堂译〈财神·希腊拟曲〉》在2000年4月5日《中华读书报》发表后,朱金顺先生撰《也说知堂译〈希腊拟曲〉》刊于该报,就有关问题有所补充。    
    三、拙文中指出的,止庵“苦雨斋译丛”首辑总序关于人文社《阿里斯托芬喜剧集》出版时间之误,他在2000年1月出版的《六丑笔记》一书所收该“总序”里,已经改正。(我在同年6月才买到该书,其时本文节选已见报了。)关于《希腊神话》周作人究竟译过两次还是三次,止庵在收入《苦雨斋识小》的《希腊神话二三事》一文中,已修正为只译过两次。    
    ——拙文既曾节选见报,更复全篇于网上流布(包括在上述诸位方家补充、修改后,仍有网友转贴),为示负责,故正文仍存原来面目,而作此说明。    
    四、2004年3月为《南方都市报》写“书架之南”专栏,谈古希腊的人文,曾以本文为主,从中缀拾周作人古希腊之旅的一些人事,整理成《记得曾在古希腊的握手》、《以神话作见证》、《古希腊旅途的另几个身影》三篇,分别述郑振铎、郑与周所译古希腊神话、胡适、罗念生、止庵。    
    五、“苦雨斋译丛”后来已出新版,新收入《路吉阿诺斯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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