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霸权之后》一书，则被认为是基欧汉最重要的著作，代表着新自由制度主义学派的初步确立。
70、80年代之交，如何看待美国霸权地位的衰落是人们普遍关注的问题。1977…1984年这7年间，基欧汉的研究重点是力图说明国际机制的作用和国际社会对国际机制的需求，14并着重探究美国相对衰落后，建立在诸多国际机制基础上的国际秩序会发生什么变化。他吸收了理性选择理论和制度经济学的相关理论，系统阐述了自己的功能性国际机制理论。
在这个阶段，基欧汉基欧汉放弃了把“复合相互依赖”视为现实主义的替代模式的企图，转而接受了结构现实主义的一些基本假设，例如无政府状态是国际体系的基本特征，国家是单一、理性、最主要的国际行为体。他承认，自己将注意力重新转向国家，是因为认识到非国家行为体仍然从属于国家。15跨国行为体实质上通常由来自特定国家的人所管理，仍然是以国家为纽带并以此形成自己的价值观。16他认为权力与相互依赖并非彼此独立的。“非对称的相互依赖”实际上就是权力关系的一种表现形式。他把国际机制视为国际体系的组成部分，而国际体系则是建立在主权和自主原则之上的，这与现实主义也没有根本的分歧。
这一转变主要有三个原因：首先，正如许多学者所指出的，《权力与相互依赖》一书对现实主义的理解和描述过于简单化，因此有些批评并不中肯。例如，现实主义者从不认为武力在任何条件下都是可用、有效的政策工具，或者无需作任何限制。其次，现实主义者批评道，政治、军事权力的分配与相互依赖的状况无关显然不是事实。例如，克拉斯纳在研究美国的原料政策时，就表明美国有能力追求前后一贯的“国家利益”，而不顾国内利益集团的要求。他还证明，霸权力量与国际贸易中的相互依赖的程度存在某种关联。沃尔兹在阐述均势的重要性时，也证明相互依赖不但远未使权力过时，而且事实上还有赖于美国提供条件的能力与意愿。第三，70年代末80年代初，冷战再起高潮，在一定程度上否定了复合相互依赖将进一步扩大并使现实主义更加陈旧过时的预言。17
但通过考察国际机制的功能性作用，基欧汉的基本结论与现实主义大不相同：国际机制有助于促进无政府状态下的合作。他认为，权力与自我利益固然重要，但沃尔兹、吉尔平等结构现实主义者夸大了国际体系的无政府性及其后果，低估了国际机制的作用。尽管国际社会缺乏正式、合法的权威等级制，非正式的治理因素仍然存在，其形式是机制和制度以及在时间和空间上可以确认的许多相互联系的规则、规范。它们都有助于国家解决集体行动与市场失败问题。18
基欧汉把世界政治比作不完善的市场，其特征是制度缺陷妨碍了互利合作。在国际关系中，交易成本很高，国家可能因为担心其他国家违背承诺或者无法监督他国行为而不愿合作。制度极大地有助于克服此类问题，使互惠原则更有效地发挥作用。制度可以塑造他者对恰当行为的认知，影响对他国偏好、意图和行为的预期，通过改变体系环境促进国家战略的变化，从而使追求自我利益的国家能够继续合作。通过颠倒科斯定理的逻辑并借助制度经济学和工业化组织原理，基欧汉认为机制有如下功能：在相关问题领域创建某种近乎法律义务性质的模式，使有关国家基于相互倾同的预期以及对违约者的制裁而遵守规则；通过使信息更为对称等方式减少不确定性；降低合法的讨价还价的交易成本，增加不合法的讨价还价的交易成本。19总之，制度降低了制定、监督和实施规则的成本，通过提供信息促使各成员国作出可信的承诺，而确保遵循承诺的因素主要是互惠。
他借助理性选择论来解释在霸权之后的机制维持与创新，从而对当时颇为流行的霸权稳定论提出了质疑。按照“霸权稳定”的逻辑，美国霸权的衰退势必导致国际机制的自动衰落，进而导致整个秩序或“美国治下的和平”的瓦解。但是根据基欧汉的功能性机制解释框架，理性、自利的国家只要彼此有互补或共同利益就会相互合作。出于获取某些利益的考虑，理性的单位将维持或创造国际机制。也就是说，可以用机制被预期达到或从理性的角度将被期望实现的效果来解释机制形成的原因。一个国家之所以愿意维持或创建某个特定机制，是因为它想以此实现某种预期目标。20
显然，“霸权稳定论”仅仅将机制视为基本的因变量（即国际体系结构和寻求权力行为）与相关结果之间的干预变量。基欧汉则将其作为独立的解释变量，并由此认为，权力模式的变化并不能解释合作模式的变化，通过非霸权国家的合作，在美国霸权体系下确立的有关公益（public goods）的规则将继续发挥作用。因此结果可能不是机制的变更而是机制内部的调整。而且，由于具有共同或互补利益的国家之间的非霸权式合作，还可能产生新的机制。21基欧汉还通过考察贸易、石油与金融等问题领域，来检验其修正后的有关制度化合作的“功能理论”。他发现美国权势的衰落只是这些领域的机制衰弱的部分原因。即使在1970年以后（他认为此时美国已失去霸权地位），国际秩序并未被摧毁，贸易、金融领域的国际合作依然是主流，发达工业化国家仍然试图在世界政治经济领域协调彼此的政策。世界并未回到30年代那种相互倾轧的政策局面。
总之，维持国家之间制度化的合作并不需要长期依靠霸权所提供的条件，尽管在建立机制时这种条件是必要的。基欧汉的功能性机制解释框架的作用就在于，即使在分析最初创建机制的结构性条件的变迁时，它也能够解释这一机制所具有的持久性。这一理论创新极大地激发了其他国际关系学者在各种问题领域验证该理论的热情。基欧汉本人也将功能性机制理论视为自己最重要的理论贡献之一。22
自《霸权之后》出版以来，基欧汉一直在继续阐述其新自由主义研究纲领。随着冷战的结束和两极格局的瓦解，国际关系研究面临许多新的研究课题，国际关系理论进入了一个更加多元化的时期。在经验的层面，基欧汉此时将注意力转向欧洲，用机制理论来分析欧共体的决策以及在发展环境机制方面的合作潜力。23在理论的层面，则将研究重点从分析国际机制作为一种独立变量对于解释国际现象的重要性，转到分析西方既有的制度要素如何影响国家战略并进而影响冷战后的欧洲。24其目的是建立系统的国际制度理论，进一步确立新自由制度主义的研究纲领。
在此有必要对基欧汉所使用的“机制”与“制度”这两个概念稍作解释，尽管他在实际使用时经常并不作严格区分。
“机制”（regimes）这一概念最早由约翰？鲁杰引入国际关系学界。25但人们对其内涵和作用的理解很不相同。在《权力与相互依赖》一书中，基欧汉和奈将“机制”简单地定义为“对［特定领域］相互依赖关系产生影响的一系列控制性安排（governing arrangements）”。他们还认为，“相互依赖关系发生在调节行为体行为并控制其行为结果的规则、规范和程序的网络中并受到该网络的影响”。这里所说的“规则、规范和程序”也是指国际机制。国际机制可由国家之间的协议或条约组成，如布雷顿森林会议对国际货币所做的安排，也可以是暗含的，如战后的美加关系。他们偶尔也使用“制度”（institutions）这个概念，但并未严格区分机制与制度的异同。26此时他们倾向于认为机制是指那些其目的是规定和控制跨国间和国家之间关系的政府约定。
基欧汉后来大致接受了克拉斯纳在80年代初提出的对“机制”的著名定义：在国际关系特定问题领域里行为体愿望（expectations，或译为“预期”）汇聚而成的一整套明示或默示的原则（principles）、规范（norms）、规则（rules）和决策程序。27他在分析具体的国际机制时还打破了以国家为中心的机制概念框架。在《霸权之后》一书中，他认为机制不必一定要建立在正式的政府间协议的基础上。例如在分析有关石油的政治经济学内涵时，他强调公司在机制的形成和维系方面具有关键作用。28
在阐述“制度”概念时，基欧汉将“机制”理解为“涉及国家和（或）跨国行为体的一些具体制度，它们适用于国际关系中的一些特定问题”。29由于他认为克拉斯纳的定义中所包含的原则、规则、规范很难相互区别。他于是将“机制”定义为“有关国际关系特定问题领域的、政府同意建立的有明确规则的制度”。“制度”这个概念同样没有公认的定义。基欧汉本人将其定义为“规定行为体的角色，约束有关活动并塑造预期的一整套持久、相互联系的规则（正式或者非正式）”。30这不仅与“机制”的概念非常相似，甚至更为笼统和简单化，因为这里没有区分原则、规范和规则。“预期”也不再有“汇聚”之义而仅仅是被“塑造”（shape）的。但基欧汉却区分了国际制度的三种形式：（1）正式的政府间或跨国的非政府间组织。它们是基于明确的协议、有明确目的的组织）；（2）国际机制。它们建立在国家所认可的、涉及特定问题的明确规则基础之上（可见“机制”被视为“制度”的一部分，而且在此意义更为狭窄，它有赖于国家或政府的一致同意，人们普遍接受、基欧汉本人早先也认可的机制的非正式与非政府成分于是被剔除了。这表明基欧汉开始重新强调国家的地位）；（3）国际惯例（conventions）。这主要指互惠性惯例，也是最不正式的国际制度。它们以隐含的规则和理解为基础。31
实际上，克拉斯纳和奥兰？扬等人所定义的“机制”已经涵盖了基欧汉提出的所有类型的制度。基欧汉在这里主要是对“机制”的内涵作了更狭窄的重新界定。这种调整主要是为了更符合他分析机制的实际方式，因为他主要是从这种狭义的角度研究政府的行为。32
可以认为，从国际机制到国际制度既是一种研究策略的转变，也意味着国际制度主义是继复合相互依赖理论和功能性机制理论之后的又一次理论拓展。这在逻辑上具有明显的连贯性。假定人们建立机制的目的是想由此获取某些利益功能性机制理论仍然适用于分析国际制度，相互依赖则是机制或制度运行的“情景”。用基欧汉自己的话说，在经济相互依赖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国际制度能够提供信息，减少交易成本，使承诺更富可兑性，并且能够进行利益协调，从而有利于互惠合作。“从经济相互依赖到国际制度到国际治理，是一大进步”。33由此可见，基欧汉的世界政治理论在这个阶段的发展主要表现为理论视野的扩展、国际制度研究的深化和研究体系的进一步完善。其核心观点仍然是：在无政府状态下，如果存在互利关系，就可能出现相互合作。无政府状态并不必然意味着残酷的竞争和安全困境，因为国家之间的交往与合作的可能性取决于发生有关行为的某个特定领域是如何被制度化的。国际体系的制度化行为指的是那些反映了既定的规则、规范和惯例并被参与者认可的行为。某个问题领域里的制度化程度和行为体拥有共同利益的程度，是制度理论的两个重要变量。34
从70年代的相互依赖理论、80年代上半期的国际机制研究到90年代比较完整的国际制度理论框架的建立，新自由制度主义已经成为能够与新现实主义在理论方面抗衡的重要理论流派和政治哲学思潮。
三、制度、观念与全球主义治理
世纪之交，全球化与全球治理已是一个无可回避的时代话题。基欧汉原本对“全球化”的概念不以为然，认为这不过是相互依赖的另一种时髦说法，因此他宁愿使用“国际化”一词。但大势所趋，他很快意识到必须“用自己时代的语言来探讨时代关注的问题”35，转而将相互依赖理论和制度主义应用于全球化与全球治理问题研究，从而开始了理论视域的第三次拓展，并初步提出了制度主义的全球治理框架。90年代后期以来的许多文章以及《权力与相互依赖》第三版所增加的两章内容都体现了这一变化。在这个阶段，他似乎正在重新拉开与现实主义的距离，表现出更多的自由主义色彩，而且对理性主义作了许多反思，在方法论上也有从实证主义向规范研究偏移的趋势。
在《权力与相互依赖》的第三版（2001）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