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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苦雨斋译丛”后来已出新版，新收入《路吉阿诺斯对话集》、《欧里庇得斯悲剧集》，谨附两书聚书录于后，作为补充。
周作人等第12节 一场书信的瓜蔓（1）
2002年5月，因与谷林通信而起一番心绪，乃瓜蔓牵连地读了《知堂书信》、《俞平伯年谱》、《周作人年谱》，以及一批相关的资料文章。当时颇思将拉杂的读后随感写篇关于周作人书信与交谊的文章，在电脑打了底稿；惟闲暇既少又心多旁骛，终未完成，空自叹息。现在也没有能力重新布局谋篇，只在其基础上略加修订整理，并附录几本相关书籍的记录而已。
黄开发编的《知堂书信》（华夏出版社。1994年9月一版、1995年1月一印），收入了周作人自编、1933年7月出版的《周作人书信》全部内容，香港在七十年代出版的《周作人晚年手札一百封》、《周曹通信集》的大部分内容，以及其他一些已发表的书信。全书按周氏在《周作人书信》的《序信》中“书”与“信”的划分意见，分为“书牍文”和“尺牍”两编。
甲编“书牍文”，我早几年断断续续读过，在《知堂读屑》中略有提到。乙编“尺牍”以前也曾读了些；这回因与谷林谈起一事，颇生感叹，想起此书，遂取来至“小满”夜读一过。
这“尺牍”所收，除致青木正儿6封分别写于二十、五十、六十年代外，其他的恰巧以其“前后半生”为界线：致胡适、江绍原、俞平伯、废名、沈启无、许寿裳、汪馥泉、施蛰存、赵家璧、陶亢德一批，写于1937年前；致曹聚仁、鲍耀明、徐訏一批，写于五十年代后。
“附逆”之前的“前半生”书信，以我体味的情调，又可分为“鲜活”和“文静”两类。（下举信件，为行文顺畅，只对有特定背景、内容应与写信时间对看者才注明时间。）
“鲜活”，首先是常月旦当时人物。如在致江绍原信中，不止一次贬斥已失和的鲁迅（按其中有谓鲁迅“将刊行情书集，则几乎丧失理性矣”。语有偏激，但意见我赞成，我也一向反感出版情书）；多次提出对蔡元培的微词乃至反对（按周作人对蔡元培公开与私下评说之迥异，曾为谷林特意拈出，见其评周、江往还书信集《周作人早年佚简笺注》的文章《片言只语见性情》）。又如在致胡适信中激烈地反对优待废君溥仪等。他也不限于在背后对第三者说长道短，有时还当面指陈收信人，如直言批评胡适，说他还是专心做学问好，别把才力“耗费于别的不相干的事情上面”。当然，他提到时人并不都是否定，也尽有正面的好话和关心。如在致施蛰存信中称许李广田“作散文颇有致”，向主编《现代》的施推荐刊登；更如1937年8月29日致陶亢德，忽飞来一语：“梁宗岱在南开闻至今无消息，颇可虑”，战乱中怀人，是温暖的一笔。
其次是常谈及时事，反映出学界的、进而是社会的风向。如1928年11月30日致江绍原信，记激进学生事并呵斥之。
还有直接抒写自己世界观的。如1929年2月7日、1929年4月19日致江绍原两封，述“世故渐深”，对社会失望的消极，“旁观”、“隐逸态度”；1930年2月21 日致汪馥泉谈“近来颇觉得韬晦之佳”。
又有结合时事、思想而叙述个人生活。最可注意、也最令人感慨的，是致陶亢德的5封。它们写于1937年8至10月，是正式“落水”前的申说，述以家累无可离北平，还寄言“勿视留北诸人为李陵，却当作苏武看为宜。”陶将它们在杂志刊出，“以告关心（留在已陷落的北平的）苦雨翁者”。
涉及文事方面，则如致江绍原信，经常有购、读、评民俗等杂学之书的记载，致其他人的也多谈写作、出版等事体。尤为我感兴趣的，一是曾在致江绍原信中说，只因“插图甚多”，而买了本内容与文字都看不懂的德文医学史——医学自属周作人的“杂学”之一，但亦见出他对插图的喜爱；二是致赵家璧一封信中，谈对于散文选编，不取郑振铎的以性质区分而取郁达夫的以人分意见，也是我所赞成的。
这些信哪怕内容沉重，但皆属直陈写来，常有一股活动的生气。对重大问题如此，如上举致胡适两封。于一些细节上亦见出属于年轻意气的幽默风趣，如致江绍原信：“承示夫人又有弄璋（or瓦？）之喜……云‘怎生是好’何也？”这是亲密友朋间的私下谐谑；致江绍原的另一封，调侃说“因‘三个＇没＇有闲’以致搁置了几天未写回信”（按成仿吾曾连用三个“闲暇”评说鲁迅。后来，鲁迅也专门自命集名曰《三闲集》）。
——以上种种通信中呈现的，可称是一个“鲜活”的周作人。但在致俞平伯、废名、沈启无这三位弟子的信中，却是另一副“文静”的面貌了。
也有涉及思想的变化，如1932年11月13日、1933年2月25日致俞平伯的两封，但用的却是“侧笔”。甚至有因时势而起的悲凉，如1933年1月31日致废名一封，但亦点到即止。
也谈个人的生活，但只是闲闲叙述日常起居，顺笔描写触目景物，自具韵致。如致俞平伯的几封：“虽然已是春天，而花叶尚未茂发，不免有寂寥之感”；“秋意渐深，早上已颇凉，而学校亦就要上课了，奈何。谚云：‘蟋蟀鸣，懒妇惊’，此一惊字不佞颇能体谅。”乃至整封信可作一小品看，深得古人神韵，活见文人情趣，如还是致俞平伯：“《新月》便以奉送，因我已另得一册了。贴来邮票恕已没收，但别换一枚贴在信面，请寄到时收下可也。春雨如酥，庭中丁香大有抽芽之意矣。”
也月旦人物、评点作品，但不再见前举致江、胡的那类放言臧否时人之语，谈的只是古人古书。如在致俞平伯信中比较张岱与王思任的优劣，兼谈对散文小品的看法。在致沈启无的信中称许《齐民要术》是“朴实而别有风致”的“好小品文”；赞《庄子》写法“可羡而不可仿效”，等等。
也出现对朋友的怀想、关心，但只限于几个亲密好友之间。如在致俞平伯信中谈门下四大弟子的另一位江绍原，“不知系何病……颇觉可念”，请俞去探视并把情况告知。而且这类信往往也写得很有文学情致，如致俞平伯云：“废公尚未北归，亦无消息，岂真在等待春草绿乎”。致废名谓：“山中春色如何？山门虽旧，枣树想健在也。”就算话语平白，写来竟也如诗，如致俞平伯谈长雨之苦，“想兄亦有同感，（不能去看电影了吧？）但或者《燕知草》已竟写了，则亦大有益处耳。”致沈启无说：“前日来庵匆匆即别，不及以莲花白酒奉饮，甚怅怅也……何时请携书来补喝该酒乎。”
也当然离不开文事，突出的是谈笺、制笺并赠友，读闲书，读得好文字书录之相赠，诗文、联语的往来，等等，古趣盎然。
——总之，与这些契心弟子谈，周作人总是沉静的，哪怕喜悦。写给他们的，都是典型古代文人风格的尺牍小品，内容如此，即称谓、落款亦可见一斑。我特地翻看了《周作人年谱》（增订本。张菊香、张铁荣编。天津人民出版社。2000年4月一版）所附的《周作人别名笔名录》，它按笔名首次使用而列，点一下，当中出处为书信的有17个，属于致沈启无的即有11个，另致废名的3个，致俞平伯的1个等。这些别号多有可品味者，如“苦雨翁”（致俞），“苦雨”、“药庐”（致废），“茶庵”、“苦茶子”、“苦茶”、“知”、“山尊”、“案山”（致沈）；非于写信时首度“发明”的，则有如“知堂”。另周作人称呼受信者也有用其别号的，如“白萍道兄”（俞），“常出屋斋居士”（废），“书廊道兄”、“茗缘道兄”、“茶衲道兄”（沈）等——纯然一派古色古香。
这种“文静”的风格，与收信者有关。我常感到，在通信中受信一方的气质会有意无意地影响写信人，不但影响信的内容，且连叙述的口吻或者说文风都会因应有了微妙的、可能写信人自己都不自觉的区别；又或者说，写信人的某种本色，会因与收信者情味相投而焕发出来。周作人写给俞、废、沈三人的信有此独特面目，当属这种情形。（其中，他写给俞、沈的信相对家常一点，致废名的信则特别质朴、“涩”，便因为废名本身有一种近于禅意的“枯”。）
但我可以这样归纳划分为“鲜活”和“文静”两类、周作人早期尺牍能给我这种“整齐”的印象，是有一个前提的：这致俞平伯35封、致废名17封、致沈启无25封，都由周作人本人挑选过，编入《周作人书信》。我并非指周氏在作伪，但总怀疑，落选的信是否也都这样有整齐划一的风格？从道理计不可能，那么应该说，周作人选择这批信出版，是有意给公众一个自身认可的形象。谷林曾在《周作人的回想录和书信》中说：“窃以为《周作人书信》其实是当年作者的一种自选集”。我愿进而作诛心之论：周作人当然也知道其他的信不可能永远不出版，那就趁自己还可以有所把握时，亲自编定，告诉世人，这才是真正的我——既表示自己对于信的态度，也表示对于自身的认定。这点，手头有周作人其他早年书信者（如近年出版的《周作人俞平伯往来书札影真》。按这是我喜欢的书，但它极高昂的价钱我认为不合理，买得起也决不支持），自可鉴别；我从《周作人集外文》中找到一封1922年4月15日致俞平伯的信，趣味颇有别之，也证实了我的想法。
周作人等第13节 一场书信的瓜蔓（2）
到“后半生”的晚年书信，则是另一种面目了。早、晚年意气，大有别焉。
最突出的，是求援请助的内容。致曹聚仁的信，主要是文章、出版的请托（周作人晚年包括最重要著作《知堂回想录》在内的一批作品，都通过曹在港发表）。而由此而来的，是频频请款，催要稿费，时有“望眼欲穿”之态。有时这头才得了一笔，马上又提出“设法为第二次汇款，多少不拘，企望之至”。览之令人心酸。
致鲍耀明，则主要托购食物、书籍。这是因为鲍与曹聚仁作为文化界、出版界名人不一样，乃是一业余文艺爱好者，正职是日本商行的职员，能得其便。本来周的托购东西也很正常，但看到其中有求购北京所无的海胆酱“云丹”，以及“日本海产物罐头”（因北京鱼鲜“只是河里的鱼，其味道与海鱼不一样”），总还是令人有点联想。周作人对生活的追求，虽在那样家境困难、不断催款求助的情况下，仍不能改之。
只有个别的，如致鲍耀明一封信的结尾：“北京天气渐渐的暖起来了，院子里有些花木也都发出绿叶”，尚能略存早年致俞、废、沈的好情调。
此外可注意的，是几件周作人念念不忘、再三叙说的事。
其一，关于“变节”。像致鲍耀明谈“关于督办事，既非胁迫，亦非自动”的情况；赞蒋梦麟“讲信用”、“不势利”，因他在抗战胜利后、周氏受审时，肯出具他曾以校长身份让周照管北大校产的证明，等等。特别要提到的是这本《知堂书信》致徐訏的唯一一封（由黄开发从报刊上编入）。周作人与徐只有一面之缘，但读到徐关于《知堂回想录》的文章，觉“对于鄙人的批评，宽和平恕，得未曾有”，只是“我对于自己的行为向取‘不辩解’主义……但是对于先生却不妨来说明一下沦陷时我的境况，就知道由于我不能丢下家族，所以留在北平”，下细述之，“结果无非证明我意思＇志＇薄弱，没有撇掉家族，牺牲别人、救出自己的毅力而已，所以除了对于先生以外，我是并不曾说过。可是我也并不后悔……”
其二，关于晚岁的重要工作。《知堂回想录》下另述之，而对于视为平生心愿、暮年立遗嘱专门记上一笔的古希腊《路吉阿诺斯对话选》翻译，周作人给曹、鲍、徐的信也不时谈到，“告一段落，这是我自己觉得很可幸的事”云云。
其三，关于鲁迅。按周作人晚年写下大量关于鲁迅的文章，结集过几本书。这对于保存鲁迅资料，是令人高兴、欣慰的。但我们虽不认为周作人是主动“吃鲁迅饭”，然而念及其背景：鲁迅已成为主流的偶像，而周氏却退到时代与社会的暗角，在公众中只留有依附于鲁迅的资源和价值……这一情形，令人黯然。周作人私下对鲁迅的真实想法，也只能在与海外友人的通信间“发泄”。“集大成”的是1958年5月20日致曹聚仁的一封，大致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