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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看看腕上的手表，已经是晚上六点十二分了，距离探视时间结束还有48分钟。妈妈和弟弟推着轮椅上的我们匆匆走入住院处大厅，后面还陪同着姨妈和弟媳，弟媳的怀里抱着22个月的小侄子一涵。来之前我们只知道孙恂大姐住在心内科25床，护士告诉我们心内科分干部病房和普通病房两种，她打了好多的电话，最后终于帮我们查到孙恂的名字在普通心内科。我们返回到住院处门口的鲜花店。时值深秋，鲜花店里却春意盎然，在那片姹紫嫣红中一只刚刚插完的花篮精致而美丽，许多我们叫不出名字的鲜花相互簇拥着绽放，我们想这花一定能给病床上的孙恂大姐带来生命的绿意和大自然的气息。我们掏出身上所有的钱，只留下了回去打车的路费，倾其所有把花篮买了下来。在旧楼的心内科一楼回廊里，一涵看见我们怀里抱着盛开的鲜花，奶声奶气地向我们招着小手喊：“姑姑、姑姑快来啊！”
二楼病房一个挨着一个，每一间病房门口都挂着小牌写着病房里的床号。一位年长一些的护士阿姨把我们带到一个敞开着门的病房口，通知说：“孙恂，有人来看你了！”
简陋的病房里孙大姐躺在靠窗的病床上正在输液，她比我们在电视上看到的要憔悴许多，头发已经斑白，一床被子几乎全部遮掩了她瘦弱的身体。我们终于看到孙大姐了，握住她的手，她的手枯瘦，干枯的皮肤下埋着针管，但她的手指却是温暖有力的。我们好激动，想笑着叫她，可是不争气的眼泪却涌出了眼眶。我们用颤抖的声音说：“孙大姐，我们是春曼和心曼，我们来看您了，是和妈妈、弟弟一起来的。”孙大姐用力回握住我们的手问：“你们怎么找到这里了？”又说，“我刚接到你们的信，申请彩票的事情我给你们当地省市各级领导写了信已经尽力了，你们要记住，无论到什么时候都要留得青山在！”我们忍住泪水拼命地点头。我们告诉她我们是来北京做节目的，我们的书亭能挺住，请放心养病。探视的时间快结束了，我们真想在孙大姐身边多陪她一会儿，又怕打扰她休息，只好依依不舍地松开了紧握着她的手，留下那只花篮在床头。保姆捧给孙大姐看，告诉她：“这是春曼心曼给您买的！”孙大姐却说：“我知道你们家生活困难，不要花钱给我买东西呀！”
孙大姐，您知道吗？给您买花我们高兴呀！鲜花带给您的是祝福，是希望，我们祝您早日康复！
暮色渐浓，医院门口拥挤的人群已经散去，在暮色中北京的街头是那么的繁华而陌生。我们全家在马路边，准备打车返回电视台为我们安排的厂洼街武警部队招待所。来来往往很多车辆，司机师傅一看有轮椅，几乎都众口一词地摇头说：“您说的地儿我没去过，不知道在哪儿啊！”有的干脆开过去不停车。
天已经很晚了，夜风吹动裙摆，凉意袭来。一涵挣脱妈妈的怀抱，踮起小脚尖把着我们的轮椅扶手，用小脸在大姑和小姑的胳膊上亲昵地揉搓，小嘴里甜甜地喊着：“姑姑啊！”我们看了一下腕上的手表，已经是晚上九点四十八分了，孩子肯定是饿了。四处张望附近没有一处卖吃食的地方。小宝宝似乎很理解大人遇到的困难，没有哭闹，而是乖巧地忽闪着大眼睛笑了，孩子的笑容使我们很心酸。
医院门口不断有人从出租车里下来上去，弟弟也不断地跑过去向司机师傅说着好话，车灯流影中，他向出租车扬起的手臂是那么的沉重和茫然。
来时的一幕幕像过电影一样在我们的眼前闪过。
来北京电视台做节目之前我们就想，这次到北京一定要看望王淑娟老师和孙恂大姐，我们看望她们完全是出于多年仰慕的情感，九年间她们给予我们姐妹的关爱无时无刻不在鼓舞和温暖着我们。
从武警部队招待所出来，外面阳光明媚，我们事先计算好先去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看望王淑娟老师，之后再去北大医院看孙大姐。然而，在马路上站了一下午也没有打到车，已经错过了王淑娟老师的上班时间，马路旁树叶被风吹动，阳光里也浸满了灰尘。我们实在没有办法了，只好给北京电视台打电话，最后是邀请我们上节目的《真情互动》剧组的记者打来两辆出租车送我们到北大医院的。
现在我们全家已经筋疲力尽，心力交瘁了，在即将露宿街头的危难中我们想到了拨打110。一位武警战士看到我们在打110，主动出面帮我们拦了辆出租车，事态急转直下，司机师傅以超乎寻常的热情把轮椅放到了后备箱里。我们对那位武警战士千恩万谢。
第三部分 影响我们一生的人九年深情（2）
玻璃窗外滑过一道一道街灯流影，北京这座城市夜色阑珊，打出租车的遭遇使我们不得不承受残疾带来的尴尬。没有看到王淑娟老师成为我们此次北京之行的又一个遗憾。而回想起病房里的情景，孙大姐又给我们的心灵以极大的震撼！她这种身体状况，还用那么平和的心态和顽强的精神去帮我们这对生活在遥远小村镇的轮椅姐妹，她带给我们的震撼和鼓舞是永恒的。我们的手上还留有孙恂大姐的体温和力量，无论我们面对什么样的困难，都必须有一个顽强的精神，要好好活着！
一年前
2003年9月的一天，我们接到福州爸爸打来的电话，告诉我们今晚中央电视台《新闻会客厅》是白岩松采访孙恂大姐。晚上我们全家很早就吃过晚饭坐在电视机前，当主持人重复那句开始语：“欢迎您收看《新闻客厅》！今晚的客人是谁？”我们的心激动得怦怦直跳。认识孙大姐已经八年的时间了，我们只听到过她的声音和看过她的相片，从来没有看到过动态的孙大姐。
电视机荧屏上出现的是一个19岁女孩儿的黑白相片，女孩儿那甜美的笑容中略带顽皮，两条乌黑的麻花辫子垂在肩头，这就是少女时期的孙恂。44年前的孙大姐还是一个充满幻想、爱冒险的健康的少女，那时她的梦想是成为一名海员。然而，1959年春天，正在准备参加高考的孙大姐被北京同仁医院诊断患有重症肌无力。这是一种不治之症，发病率为万分之一，临床表现为四肢无力，吞咽和呼吸，甚至眼球活动都成为了困难，一般患者活不过五年。
孙大姐备受病魔煎熬曾经一度想到结束生命，但是对母亲的爱和对未来生活的渴望又使她支撑了下来，这一撑就是44年。
1981年孙大姐的母亲去世，她坚持从家里搬出来自己独立生活。在简陋的小屋里，为了使孙大姐行动有依靠，亲人和同学把房间里到处拉满了绳子。天黑下来，银色的月光洒入室内，当哥哥关上房门离去之后，孙大姐一个人躺在床上倍感孤独和无助。她一边哭一边想天亮之后怎样穿衣和解决大小便的问题。有人说孙大姐当时选择独自生活无疑是选择了自杀，孙大姐承认这一说法，但人们只猜中了一半。孙大姐说她当时就是把自己置于死地而后生，如果自己能活最好，活不了就结束生命，总之不想再拖累哥哥姐姐了。凭着这股韧劲她艰难地支撑着挺了过来。
刚患病的时候，她看书要母亲帮助把书用东西支在床上，再帮忙把她的手放在枕头边，她自己用手指勉强地撑着眼皮才行。睡觉的时候，如果不是用意志支撑着呼吸很容易就昏死过去。她为了使呼吸顺畅用了九年，自己翻身用17年，为了使吞咽不太困难用了25年，她就是这样硬是用超乎寻常的毅力与病魔进行着顽强的抗争。
这么多年，孙大姐门前的八级台阶把她与外界隔绝，想到自己连拥有阳光的权利都被残忍地剥夺了，她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痛。她能够看到的外面的世界只有阳台上的一小块，看到冬天枯萎的树枝在春天里慢慢发芽然后绿树成荫，心情是感动的，更多的时候孙大姐是依靠想像在阳光里漫步。她还在小小的阳台上养了好多盆耐风雨的花草，她最喜欢的是一株叫“死不了”的植物，不浇水都能活，最多的时候她养了10大盆，她说“死不了”蓬勃的生命力也在鼓舞着她。身体逐渐好一点后，她又开始认真思考怎样才能活得更有意义。
1982她在小屋里成立了中国第一家由残疾人自己创办的民间自助组织——北京病残青年俱乐部，20多年来俱乐部拥有成员近千人，遍布全国27个省市自治区，在孙大姐他们的努力下王府井和美术馆等公共场所无障碍设施的建立和免收路障费等逐渐成为了现实。她们提出的可行办法，使众多残疾人圆了大学梦。
1983年俱乐部建立的游泳队还培养出了八名残疾人奥运会冠军，1992~2000年孙恂主持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孙大姐信箱》栏目，为全国的残疾朋友解决了380件难事。孙恂已经不只是和广大的残疾朋友贴心的孙大姐，很多健全朋友也加入了俱乐部。
荧屏上，孙大姐羸弱俭朴，齐耳短发用一条紫色的发带拢向后面，病容瘦削，但是她的精神饱满，乐观而自信。在节目的最后，白岩松问：“孙大姐，我们知道您是把活着作为一项事业在做，那在您家里采访的时候我注意到这样一个现象，无论是在您写给朋友们还是朋友们写给您的贺卡上，‘爱’这个字出现的频率都特别的多，您能给我们解释一下您对‘爱’这个字的理解吗？”孙大姐说：“我觉得生命本身就是爱，没有爱就没有生命。只有把自己放入社会，和别人一样平等参与才是真正意义上的独立。”
看过那期《新闻会客厅》，我们的心灵被深深地震撼了！孙大姐身体状况那么艰难却还对生命燃烧着执著的爱，并且用爱点亮生活，也点亮了广大残疾朋友的心灯，包括我们姐妹。
第三部分 影响我们一生的人九年深情（3）
我们深思什么是成功？什么是成功的女性？女性的成功应该是在家庭、在事业、还是在人生上？抑或是这三者的结合？孙恂大姐在我们的心里是一位成功的女性，她对生命、对生活、对人生的爱是普通女性所无法比拟的。
九年前
早上起床很晚，房间里很冷，妈妈拿来脸盆和牙具让我们洗漱，脸盆里的水已经结了冰块。妈妈抱来柴火正蹲在地板上准备烧炕，一个身穿棉军大衣，戴着棉军帽的人推门走了进来，他的棉鞋上沾满了积雪，他以一种极不雅观的姿势站在门口说：“一会儿省里领导要来你家看看，你把给孩子看病的药票子拿来单位领导想给你报销了，就不麻烦省里的领导操心了。”妈妈把来人让到沙发上坐着，又从写字台的抽屉底下翻出一叠药费收据交到那人的手里，有些受宠若惊地站在领导身旁，竟忘记了给客人倒杯热水。
领导认真地翻看着手里的票据，房间里有手指捻过纸张的声响，我们似乎又回到了病房，空气中弥漫着来苏水味，我们的身上插满了针管，疼痛，痛彻心脾的疼痛，即便是现在，那种痛的感觉依然深入骨髓。票据翻到最后一张被大手轻松地揣进军大衣兜里，远不如母亲当初向人借钱时的欣喜和感激，但也没有后来还不上借款时的愁苦和沉重，领导面部的表情是平静的，一句话问题就这样解决了。
那天早上我们的小房间里拥满了人，看样子都是领导，只是级别大小不同。一位烫着卷发穿着皮大衣的阿姨把200元钱放到我们的手里，说她和北京的孙恂大姐一样关心着我们，然后转身又向陪同的工作人员叮嘱了一些什么，和妈妈握手离去。小镇电视台的记者肩扛摄像机始终追随着省领导的身影，人群如退潮一样散去。
弟弟中午放学回来后，我们迫不及待地告诉他妈妈单位领导答应给报销医药费的事情，如果事情进展顺利的话，一个月以后我们家将还清所有欠下的外债。为这我们全家都兴奋地多吃了一碗粥。那两张老人头被妈妈藏在了箱子底下，妈妈说留做应急用。
第二天，一个浓眉大眼的叔叔目光温和地站在我们的小火炕前，随同他来的领导告诉我们这是孔书记。孔书记名叫孔祥军，我们以前听说过，今天是第一次见到他。也许是由于他温和的目光，我们张口叫他孔叔叔。孔叔叔告诉我们，他接到一封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孙恂女士的信，从孙恂的信里他才知道在桃山镇有一对身患不治之症瘫痪在炕上的小姐妹，从小失去父亲，和母亲相依为命生活得很苦。他知道我们有一个心愿，想经营一个书报亭自食其力，他和相关领导研究决定要支持帮助我们。一个月后，孔叔叔在镇中心给我们选择了经营场地、搭建了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