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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还说：“问题是本来就有的，不是宣传出来的。‘四人帮’时期，八个样板戏上连一对夫妻都没有，男女青年就没有婚姻恋爱问题了？成绩、缺点，好干部、坏干部，都应该宣传。过去却只能讲好的，不准讲坏的。再不就是说起好来，什么都好；说起坏来，什么都坏。我们河南，这30年有40％的生产队，社员干了一年，一分现钱也分不到。问题那么多，还能不让人家说？报纸宣传本来就不存在的问题，那个报纸长不了；报纸宣传本来已经存在的问题，就会帮助解决问题。”
当天上午，岳滩公社召集生产队以上干部会议，总结今年小麦生产的经验。刘应祥又去讲了一番话，他说：“现在大家都说要富裕起来。啥叫富？从前有人说：‘大米饭、白面馍，社会主义好生活。’我也以为那就是好生活。到国外一看，才知道那还不算是好生活。人家有小汽车，有别墅，吃的是牛肉、牛奶、乳制品。他们是资本主义，生活还那么好；我们是社会主义，生活应该比他们再好些。这些年，我们搞的是‘越穷越革命，越苦越光荣’。集体富不起来，也不许社员个人富。革命就是叫人者跟着你吃苦受穷，谁还愿跟你走？我们河南有好多地方的社员，‘辛辛苦苦干一天，买不到半包前进烟’（前进烟是河南一种最低价格的卷烟）。长期这样干下去，就把社会主义名声搞坏了！共产党的责任，就是要让人民的日子越过越好，越变越富。岳滩比过去富了些，也只是吃饱肚子。在全省我们还只是中等偏上水平。搞了这么些年，才只恢复到50年代水平，社员每人平均年收入100多元。我们的粮食生产，夏秋两季已经搞到亩产1400斤了，比法国、西德都要高。和国外比，和本省几个最好的大队比，我们还只算是个高产穷队。我们的思想，要是还不敢再解放一些，还躲在老框框里不敢往外多走一步，就没法真正富起来，2000年每人每年平均1000美元，就没法实现！”
那天的会议，是在岳滩大队的一座楼房下的大院里召开的，来的人足有好几百。刘应祥说话时，干部们一会儿鸦雀无声，一会儿你碰碰我，我碰碰你，小声议论。刘应祥接着往下说：“岳滩地少人多，光搞粮食是富不起来的，一亩地都1400斤了，还能高到哪里去？要想富，就得和全省、全国一样，把政策再放宽。要允许一部分社员先富起来，要让社员群众都能想出些生产致富的门路。集体致富很好，个人致富，只要不剥削人，我们也提倡，不要觉得什么都是集体好。有个说法就很教育我：奴隶社会就是集体生产，难道我们还得学习奴隶社会？在岳滩搞生产责任制中的五定一奖，我看可以。还要注意帮助社员发展家庭副业、家庭林业、家庭牧业。家庭牧业现在还没有发展起来。养牛、养猪、养长毛羊、长毛兔、养貂、养蚕、养鸡，都很赚钱。对国家和社员都有好处，为什么我们不提倡呢？一家养可以，几家合养也可以。一句话，就是要把被束缚住的手脚解放出来。有人说：‘应祥，你现在说得好，说不定没几天这政策又要变了。’有了困难定政策，形势好了变政策，运动来了批政策。这方面的苦头，我不比你们吃得少。可我现在相信：不会随便变。原因就是大家都吃够了苦头！中央和省里都有这个决心。我们的政策，现在一要稳定，二要完善。不稳定不得了，人心都变乱了。完善也算是变，那是越变越好，是大家都觉得应该变才变，不是上面脑子一热就变。早晨我又去看了蚕厂，这个蚕厂可赚钱了，去年一年的纯收入就是22000元，今年还要多。我们的蚕厂，现在还只能卖蚕茧出去，这是殖民地出售原料的办法。六斤蚕茧缫一斤丝，卖30元；用三两丝织一个被面，就卖17元。我们种了60亩湖桑，以后社员家前屋后都还可以再种些湖桑，蚕吃剩下的桑梗，可以养长毛羊，长毛羊可以剪羊毛，织毛毯。蚕蛹还可以养貂，一只貂好的就卖100元。丝绸毛皮，现在到国外有多少卖多少。这样便宜的事，我们为什么不办？要办，就逼着我们走农工商联合企业的道路。联合企业一家一丁。当然不中。到时候是得变。可是，这个变的条件是一步步创造出来的，我们要量力而行，要让群众看到实利后催着我们走，不能光是自己热情冲动，不顾客观可能，去办群众不愿办的事，更不能去办损害群众利益的事！”
刘应祥还帮助大家算了好几笔可以生产致富的细账。他的话，像是一把盐撒进了热油锅里，尽管主持会议的公社负责人一再要大家“安静一点！安静一点！”整个会场像是开了锅一样。大家就在那炎热的院子里热气腾腾地议论开来……
来到河南，我也看到不少落后现象，看到“四人帮”遗留下的问题是那么严重。有时我不禁暗想：在这么贫穷落后的条件下，几时才能真正富起来？听了刘应祥的话，我好像也坚定了信心。我离开北京前，一位朋友向我说：中国现在最缺乏的还是经济管理人才。刘应祥不就是一个优秀的农业管理人才么？我当时还想：假如建国以来，我们国家没有经过那么多折腾，允许刘应祥有充分发挥自己管理才能的机会，岳滩一定远不是现在这个模样！
党啊！请爱惜这些人才，爱惜你的优秀儿女吧！他们因为你的哺育而成长，万万不要再因你的疏忽和失误而夭折！
第三章 在焦裕禄工作过的地方
一、假如焦裕禄还活着……
1964年5月14日，兰考人民的好书记、中国共产党的忠诚战士焦裕禄同志，在郑州医院咽下了最后一口气。他在生命的弥留时刻，想的仍是自己没有完成党交给的任务。
现在，离开焦裕禄去世已有16年。这16年，兰考人民是怎样过来的？目前情况又怎样呢？
7月底，我随同刘应祥同志专程前往兰考，从现任县委第一书记习文及其他县和公社、大队的同志那里，得知了兰考这16年来一些惊心动魄的事。
历史是一面无情的镜子，它公正地照出了各种各样乔装打扮的冒牌英雄的原形，其实不过是一堆历史渣滓和人间鬼蜮。
1966年，焦裕禄的事迹刚刚宣传了几个月，文化革命的风暴便在中国大地席卷而起。对于这场所谓的“革命”，未来的历史学家们，将会给予更加准确的判断。我在这里只向读者介绍一下：有一个打着焦裕禄亲密战友旗号，却又在疯狂反对焦裕禄的罪恶累累的小丑，曾经给兰考带来何等样的灾害。这个人就是张钦礼。
在兰考，曾经奉行过这么一种划分人们政治身份的公式：反对张钦礼，就是反对焦裕禄；反对焦裕禄，就是反对毛主席，就是反革命。反过来也是这样。
就是这个张钦礼，这个曾经长期担任过县委领导职务，在文化革命中又曾窃踞县里全部大权前后达十余年之久的人，竟然在会上公开说：“我要把老保（指反对他的人）碾成面，团成弹，装在炮筒里，打到东海喂老鳖！”还说：“玩猴要会玩，打人也要会打，只要不打死就行，打死了，就没头玩了。”在他的这种思想影响和指导下，兰考一县在文化革命中被打过的人有18000名之多，造成终生残废的有400多名，由于各种原因被打死、逼死的有113名。打人使用过的刑法有50多种，连两三千年以前的周朝的刑法都用上了。张钦礼不仅指使别人打人，还在旁边督战。他自己也亲自打过不少人。
就是这个张钦礼，在视察工作时，竟然可以让人们夹道欢迎，向他欢呼：“热烈欢迎伟大的政治家张钦礼！”道两旁，还跪着一批当时被当作“走资派”、“牛鬼蛇神”的好干部、好同志。他还让一些被他们认为是“刘少奇的孝子贤孙”的人，跟在一个棺材后面游街示众，用棍棒逼着他们为刘少奇“哭丧”、“摔老盆”！
在整个所谓的“文化革命”期间，张钦礼等人曾经给兰考的干部、群众，戴过名目繁多的74顶“帽子”。我开始很难相信这个数字，和习文、刘应祥同志在一起算了算，也不得不默然了。这些“帽子”，有全国“统一型号”的，例如：“地、富、反、坏、右”，“敌、特、叛”，“走资派”，“黑帮”，“狗崽子”等等；也有兰考的“土特产”，例如：上面批了个“孔老二”，兰考就从“孔老二”一直批到“孔老七”。
尤其令人愤慨的是，他们竟然把焦裕禄也造成了神，把焦裕禄墓变成了刑场和被他们指控为反对焦裕禄的人“请罪”的场所。在他们的指使下，一些天真的“红卫兵”和不明真象的群众，出于对焦裕禄的爱戴，曾经把一批又一批忠诚于党的事业、反对张钦礼等人倒行逆施的老红军、老干部、知识分子，带到焦裕禄墓前用棍棒皮鞭进行毒打，逼迫他们长久地跪在那里。有一位曾在兰考工作过的军分区副司令员，还被他们特地从外地绑架到兰考，从车站一直拖到焦裕禄墓前，罚跪、请罪、拳打脚踢……。
何等令人触目惊心！何等令人发指的罪行！在兰考，我曾经不止一次地想过这么一个普通的问题：“假如焦裕禄还活着……”到兰考后的第二天早晨，天下着濛濛细雨，我和刘应祥、刁文同志一起去看了焦裕禄墓。看着那掩映在浓荫下的一层又一层高高的台阶，看着那刻着“红代会”、“工代会”、“贫代会”字样的雄伟的大理石墓碑，我不禁想起焦裕禄临死前的一段遗言：“我们是灾区，我死了，不要多花钱。我死后只有一个要求，要求组织上把我运回兰考，埋在沙滩上。活着我没有治好沙丘，死了也要看着你们把沙丘治好！”这使我更加相信：假如焦裕禄还活着，他一定会大声疾呼，反对这些做法！当然，正像兰考一位同志说的那样：极有可能，焦裕禄自己首先就被张钦礼等人当做“走资派”，到处拖着罚跪、请罪，一直把他折磨至死……
焦裕禄不是神！他以自己无产阶级战士的情操，以他那永远和人民心贴着心的胸怀和艰苦奋斗、朴素、扎实的工作作风，赢得了人们的尊敬。他一定不会想到：在他死后，有人竟会把他生造成神，用以镇压他自己的阶级兄弟！
二、兰考的穷根究竟在哪里？
可以想见：兰考在张钦礼这种封建法西斯方式的统治下，会成为什么样子。按照张钦礼承认的数字：经常外出逃荒要饭的，就有3万人之多。一个社员每年帐面上从集体分得的钱，平均只有40元，除去交付300斤口粮钱外，社员辛勤一年，到年底就只落下个买统销粮用的购粮本子。而有些生产队，连这40元标准也还达不到。单是城关公社余寨大队这一个大队，文化革命十年，就吃了统销粮370万斤，用了国家救济款20万元，银行贷款15万元。土地荒芜了400多亩，人口外流600多人。“红薯干是主粮，鸡屁股是银行。”“堂堂五尺男子汉，不如母鸡下个蛋。”这就是一些社员对自己的极端穷困生活的自我嘲讽。而有个时期，连鸡也不许养，说那是资本主义尾巴。当时一个社员家里，能有一头羊，两口猪，三间瓦房，四棵桐树的，就要算做“暴发户”，就要被批判、挨斗。这样，社员除了外出逃荒要饭，还有什么活路？！
当然，兰考所以穷，也并不完全是由于张钦礼这一伙人或者只是由于文化革命这十年的罪过。要挖兰考的穷根，还要追溯到更远的时间、从更深刻的方面去寻找。兰考自然条件差，历史上黄河曾多次在境内改道，形成旱、涝、碱、沙四大灾害。据解放后30年的统计，曾发生过涝灾10次，旱灾11次。但这也只是贫穷的一个原因。用刁文同志的话说：兰考真正的穷根，还是在“极左”这两个字上。
兰考解放30年，全县农业生产曾经历了发展一倒退一恢复一徘徊一前进这么几个过程。1957年前，全县的农业生产是逐步发展上升的。1956年粮食总产达到1。7693亿万斤，比解放初期翻了一番。城关公社一位书记，形容那时农民的生活是：“家里红枣花生不断，粮食得用囤子囤在外面。猪羊满圈，大牲口成群。”
城关公社当时还有一句民谚，叫做：“种好四蓬楼，吃喝穿戴都不愁。”这四蓬楼，第一蓬是杨树，第二蓬是枣树，第三蓬是荆条，第四蓬是花生。1958年来了个“以钢为纲”，把第一蓬楼杨树都砍了做大办钢铁的燃料烧光了。那一年，地里的庄稼长得很好不准收，偏偏要动员农民去大炼钢铁。枣树也砍了一部分。闹到1962年，全县粮食下降到5062万斤，只等于1956年粮食产量的十分之三。好不容易经过三年调整，逐步有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