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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在某一个历史时期中，严密意义的地主阶级还不存在，那么那个时期的社会便根本不能是封建社会。
“……由于年代的久远和记载的简单，如果单从农民方面来着眼，是容易发生混淆的。从事农业生产的奴隶和封建农奴的区别，往往不很显著。……中国古代史分期问题之所以不容易解决，其主要的原因就在这里。……
“古代中国的土地所有制，在殷、周时代是土地国有制。……
“……公家为了增加收入，终于被迫打破了公田和私田的区别而一律取税。这是承认臣下所享有的公田索性成为他们的合法私有，而他们所私有的黑田却不能再自由漏税了。这便导致了井田制的破坏，也便导致了奴隶制的灭亡。《春秋》在鲁宣公十五年（前五九四年）有“初税亩”的记载，虽然仅仅三个字，却含有极其重大的社会变革的历史意义。它表明着中国的地主阶级第一次登上了舞台，第一次被合法承认。……
“……奴隶制与封建制的更替之发生在春秋、战国之交，铁的使用更是一个铁的证据。”xliii
3。两汉封建说。主张此说的在五十年代有侯外庐，近年有赵锡元。其理论依据按照侯外庐的论述是∶
“……真正作为分界线以区别古代和中世纪的标志，应该从固定形式的法典来着手分析。马克思论到社会变革的绝对分期年代，都是依据一种法典为标志。……
“问题的关键在于具体分析∶从古代的奴隶制怎样转化而为中世纪的封建制，中国的封建化过程及其特殊的转化路径是采着什么形态。……
“著者特别注意中国历史上的秦汉之际。从大量史实来考察，秦汉的制度和后代的制度，不论从经济、政治、法律以至意识形态那一方面来看，都是近似的，这即是说，秦汉制度为中世纪社会奠定了基础。
“我们把中国中世纪封建化的过程划在战国末以至秦汉之际，……然而，秦废‘封建’，为什么又成了封建制社会呢？我们的答复是∶秦废封建的‘封建’二字，为中国古代史的另一个术语，其内容指的是‘宗子维城’的古代城市国家；这里我们所举出的封建制社会，‘封建’这两个字则是立基于自然经济、以农村为出发点的封建所有制形式，译自外文Feudalism，有人也译作封建主义。中外词汇相混，为时已久，我们倒也不必在此来个正名定分，改易译法。”xliv
4。魏晋封建说。主张此说的主要有何兹全、王仲荦、王思治、 日知、赵俪生等。按照何兹全的描述，封建社会出现的过程是∶
“西周春秋时期，是中国历史上由部落到国家的转化时期，是早期国家出现的时期。商周两族的关系，是通过征服而建立起来的不平等部落联盟和以此不平等部落联盟为基础建立起来的早期国家。……
“春秋战国社会的变化，起自农业生产力的发展。以农业为基础，出现商业交换。交换的发展，引出货币、城市的兴起，阶级、贫富的分化，出现商人和知识阶层。
“交换的发展，产生了地区间和生产和生活上依存关系，产生大一统思想，产生统一要求。统一国家在此基础上出现。
交换促使经济繁荣，也促使社会分裂，阶级分化，贫富分化，矛盾增长，促使小农经济衰落、破产，土地兼并集中，卖儿卖女卖自身。货币问题、土地问题、奴隶问题成为西汉一代显著的严重的社会问题。
“汉末魏晋，自由平民逃亡、投靠，奴隶解放，依附关系发展起来。自由平民和奴隶的依附化，依附民、农奴成为魏晋南北朝的主要劳动人民。一个士庶天隔、身分等级复杂的中国典型的封建社会出现。”xlv
以上我们都尽量利用各期封建说主要代表的原文来显示他们的观点。从上面的引文可以看出，范文澜主要是从社会生产的主体——农民或农奴并不完全被地主所占有来立论；郭沫若则主要是从社会矛盾的主要方面即地主阶级的是否确立来立论；侯外庐倾向于全面地、尤其是通过国家法典对封建制的最后确认来判定封建社会是否成形，所以他认为到汉武帝时才完成了封建化的过程；何兹全则尤注意从城市交换经济到农村自然经济的转变，以及相应的劳动者身份由自由民和奴隶两极向依附民、农奴的转化。
以上几种观点，按何兹全的意见，“文革”前是以范文澜为代表的西周封建说影响最大，“文革”后则以郭沫若的“战国封建说”影响最大，一般教材、年表现多采用郭沫若的分期法。另外，“亚细亚生产方式”一派影响也不小。
显然，上述各期封建说都是自觉地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论述为依据的，但究竟在何种程度上依赖他们，又主要依赖于谁却又有不同。侯外庐对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最熟，xlvi 常直接从原文入手，他主要是依据马克思有关封建主义土地所有权，以及马克思、列宁有关封建主义国家法律规定的等级品位制的论述；何兹全主要依据的是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有关在封建社会中是农村自然分散的经济与依附关系分别在经济生活与社会关系中占统治地位的论述；范文澜主要依据的是斯大林给封建制下的定义；而郭沫若则主要引述毛泽东的教导。xlvii
在以上侯外庐、何兹全、范文澜、郭沫若四位代表中，侯外庐、何兹全可能最接近也最忠实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原话，从而也最接近一种对西欧封建社会基本特点的概括，所以，侯外庐径直说他所用的“封建”一词就是来自西文的“feudalism”。然而，在上述四种观点中，恰恰是这两种观点影响最小。而范文澜引以为据的斯大林的定义，可能更多地是根据俄国农奴制概括出来的，斯大林后来名声不佳，中苏又交恶，这一点大概也是范文澜的观点后来影响减弱的一个原因；但范文澜的观点在一定程度上照顾了西周“封建”的古义，所以这一点又可视作其观点初期影响不弱的一个原因。而在这四种观点中，离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封建社会”观念较远，最具“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的却显然是郭沫若的观点，这一点，我们可以引“文革”以后支持战国封建说最力，同时也是近年来在古史分期说方面用力最勤、论述甚畅的一位学者田昌五的话为证∶
“有人可能会问我，象战国封建论那样区分奴隶制社会和封建制社会，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中到底有多少根据？我可以明确回答∶根据很少，甚至可以说没有。”xlviii
接着，田昌五提供了二条我认为是很重要，并且相当有意思的认为不宜在研究资本主义以前的社会形态时完全照搬马克思、恩格斯的理由∶第一，马克思恩格斯重点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社会，封建制和奴隶制对他们来说都是作为资本主义的前提而研究的，所以，他们并没有，也不可能给我们专门提供一个经过研究的完备的奴隶制形态或封建制形态。第二，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发源于欧洲（西欧），因而马克思、恩格斯就不能不从欧洲找标本，这样就导致了马克思、恩格斯所说的封建制和奴隶制只是欧洲历史上特定的形态。所以，“我们是不能把马克思、恩格斯说的特定民族和国家的奴隶制形态和封建制形态当作普遍规律套用的。……可是，到了斯大林手上，却把特定民族和国家的奴隶制和封建制形态概括进五种生产方式之中，作为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明显的如，封建制就是农奴制。自此，人们就把欧洲历史上特定的奴隶制和封建制当作一种模式，与此不合的就贬之为不发达的奴隶制和封建制，得出所谓社会发展长期停滞论。西周封建论和魏晋封建论都免不了这种模式论的影响。”xlix 田昌五还倾向于认为古希腊罗马的劳动奴隶制是一种奴隶制的不正常的状态，而中国的家庭和宗族奴隶制则较为正常，同样，严格说来，欧洲中世纪的封建领主农奴制也不是一种正常的封建社会形态，或最多只能说是封建制的一种类型，而中国自战国以来的封建社会按理倒应是一种正常的封建制形态。l
田昌五批评西周封建说实际上是欧洲封建社会的仿造品，或者说，是给中国古人所说的封建制（即封邦建藩）披上欧洲中世纪的装束，认为事实上西周宗族奴隶制和欧洲中世纪的封建领主农奴制是有本质区别的，两者只是形似而实异。li 夏、商、周三代的社会制度不可分，中间没有一次社会质变，如果把西周定为封建领主制，夏商就也应是封建制，“这样，中国历史上就没有奴隶制社会阶段了。当然，这样主张也不是不可以，但西周封建论者却又承认夏、商为奴隶制社会。” lii 另外，西周封建论者也不好处理春秋战国期间的社会变化，于是他们又提出了一个从封建领主制到封建地主制的规律∶“其实，在世界历史上根本不存在这样一个封建社会发展规律。”liii “西周封建论的毛病在于顾后不顾前，只管论证西周为封建社会，却不知西周之前已是如此了。魏晋封建论的问题出在顾前不顾后，把秦朝膨涨成发达奴隶制社会，岂知魏晋以后，起码到隋唐仍是如此，如果依了魏晋封建论之说，中国就没有封建社会了。正如依了西周封建论之说，中国不存在奴隶社会一样。”liv
我们可以注意上两段引号内的直接引语，从这些直接引语可以看出，作者一方面怀疑马克思、恩格斯等作为西方人对封建社会的描述是否适合中国，甚至怀疑西方的奴隶制和封建制是否典型，另一方面仍然强烈地受到斯大林所概括的五种社会形态递进的公式的影响。
当然，作者主要不是以此公式为论据来否定其他封建说，他提出来证明战国封建说的关键论据是社会革命，他认为∶“古史分期是以社会制度的革命性变革为依据的，不能离开这个根本点，……要辩论，就得抓住这个根本问题。” lv 西周封建说与魏晋封建说的关键问题在于它们不能令人信服地阐明商、周之际或者汉、魏之际发生了一场社会制度的革命。
所以，田昌五认为，战国封建说正是以马克思主义有关经济基础的变化决定着上层建筑的变化的基本原理为依据的，是符合马克思的社会革命原理的。他列举了战国变法前后中国在社会生产、生产关系、剥削关系、阶级关系、行政建制和制度、政治体制、社会思想这七个方面的变化，并特别指出，这些变化都是“在长期的、反复的、激烈的阶级对阶级、社会集团对社会集团的斗争中实现的。”lvi 其中贯穿着流血的和不流血的斗争。郭沫若也特别强调∶“制度的变革，在齐、晋是经过剧烈的斗争而完成的，楚、燕、秦的情形，仿佛是‘和平过渡’，其实并不‘和平’。……事实上是流血革命的阶级斗争的不断继续。……春秋和战国之交恰好是古代社会的发展由量变达到质变的时期，当时的整个中国都沸腾了。……在历史的舞台上短短的两百多年的期间不断地翻腾着轩然的大波，这决不是什么‘和平过渡’！”lvii
我们前面已提到过∶战国封建说中最吸引人的一个地方就在于它紧紧抓住了春秋战国期间发生的那一场深刻的社会变革。但如何理解这一场变革却还有待于进一步探讨。值得注意的是∶郭沫若、毛泽东等试图解释这一场社会变革的人们，恰恰又处在二十世纪中叶一场新的社会革命之中，于是他们很自然地以这一革命时代的革命眼光来看待过去的那一场变革，如到处看到流血、暴力、剑拔弩张，你死我活……，并将这种对历史的重新解释亦用作动员群众投入革命运动的武器。在某种意义上，战国封建说比起其他封建说来更具中国特色，不囿守西方作家，那怕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论述，但它却强烈地受到时代的制约，是革命时代的产物，革命时代的学术，或者按正规的说法∶是“马克思主义的一般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它在本世纪的中国取得比其他也是想遵循马克思主义的古史分期观点影响更大的地位，确实不是偶然的。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论封建社会
由于“中国封建社会”的提出和论定者，以及各期封建说的主要代表都声称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所以，我们有必要简略回顾一下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论述∶
首先是有关社会形态演进的阶段。马克思虽然强调社会经济形态的发展是一种“自然历史过程”，具有一种客观的必然性，但他并未明确规定社会形态发展的各个阶段。他在1849年的《雇佣劳动与资本》中写道∶“古代社会、封建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