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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的批评。他承认，在本体论和认识论上，两者也许并无高低之分，我们需要建立某种国家学说，某种有关国家偏好如何形成的理论，人们可能需要综合理性主义与反思主义的观点。50
从80年代末起，基欧汉开始思考观念在世界政治中的作用以及观念与理性主义分析框架的关系问题。《权力与相互依赖》第二版（1989）专门讨论了政治组织的“认知与学习”（perception and learning）问题。作者认为，国家利益反映了政治精英对利益的认识。领导人的更替会带来不同的国家利益观念。利益也可以因规范变迁而被重新定义。同样，国家利益还可以通过学习而发生变化。学习就是接受新信息、改变旧观念。51虽然此处的目的主要是为了更好地理解系统的政治进程（他们认为这现实主义的结构理论所忽视的），说明“学习”与国际机制变迁之间的关系，且主要借用认知心理学的概念，但显然已触及到建构主义所关注的一些主题。
1993年，基欧汉与戈尔茨坦一道主编了《观念与外交政策》（1993）一书，该书明确提出，观念因素同物质因素一样都能对外交政策产生影响。基欧汉与戈尔茨坦将观念区分为世界观、原则化信念和因果信念三种形式，并认为观念以下述方式影响政策：观念所体现出的原则化或因果性的信念为行动者提供了路线图，使其对目标或目的与手段的关系认识更加清晰；在不存在单一均衡（unique equilibrium）的战略形势下，观念影响战略形势的结果。换句话说，当存在多种选择或存在着多种观念的竞争时，主流观念能够起到协调与整合作用，使各方形成共识和联盟；观念能够嵌入政治制度当中，即观念能够通过被制度化而产生持久影响。因此，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制度主义将行为者的偏好和因果信念看作既定不变的，国家利益也因此是不变的，这种认识肯定是错误的。52将观念因素引入分析框架，意味着承认纯粹理性主义分析方法的局限性，但该书的主旨是对观念如何起作用进行实证分析，这显然又是试图纠正反思主义的“反实证主义偏见”。在这个意义上，该书同时对理性主义和反思主义提出了挑战。在2002年出版的《局部全球化世界中的权力与治理》一书中，他更明显地借鉴了建构主义的观点。他指出，“制度既为人类行为所造就又建构人类行为，这既是个体主义的又是制度主义的。”
在谈到自利与理性的概念时，他指出，“一个人的自我利益不能与其主导信念或认同区分开来”。53
因此他认为在研究国际制度时应该将理性主义与反思主义结合起来。54此外他还强调，研究国际关系必须考虑“历史真实性”（historicity）——对人类社会的历史经验进行反思的社会进程。这种社会进程可能会改变社会对自身的理解并进而改变对自己所参与的行为的理解。因此，对人类行为的非历史的经济解释无法把握人类集体生活根本的历史和反思本质。55
四、新制度主义的价值取向与政治哲学基础
通过追溯基欧汉世界政治思想的发展历程，可以看出其中有一个显著特点：一方面，基欧汉的理论总是随着世界政治形势和理论潮流的变化而不断拓展、演进；另一方面，这些不断拓展的研究议题和理论内容又始终遵循较为统一的分析方法和研究框架，具有内在的逻辑联系。可以认为，基欧汉的新自由制度主义是以温和自由主义政治哲学为价值基础和目标导向，以国际关系的自由主义和现实主义两大理论体系为主要思想资源，以相互依赖、国际制度（在很大程度上还包括权力）为核心概念和理论支柱，以各个历史时期人们广泛关注的议题为理论聚焦点，并在这个过程中不断借鉴世界政治以及社会科学其他领域的各种新兴学派、新兴理论的观点和方法。
严格说来，基欧汉并未“发明”任何全新的关键概念，也没有“开发”任何全新的研究议题。但他却通过界定既有的概念，修正流行的观点，融合现有的理论，深化和推动了对许多重要议题的研究，形成了自己内容丰富、形式严整、风格独特的世界政治思想体系。他将战后兴起的自由制度主义推向一个新的高峰。至此，自由制度主义作为20世纪的一个连续的思想系统已大致走过了四个阶段：40－50年代以戴维？米特兰尼、厄内斯特？哈斯等为代表的功能主义一体化理论；5650－60年代以哈斯、约瑟夫奈等为代表的新功能主义地区一体化理论；5770年代以理查德？库伯、基欧汉和奈等人为代表的相互依赖理论；5880年代以来以基欧汉等人为代表的新自由制度主义。仅从这个方面看，基欧汉的学术贡献也是非常明显的。他所代表的新自由主义作为一个整体在国际关系理论发展史上的作用和意义更远远超出了制度研究的范围。由于突破了物质权力这一传统理论的硬核，将制度、规范、观念这些社会范畴的非物质性因素引入国际关系理论之中，使其成为重要的理论概念和研究变量，这在客观上有力地推动了当代国际关系研究的理论转向。
但由于基欧汉的制度主义理论成分比较复杂，具有折衷调和的特点，难以满足任何一种更为“纯粹”的理论模式的要求，因此不免受到来自多方面的批评。基欧汉的研究纲领试图在现实主义与自由主义之间建立桥梁甚或调和它们之间的分歧，结果却使双方都不能满意。
如果以现实主义为参照系，新自由制度主义的基本内涵可以浓缩为两个要点：一是接受了现实主义的若干核心命题，如国家是主要行为体，无政府妨碍国际合作；二是坚持自由主义的核心观点，认为现实主义夸大了冲突，低估了国际制度对国际合作的促进作用。
但现实主义者进行了有力的反驳。他们指出，实际上，现实主义关于国家行为体和无政府状态的观点与新自由主义的理解根本不同。新自由制度主义有几个根本经不起验证的错误假设：（1）假定国家在复杂的利益博弈过程中只有一个目的，即最大限度地获取个体收益。其囚徒困境模式（无论常规博弈还是迭代博弈）使他们坚持一种个体主义收益最大化的假设：一个博弈者做出有条件合作的反应仅仅是出于个体长期收益最大化的考虑；（2）假定国家在界定利益时严格遵循个体主义的逻辑，也即孤立地追求自我利益，不管别的博弈者做些什么，收益如何，忽视了国家的相对位置和实力对比；（3）与上述假设同理，基欧汉对国际合作的分析是基于这样一个假设：国家基本上是原子式的行为体（atomistic actors），与微观经济学对企业的假设一样，认为国家是理性的利己主义者，只关心自己的收益、即绝对收益，不关心相对收益，似乎其他国家功利方面的得失并不影响自己的得失。59
许多现实主义依然怀疑制度是否像基欧汉所说的那般重要。例如格里科认为，即便机制可以推动争取绝对收益的合作，即使一国相信其合作伙伴会遵守承诺，它仍然会追求相对收益最大化，其中的逻辑是：如果一国认为某种拟议中的安排或协议在给各方带来绝对收益的同时，会给伙伴带来更多的相对收益，伙伴因此更倾向于坚持这种安排，即遵守协议，这将使该国更关注自己的相对收益。60因此，国家在特定问题领域究竟最关心什么？是追求绝对收益？还是同样关心合作所带来的收益在机制的参与者之间的分配？仍然是个有待澄清的问题。罗伯特·吉尔平指出，基欧汉对国际制度作用的局限性强调不够。各国对于限制主权行为的不断抵触、国际机制与国际制度活动领域的有限性等问题，意味着新自由制度主义不能单独治理好全球经济。”61米尔斯海默则从另一个角度提出批评，认为基欧汉未能说明制度在减少国家之间战争可能性方面的关键作用，因此未能超越现实主义关于战争与和平的理论。62
另一方面，在一些自由主义者看来，基欧汉对权力政治和国家中心主义做出妥协，试图割断自由主义与传统自由派国际主义或“理想主义”的联系以使自由主义适应当代社会的某些现实需要，试图构建一种实证主义的新自由主义研究纲领，这不仅消解了自由主义作为一种追求个人解放的政治哲学所具有的批判锋芒，也背离了自由主义的基本目标。戴维？朗指出，基欧汉的理论表明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哈佛学派”正在走向终结。63理查德？利弗等人则认为，将霸权稳定论、机制分析和国家行为的理性选择模式等不加批判地悉数用于国际政治经济（IPE）研究，是一种倒退。64
这些批评或多或少都有些道理，却未必切中要害。其实，新现实主义与新自由主义之间的分歧，常常仅仅是因为他们各自强调了同一事物的不同侧面，从根本上讲是两种不同的世界观、历史观和政治哲学之间的区别，因此这种争论很难有高下之分，结果只能是在一些非实质性问题上相互靠拢或者“趋同”。其他一些理论流派由于跳出了这种传统的二元对立模式，反倒能够提出一些更有启发性的见解。
在坚决反对将国内与国际、政治学与国际政治学截然分开的历史社会学家以及关注国内因素的其他学者看来，基欧汉未能成功地将国内政治纳入其理论框架，是一个重大的理论缺陷。
公平地说，基欧汉并不否认国内因素的重要性，国内政治与国际制度之间的关系，也是他始终关注的问题，但《权力与相互依赖》和《霸权之后》这两本代表作都没有包括这方面的内容。这一方面如他自己所说是为了保证理论的简洁性，另一方面也是因为他未能找到自己满意的解释方式，从而在其理论体系中留下一个最重要的空白。80年代末他对此作了反思。他承认，“要理解国际合作的涵义，一个重要的步骤是将国内政治范畴完全纳入有关分析框架”。65如果不能将国内政治更好地融入到解释国际机制的模式中，不可能建立具有充分解释力的机制变迁理论。66将利益仅仅视为外生的或者仅仅以政府的目标和手段来定义相互依赖政治，不能从理论上说明利益形成的国内政治根源，必然对分析产生严重影响。要理解复合相互依赖的变化，就必须理解国家目标优先次序的变化，而这只有通过分析国内政治模式和国际政治模式的相互关系才能了解。实际上，“多渠道交往”本身就意味着国家并非单一的行为体，即不存在“国内”与“系统”之间的绝对边界。67他在《霸权之后》一书中也提到，其关于国际合作的体系理论（systemic theory）需要某种国家层面的学习理论作为补充。90年代以来，他进一步指出，必须重视国内政治要素以解释有关利益并估价战略的形成过程，否则不可能形成全面的国际关系理论。68他的确也开始研究国内政治行为体的作用，试图解释国家在遵守国际协议方面的差异。他对欧共体共同市场形成过程所作的经验分析，也反映了从国内政治角度解释欧洲国际关系的努力。但他并没有形成系统的国家理论69，也未能将国内政治因素与其制度理论框架有机地整合起来。正如他自己所言，他对国内政治的研究主要还是从经验角度入手，并未系统化，这方面的修补工作目前主要还是他的一些学生在进行。
在新马克思主义者和一些批判理论家看来，基欧汉的国际制度理论最大的问题，是忽视了制度的正义性问题。从建立相互依赖理论开始，基欧汉的主要关照对象一直是西方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和非西方世界及其与西方的关系并非考察和解释的重点。尽管他强调相互依赖的非对称性，承认全球化收益严重不公，但其理论框架主要关注制度如何起作用，在很大程度上规避了现行制度本身的性质或者说实际存在的“制度霸权”问题。现有的国际制度无疑主要是世界政治经济体系中的核心国家主导设计和维持的。在新自由制度主义的批判者看来，这正是广大发展中国家处于被强制和压榨的边缘地位的一个重要根源。国际制度决定了“谁在什么时候，可以得到什么，如何得到”这样的问题。70“敏感性”与“脆弱性”仅仅触及谁更容易受到制度规则变化的影响这个问题。人们还会进一步追问，这些制度究竟是“谁的制度”。随着全球化的扩展，国内治理和国际治理的政治背景更加复杂化，国际社会所面临的问题不仅是制度的创设与维系，还包括制度的改良与变革。制度究竟能够承担多大责任，发挥多大作用、何种作用，不仅取决于制度的有效性与民主合法性，从根本上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