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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选择中作为一种有效的力量的可能性，达尔文已清楚地认识到了。在《人类的由来及性选择》一书中，他假设了一个非凡的模型，为现代群体选择理论预言了许多要素。达尔文看到了群体选择不仅能加强个体选择，而且可以对抗个体选择——有的时候群体选择占优势、特别是在繁殖群体小而亲族关系密切的时候。
同样的理论后来得到了发展。有些人想到人类“最高贵”的品质，其中包括协作、利他主义、爱国主义、领土战斗中的英勇等，都是战争的遗传成果。通过临界效应的推测，能解释为什么这个过程只在人类进化中起作用。原始的文化能力可能是由一定的基因所允许的。反过来，文化能力又推动了基因的传播。这种相互强化一旦开始就是不逆转的。
E。 多因素系统
前面的每种机制都可以独立作为社会进化的原动力，但更可能的是它们以不同的方式和复杂的相互作用共同起作用。最有现实性的模型可能完全是控制论式的（图 9 一 1 ），其中的原因与结果通过于循环而相互易位，子循环又具有高度的互相连结性。
在社会进化的单因素模型和多因素模型中，都假定了一种日益增长的内在化控制。这种变迁被认为是前面提到的两个加速阶段的基础。在类人猿进化之初，初始动力来启外部的环境压力，这与其他动物的社会进化没有什么差别。目前看来，假定类人猿历经了两个连续的适应转变是合理的。第一，走出森林，生活在开阔的原野上，以植物种子为食；第二，在吃植物种子的同时，在解剖特征和精神变化上适应了捕获大哺乳动物。大动物的捕猎进一步引导了精神能力与社会组织的发展，后者使类人猿穿越了自催化的门槛，跨入进化的更为内在化阶段。在第二个阶段，大部分人类的独有特征出现了。然而，在强调这种区别的时候，并不是暗示社会进化是独立于环境的。只不过在精神和社会的变化方面逐渐地更依赖于内在的重组而更少地依赖于对环境的直接反应。简而言之，社会进化获得了自己的动力马达。
9…12 未来
或许到二十一世纪末，当人类获得一种生态学上的稳定状态时，社会进化的内在化将会臻于完善。大约在这种时代，随着社会科学的迅速成长，生物学会到达它的鼎盛期。某些科学家会对此估计持有异议，认为在这些领域中日益增长的发现速度表征着更为迅速的发展。但是，以前历史的先例曾使我们迷失了方向：我们现在所讨论的题目至少要比物理学与化学困难两个数量级。
考虑一下社会学的前景。目前这门科学正处在它自身发展的自然史阶段。曾经有过一些系统建设的尝试，但是和心理学一样，它们都过旱地成熟并且成果有限。在今天的社会学中对于理论已经过时的许多东西实际是现象和概念的标签，这正是自然史的方式。过程难以分析，因为基本单元捉摸不定，或许根本就不存在。
随着描述和实验的日益丰富，社会学日益趋近于文化人类学、社会心理学和经济学，并在不久的将来与这些科学汇合在一起。这些学科对于社会学具有重要的意义，很可能为它产生初始的现象学规律。事实上，也许已有了某种有价值的数量规律。它们包括有关下列关系的验证过的陈述：敌意效应和强调民族优越感以及对外国人和物的畏惧僧恨（外恐症）；在战争艺术与对抗性运动之间、之内的正相关，对抗运动使得侵犯的冲动得以正常的发泄；职业行当中升级和机会的精确而特化的模型；最通用的经济学模型，远不止这些。
从纯粹的现象学描述到社会学基本理论的转变，必须等待充分理解人类大脑和神经细胞方面的充分解释。只有能对情绪和伦理判断的机制在细胞水平上加以拆装，才能搞清楚它们的性质。可以用模仿来估计整个行为反应的范围以及体内自控调节的精确性。测量神经生理学的波动与放松次数，可以估计紧张程度。认识将被表现为网络。学习和创造将会被定义为认识机制特殊部分的转变，认识机制则是由情绪中心的输入所调节的。得益于心理学，新的神经生理学将为社会学产生一套持久的第一原理。
在这一事业中，进化社会生物学的作用将倍加重要。它将尝试重建进化机制的历史，并鉴定这种机制每种功能的适应意义。由于受更新世危机（例如狩猎、采集、部落战争）的指导，有些功能几乎过时了。其他一些功能目前在个体和家族的水平上可能是适应的，而在群体水平上可能是不适应的——或者正好相反。如果决策用来形成文化以适应生态稳定状态的话，有些行为则可在没有情绪损害或丧失创造性的情况下，经验地加以改变，这里面的不确定性意味着，斯金纳为幸福预先设计一种文化的理想注定要等待新的神经生理学。遗传上的精确性，以及伦理学法典的绝对公正也要等待新的神经生理学的进展。
进化社会生物学的第二种贡献是监测社会行为的遗传基础，最优化社会经济体制永远不可能完美无缺，这是由于阿罗（ Arrow ）的不可能定理，也可能由于伦理标准是天然多元性的。况且，任何这类规范体系建于其上的遗传基础都在不断地变化。人类从来没有停止进化，在某种意义上，人类的群体正在漂变。经过几代的影响就能改变社会经济最优化的统一性。特别是，世界上基因流的比率已上升到剧烈的水平，并且还在加速上升。地区村社之内的平均关系系数正在显著地降低，其后果可能是通过坏的适应和群体选择基因的丧失最终减少利他主义行为。早些时候已经表明：当行为特征受到禁止或者它们的原始功能在适应价值上变为中性时，就趋向于被代谢保存的原则所选择淘汰掉，在十代人之内这些特征就能基本上从群体中消失，这对人类来说只不过需要两三个世纪而已。我们目前对人类的大脑所知甚少，因而不知道有多少最有价值的品质在遗传上与过时的、毁灭性的品质连锁在一起。群体成员之间的合作与对陌生人的侵犯性、创造性与获取个人统治的愿望、体育热情与暴力反应倾向，如此等等都可能是连锁特征。在特殊的情况下，这种成对的特征可能是基因多效性的结果，也就是说同一套基因控制着不只一种表现型特征。如果有计划的社会——它在下个世纪的出现似乎是不可避兔的——将指导它的成员小心地超越那些曾给过毁坏性表现型进化优势的压力和冲突的话，那么其他表现型可能会随着它们而衰退下去。这样，从最终的遗传意义上讲，社会控制可能会剥夺人类的人性。
似乎我们自动修化的社会进化已经使我们固定在这样一条特殊的进化路线上了，那就是我们当中仍然保留的早期猿人特征可能是不受欢迎的。为了永久地维持我们的物种，我们被迫走向总体的知识，直到神经元和基因。但是当我们的进化足以用机械的术语来解释我们自身的时候、当社会科学逐渐充分繁荣的时候，结果也许是令人难以接受的。因此，正如开始一样，用阿伯特 。 卡缪的预见来结束本书似乎是合适的：
即使是一个能用糟糕的理由来解释的世界，人们也感到是一个熟悉的世界。但是另一方面，在一个剥去了假象和处世标准的世界中，人类感到的是一个不和谐和更陌生的世界。他的流放感是无可补救的，因为他被剥夺了对失去的故乡的记忆、丧失了对希望之乡的向往。”不幸，这是真实的。但是我们还有一个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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