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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个我们熟悉的故事。后来的历史发展，按吕思勉的意见又有过四次封建的反动∶xxxviii 第一次是秦楚之际项羽尊楚怀王为义帝后的分封，这次为时甚短。第二次是汉初刘邦封七个异姓王和九个同姓王，异姓之王除长沙王外都旋踵而亡，同姓王则酿成后来的七国之乱，七国乱后，诸侯被摧抑，不能够自己治民补吏，仅“衣食租税而已”，后武帝又用主父偃之议，令诸侯将其邑推恩分子弟，实现了贾谊“众建诸侯而少其力”之策，诸侯名存实亡。第三次是晋朝有鉴于魏对宗室少恩而寡助，又想众建亲戚，以为屏藩，结果导致八王之乱，兄弟自相残杀。第四次是明朱元璋定天下，封诸子三十九人，使设官属，傅相，置卫兵，但诸王不得干预政事，封建实已成强弩之未，而清初之封三藩，只能算是权宜之计。至于历代其他时候的封建子弟，则大都只不过是以爵名受廪禄而已。
封建与郡县之争
所以，秦以后的封建比之于西周的封建，只能说是一些回光返照，一点历史的惰性。但是，由于在我们的文化传统中有崇敬经典，仰慕古代的一面，所以又时有学者士人，或不满现状，或激于世变，主张恢复封建古制，这样就和反对者构成了一种历史上的封建与郡县之争，我们可以分别地考察一下他们各自的理由∶
魏文帝时，虽然分封了诸王，但实际上等于禁锢，诸王行动都不自由，连衣食也受到监视，“求为匹夫而不可得”∶所以，后来有宗室曹元首上书，认为魏尊尊之法虽明，亲亲之道未备。古代分封是由于先王知道“独治之不能久也，故与人共治之”，“兼亲疏而两用，参同异而并建，是以轻重足以相镇，亲疏足以相卫”，形成相互间的权力制衡。并追叙周以下六代，认为周代能长久是因为封建，秦速亡则是因为不封建，西汉封建使诸吕不能成事，但是“高祖封建，地过古制，大者跨州兼都，小者连城数十”，开始分封过宽，后来又裁撤过激，遂激起吴楚七国之乱，之后削藩弱候，致使新莽篡权时汉宗室也来歌功颂德，这是不得已也，“岂不哀哉！”现在魏宗室又是如此“权均匹夫，势齐凡庶”，甚至不如凡庶，其他贤人，还可超拔为“名都之主”或“偏师之帅”，而宗室有文者必限于“小县之宰”，有武者必限于“百人之上”，再有才也不能用。而封建子弟犹如植树，“枝繁者荫根，条落者本孤”，并且，“为之有渐，建之有素”，“树犹亲戚，土犹士民，建置不久，则轻下慢上”，所以，封建还必须早为着手。xxxix
曹元首身为宗室，有切肤之痛，所以这篇《六代论》是一篇相当认真的为封建制的辩护辞。时势已变，他早已不敢想望周代的封建，甚至也不敢想望汉初的封建，而更象是为宗室子弟争一份平等的发展权。晋时又有陆机著有《五等论》，也是为封建的五等爵位制辩护，此文除援引历史外，主要的理由是郡县官常换而五等侯持久，而企图进取升迁是“士子之常态”，“修己安人”则是少数“良士”才能达到的，人的“进取之情”甚锐，而“安人之誉”来得却甚迟，所以，官员只要能迅速得到升迁，即使侵害百姓也在所不惮。五等侯则不然，他们知道封国是自己的土地，其中的人民是自己的人民，“民安己受其利，国伤家婴其病”，所以，“为上无苟且之心，群下知胶固之义”。xl
总的说，魏晋南北朝时期虽然有这些议论，社会性的封建也很发展，世族大姓在社会上势力强大，甚至一度在政治上能与皇权抗衡，如东晋时的门阀政治，曾达到过“王与马，共天下”的程度，但这种权力的世袭是由下面起来的，自上至下的封建诸侯则始终受到限制。
至唐代，李百药的《封建论》，颜师古的《论封建表》虽有折衷之意，但基本倾向是反对封建的。李百药对周秦以来的历史提出了一种不同于曹元首、陆机的解释，他认为，周封建数世之后即“王室浸微，始自藩屏，化为仇敌，家殊俗，国异政，强凌弱，众暴寡”，“春秋二百年间略无宁世”，这是由于“封君列国，藉庆门资，忘其先业之艰难，轻其自然之崇贵”，所以“世增淫虐，代益骄侈”，而“内外群官，选自朝廷，擢士庶以任之，澄水镜以明之，年劳优其阶品，考绩明其黜陟，进取事切，砥砺情深”，并不会象陆机所说那样因进取而“伤民”，而“设官分职，任贤使能”，这也就是“共治”而非“独治”。“总而言之，爵非世及，用贤之路斯广，民无定主，附下之情不固”，这是“愚智”都能看清楚的。xli 颜师古认为∶“古今异俗，文质不同，不可空捋虚名，以乖实效”，所以，大举分封，不仅“于理不合”，而且“制度难成”，故分封“莫如量远近，分置王国……画野分疆，不得过大，间以州县，杂错而居，互相维持，永无倾夺，使各守其境，而不能为非，协力同心，则足扶京室”，对各就封之诸子“为置官僚，皆一省选用，法令之外，不得擅作威刑。”xlii
最著名的有关封建的议论自然当推柳宗元的《封建论》，宋苏东坡《论封建》评论说；“昔之论封建者，曹元首、陆机、刘颂及唐太宗时魏徵、李百药、颜师古，其后则刘秩、杜佑、柳宗元。宗元之论出，而诸子之论废矣，虽圣人复起，不能易也。”xliii 柳宗元的高明处在于深探封建制的历史根源直至“生人之初”，他认为∶封建“非圣人意也”，而是“势也”，即使古代圣王那时想废除封建，也是势有不可。人类之初，与万物皆生，不能博噬，又无毛羽，要想“自奉自卫”，必须利用各种物质资源，这样社会就有争夺，争夺不已，就要找明智者裁夺，裁夺不听，就要有制裁力使之畏服，这样就产生了“君长刑政”。人们离得近的会聚而成群，群体之争危险性更大，这样就会“有兵有德”，争而不已，各群之长就会找势力更大者裁决而听命于他，这样就有了“诸侯”，如此往上，还会有“方伯”，“连帅”，最后“天下会于一”，就有了“天子”。这样一级一级的首领，其有德者，他死了之后，众人会找到他的后代来伺奉，这就是封建等级制以及世袭制的由来。
这就意味着∶表面看起来，封建是出自古圣王之意，是他主动地不想独享天下，所以由上而下地分封诸侯，诸侯的权力、财富、名望都是从上而来。但实际上，这后面却有一种自下而上发展起来的形势使古代君主不能不如此做。自上而下的“封”是自下而上的“势”支持着的，各种名号常常只不过是对这种事实上的“势”的承认而已。在这里，柳宗元还敏锐地把握到了一个不仅中国，而且是整个人类社会发展的事实，即等级分化必然要从各个原始族群中产生，而且是自然而然地产生。任何文明的早期，都会自然而然地出现一个渐居于社会上层的少数，并且，这居于上层的不仅是少数，这少数还是世袭的。
但是，后来那种不得不封建的形势发生了变化，柳宗元虽然没有明言这种形势缘何而变，但指出了周秦以后，封建反成了致乱之由，而不再是太平之基。东周时周已剩空名，其实丧之久矣，列国纷争，战乱不已；秦“有叛人而无叛吏”，汉“有叛国而无叛郡”，唐“有叛将而无叛州”，都说明郡县制有利于天下和平，而封建割据则常为战乱祸首。
柳宗元所提出的最重要、也是我们最感兴趣的反对封建制的理由是∶废除封建也就废除了世袭。在周代封建时期，虽然是“乱国多，理国寡”，但“侯伯不得变其政，天子不得变其君”，而在汉代的郡县官员“有罪得以黜，有能得以赏，朝拜而不道，夕斥之矣；夕受而不法，朝斥之矣。”这是从能否替换不称位，不称职者的角度说的，但废除封建世袭无疑还有更积极和更深远的社会意义∶“夫天下之道、理安，斯得人者也。使贤者居上，不肖者居下，而后可以理安。”这就是孔子“举直错诸枉”的本意。废除封建并不是要废除等级，而是要废除世袭，变封闭的等级制为开放的等级制。如果天下都是“世大夫，世食禄邑”，则即使有“圣贤生于其时，亦无以立于天下，封建者为之也。”如果说封建是“圣人之制”，这不是圣人自己与自己过不去吗？柳宗元文以指出封建最初“非圣人意”始，以指出复行封建将“忤圣人意”终，虽然不离推崇古圣的大道，但主要还是以客观之“势”的变迁而非主观之“意”的圣洁来解释封建之应废。xliv
自柳宗元之后，一直到明未清初，有关封建的辩论确实不多了。苏轼赞成柳宗元的观点，只是补充了一条理由∶即世袭制会加剧对世袭爵位的争夺，而开放的官职却不如此。他说∶三代“至汉以来，君臣父子相贼害虐者，皆诸侯王子孙，其余卿大夫不世袭者，盖未曾有也。近世无复封建，则此祸几绝，仁人君子忍复开之欤？”xlv
但是，在提升了道德理想主义精神的宋代理学中，亦有学者赞同封建和宗法制，北宋张载认为∶“‘天子建国，诸侯建宗’，亦天理也。”“宗子之法不立，则朝廷无世臣。……宗法若立，则人人各知来处，朝廷大有所益。或问‘朝廷何所益？’公卿各保其家，忠义岂有不立？忠义既立，朝廷之本岂有不固？今骤得富贵者，止能为三四十年之计，造宅一区及其所有，既死则众子分裂，未几荡尽，则家遂不存，以此则家且不能保，又安能保国家？”xlvi 南宋胡宏也赞成井田封建∶“井田封国，仁民之要法也。……使太宗有其臣，力能行之，则唐世终无藩镇跋扈篡弑之祸，而未流终无卒徒扶立疆臣制命之事矣。”xlvii
朱熹对封建的态度似在两可之间，貌似模棱而实则明晰。他谈到封建的好处，是君民之情相亲，可以久安而无患，不象后世郡县，一二年辄易，虽有贤者，善政亦做不成，并且现在州县之权太轻，卒有变故，更支撑不住，以道理观之，封建之意，是圣人不以天下为已私，分与亲、贤共理。但是，既便是圣人之法，也不可能无弊。如果封建非其人，又是世世相继，就无法换掉他了，而郡县官员若非其人，却只两三年任满使去，忽然换了好的来也说不定。使膏梁子弟不学而总是居士民之上，其害也是不浅。所以，朱熹认为柳宗元所说基本上有道理，而颇不满于胡宏论封建井田之事，认为这些即便是“圣王之制”而不可非，在今日也恐怕难下手而无法行。另外，朱熹认为治乱关键还不在此，而在人，所以说“此等事，未须深论。”xlviii
但是，到了明末清初的时候，由于明朝遇到本为其部属，人数甚少的满族入侵，竟然在短时间内就土崩瓦解，又激起一轮有关封建制的议论热潮。颜元以为∶“后世人臣不敢建言封建，人主亦乐其自私天下也，又幸郡县易制也，而甘于孤立”，然而，“以天下共主，可无藩蔽耶！层层厚护，宁不更佳耶！”并且，不封圣后，“使诸圣人子孙无尺寸之土，魂灵无血食之嗣，天道岂能容耶？”不恩九族，不封同姓，“宗庙其无怨恫耶？”；不封功臣，“勋旧其何劝耶？”另外，颜元还提出了一个特别有趣的理由∶即便世君如桀、纣而汤、武革命，由于汤、武本有封国，有兵丁粮食，就不致于扰民，且可一战而定，而不致连年大乱而伤民。xlix
与颜元、李刚主等更偏于理想，并主复古者不同，顾亭林是一个相当具有现实感的学者，他曾博览古代经世史文，著有《天下郡国利病书》，又曾实地走访许多名山大川实地考察风土民情。所以，他虽然深深感到郡县制施行近两千年之后的流弊，却明白郡县制决不可能复变为封建，他所提出的对策是“寓封建之意于郡县之中”。顾亭林认为∶“封建之失，其专在下，郡县之失，其专在上。”所以，有必要“尊令长之秩，而予之以生财治人之权，罢监司之任，设世官之奖，行辟属之法”，即加强地方政府的权力，调动地方官员的积极性，比方说在县一级，“改知县为五品官，正其名曰‘县令’。”夫使县令得私其百里之地，则县之人民皆其子姓，县之土地皆其田畴，县之城郭皆其藩垣，县之仓廪皆其。为子姓，则必爱之而勿伤；为田畴，则必治之而勿弃；为藩垣，则必缮之而勿损。”这样，从县令来说是“私”，但所有这些县令之“私”恰恰又是天子所求的“天下之治”。如此，“则一旦有不虞之变，必不如刘渊、石勒、王仙芝、黄巢之辈，横行千里，如入无人之境也。”“故天下之私，天子之公也”。天下人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