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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到蒋介石解决了抗日同盟军之后，孙殿英可利用的价值就不大了，察哈尔主席的承诺也忘了个一干二净。孙殿英内心相当不满。当时，孙殿英有兵有枪没有地盘，由于一直没有稳定的地盘，无论在什么地方都要像“客军”，受人白眼。在军阀当道的年代，如果没有地盘，那就困难重重。军心也就难以稳定。而依靠蒋介石，是绝对不会给这些杂牌军的军队军饷的。
１９３３年，蒋介石突然对孙殿英下发了一纸委任状，任命他为青海省屯垦督办。蒋介石之所以作这样的委任，并不是他对孙殿英承诺食言的一种补偿，而是采纳了何应钦的主意，决定以计策最终解决孙殿英部队。
当时，西北地区是由三马控制，马步芳控制青海，马鸿奎和马鸿宾控制甘肃、宁夏。这三省处于边缘地带，天高皇帝远，蒋介石鞭长莫及。三马对蒋介石不敢明抗，但阳奉阴违，他非常想消灭三马地方势力，但又不好直接出兵。这时，孙殿英找他要地盘，何应钦出主意，提出把孙殿英派往西北，以搅乱西北的政治局面。
何应钦在向蒋献策时，陈述了此计至少有三种好处：一是防止孙殿英与冯玉祥合作，削弱冯玉祥的势力；二是通过三马打孙殿英，使孙殿英这个非嫡系部队瓦解；三是通过孙殿英去攻击三马，即使三马消灭不了，也会给其造成重大的打击。
孙殿英得到蒋介石的任命后，十分高兴，以为这次有了归属了。尽管有人对他说蒋某人送的这份礼是不好收的，会冒很大风险，但孙殿英以一个赌徒的心理，就此一博了。
术篇第68节 略施小计，一石三鸟（2）
同年，孙殿英由驻地包头集中，９月向宁夏出发，１０月到达临河、乐平一带，摆出了进攻的队形，就在孙殿英准备大打出手的时候，蒋介石突然发出了一份电报，命令孙殿英必须停止前进，原地待命。
蒋介石再次出尔反尔，并不是什么健忘，而是进一步运筹他的计策。他料到，西北三马绝对不会允许外人来抢占他们的地盘，肯定要反击，同时对蒋介石也心存不满。蒋介石要稳住西北“三马”，为了安抚“三马”，他才命令孙殿殿英停止前进，给“三马”先吃一颗定心丸。而他也预料到孙殿英一定会拼命地要抢这块地盘，肯定不会老老实实地遵守他的命令，继续进攻“三马”，这样既能够使孙殿英和“三马”大战，又将自己置于局外。
果不其然，接到蒋介石的命令后，孙殿英明白了蒋介石的诡计，但事情已经如此，不打也是不行的。１９３４年１月，他下了攻击令。
而另一边，也被蒋介石调动起来，蒋介石命令马鸿奎堵截孙殿英，答应给予军费支持。由于孙殿英直接威胁三马地盘，即使蒋介石不下达这样的命令，他们也要与孙殿英鱼死网破，何况现在有了“尚方宝剑”，蒋又答允给钱，马鸿奎指挥军队攻击孙殿英。
同年２月，孙殿英攻击“三马”的进程十分不顺利，随即亲自组织人马攻击。但仍然失败，３万人死伤很多，不得不转入防守。为了防止孙殿英部队兵败到处流窜，蒋介石命令閰锡山的王靖国部驻扎在临河，堵住孙的逃往山西的退路，这又给了閰锡山一个人情。同时命令胡宗南部到达中卫，准备一旦“三马”抵挡不住，他们就继续攻击。三路大军同时进攻，使孙殿英惊恐万状，他深知已经上了蒋介石的当，但悔之晚矣。这时蒋介石抢先公布孙殿英的罪状，停发了他的军饷，然后派人劝孙殿英投降。走投无路的孙，只好缴枪投降了，自己宣布下野，到山西隐居。
评析：
蒋介石施计，解决西北地方军阀问题，收到一石三鸟的功效。从此计谋设计、实施过程看，蒋介石考察得比较周全。用此计解决孙殿英顺带解决西北“三马”问题的计策是何应钦的献策。蒋介石能接纳部属的进言，实为难得。抓住了孙殿英的弱点，没有固定的地盘，没有支撑点，如同流寇；要地盘心切，会缺乏对“诈”术的防范。挑起地方军阀的争斗，坐山观虎斗，企盼从中渔利，此计用“缺德”二字贬损并不过分。但是，就蒋介石要实现的目标而言，只有这样，才有可能创造一石三鸟的机会，在“义”与“利”的选择上，蒋介石常常是以利为转移的。在实施上，蒋介石作了多种防范，比如调动阎锡山部阻塞孙殿英的退路，给阎以利益；命令胡宗南集合重兵，形成强大的威慑力。
在解决孙殿英的过程中，蒋介石没有费一枪一弹，就把这个心腹之患除掉了。他略施小计，获得一石三鸟之奇效，在与地方军阀斗法中一次胜利了。然而，在蒋介石与何应钦们弹冠相庆时，不知是否想到此计的负面后果。此计也太损了！这里可以套用这位正人君子的精典话语回敬他：权术使他过狗一样的生活，道德何在、友谊何在？了解其内幕后，一些人对他的崇敬之情就会荡然无存。从这个角度讲，蒋介石所失去的远远超过所得到的了。
当然，孙殿英军阀势力的毁灭，是罪有应得。
术篇第69节 借助“偏师”，不惜重金（1）
军事上，把借用力量或者配合主力部队作战的部队称做“偏师”。“偏师”不可小视，往往是奇兵，出奇制胜。张学良的东北军，就是蒋介石借用的“偏师”。这支“偏师”在蒋冯阎中原大战中，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
事例：
如前所述，１９３０年的中原大战，是中国现代史上规模空前的一次军阀混战。战争以蒋介石的“中央军”为一方，北方的冯玉祥、阎锡山为另一方，从军事力量对比看，蒋介石的兵力只有４０万人，而冯阎的部队加在一起，有７０万之众，蒋明显地处于劣势。在两军对峙，蒋处不利的形势下，他要借用一支军事力量，使两军力量对比发生变化。这支力量就是东北易帜的张学良部。
当时张部有３０多万人，而且装备优良，远远胜过蒋介石的嫡系部队，更是冯阎地方军阀所不能相比的。而且，从历史恩怨来说，张作霖的东北军败退关外，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冯阎加入蒋介石的讨奉行列。对此历史恩怨，张少帅不会不耿耿于怀。蒋介石有可能利用这支力量作“偏师”。当时，冯阎也在极力争取张学良的支持。
阎锡山先后派一名亲信前往沈阳试探，接着又派说客张清、温寿泉等人为代表到沈阳，将冯阎所拟反蒋通电交给张学良，邀请张学良在上面签名，张学良未予以理睬。冯玉祥也派了多名代表到沈阳游说张学良，以寻求他对冯阎反蒋联盟的支持。汪精卫则派郭泰琪与张学良见面。蒋介石派方本仁、何成浚打前站，接着，派李石曾、吴铁城、张群等政坛要员会见张学良。１９３０年７月，张学良在葫芦岛主持建港工程开工，各派势力都派人捧场，一时间，张学良身价倍增。这时的张学良也要来一个奇货可居，待价而沽了。
他对任何一方都不表态，观望一下再作决断。
对峙双方都认识到张学良的态度举足轻重，都在极力拉张入股，其手法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在权术较量中，蒋介石技高一筹。
首先，未雨绸缪，早有投资；而冯阎是临时抱佛脚，且意见不统一。在中原大战爆发之前，蒋介石对东北的重要性有很深的认识。他的高级幕僚杨永泰就曾向蒋介石谏言，指出，张学良的东北军是决定性的力量，应该不惜一切代价争取。蒋介石采纳了这个建议，制订了进一步拉拢、收买张学良的策略，他定了一个原则，那就是：“要钱给钱，要官给官，要地盘给地盘，只要张拥护中央则什么都可以答应。”反观冯阎，虽然都认识到张的态度的重要性，但晚了蒋介石一步。而且在对张的看法上，冯玉祥、阎锡山意见有很大分歧，冯玉祥甚至看不起张学良，认为他只是“胡匪的儿子”，只要以后在北京政府中给他几个部长位置就行了。冯阎在对付弱军的态度和看法上不一致，他们反映又迟缓，蒋介石抢先一步，掌握了争取张的主动权。
其次，双方所派的人物量级相差甚至，而且认真程度大不相同。蒋介石在派代表与张学良接触，是一些政坛老手，位高权重，在政坛颇有知名度。吴铁城、张群都是“中央大员”，“国民党元老”，即使何成浚、方本仁虽然是打前战的，蒋介石在人选上也作了周密的考虑。他们俩人跟东北军有很深的渊源，与张学良沟通起来，没有什么隔阂。而冯玉祥、阎锡山所派人员只不过是具体办事之人，对东北军内部派系、人际关系不熟悉，不知道从何处入手，说的一些话，要么是一些大话、空话、套话，隔靴搔痒；要么，细起来，如数流水账，让人听起来心烦。这不能不使张学良对冯阎的诚意有所怀疑。冯阎是政出两门，冯的门徒与阎的门徒许愿不一致，更是让对方犯嘀咕；反观蒋介石的所派要员口径一致，始终如一，破绽不多，这样，张学良的信任投向蒋介石了。
第三，蒋介石拉拢张学良是锲而不舍；而冯阎则做功不够。可以这样说，蒋介石拉拢张学良是紧盯不放。张走到哪里，蒋介石的说客就跟到那里，张学良３０岁生日那天，蒋介石派李石曾这样的国民党元老为其祝寿。张学良到北戴河，张群也到北戴河，张到沈阳，这帮人跟到沈阳。蒋介石摆出一副非说服张学良绝不罢休的姿态来，张学良看到如此行为，有些心烦，可细想，人家是看得起“少帅”。相比之下，冯阎的代表懒赖散散，缺乏耐心和毅力。蒋介石还用钱打通张身边人的关键。吴铁城与张的部下打牌，几个月下来，输给东北军的牌钱有十几万，这样，在张学良那里敲边鼓的倒不少。
术篇第70节 借助“偏师”，不惜重金（2）
第四，蒋介石舍得下大本钱，且是一些干货；反观冯閰小手小脚，且是空头支票。蒋介石早就给张学良许过愿，只要张学良通电拥护蒋介石的中央政府，则张提出的任何条件都可以答应。蒋介石首先委任张学良为全国海陆空副总司令，在军内职务仅次于蒋某人。７月，又派人携带国民政府的几份委任状，任命于学忠为北平、天津卫戍区司令，王树常为河北省主席，胡若为青岛市长、王家祯为外交部次长、这样不仅张学良的地位确认，就是东北军的其他高级将领的地位也确认了，东北军不但可以入关，而且进入了中央政府。对比冯阎那就显得太小家子气了。冯阎只给了张学良海陆空副总司令的名义，对张学良部下入关之后的地盘则没有什么表示，就冯阎而言，他们还缺乏驾驭张学良的气魄和能力。他们准备定都北京，担心把北京让给张的东北军，自己没有什么安全感。而蒋介石对属下的驾驭能力远远比冯阎强，他没有京城让外人设防，受制于人的担忧。在军费方面，蒋介石慷国家之慨，笼络张学良之心，非常大方，一下子拨给张学良入关经费达２０００万元，在那个年月，不说是天文数字，倒完全可以是一笔巨额经费。在军阀奉行“有奶就是娘”的实用主义面前，其产生的吸引力之力是可以想像到的。而冯阎，却没有动真格，话又说回来，他们没有掌握中央政权，哪来那么多的钱来收买张学良，他们自己的军费也需要向蒋介石乞讨，他们之所以起兵反蒋，不就是为了多留一点队伍，争取与蒋介石嫡系部队相近的待遇，多要点军费。如果有巨额多余的钱给张学良的话，那里，还会扯旗反蒋呢？
张学良也非等闲之辈。他深知刚刚接下父亲手中的权力，而且，还是仓促上阵，脚跟尚未站稳，其威信还没有完全树立起来。这使他行事以稳妥为好，害怕初涉军事政治的角逐场，一旦失误将造成可怕的损失。因此，他搞壁上观，静观风向，让形势明朗些再作决断。他的无为而治的策略，还可以进一步抬高自己的身价。为了作出貌似公允的姿态，他反复表示自己“严守中立”、“置身事外”的中立立场，尽是避免与南北代表见面。蒋介石委派的代表都是一些政客，他们当然知道张在想什么，所以紧追不舍。最后，张在被追得无可奈何时，只好说：“如果中央军能够打下济南，我就表态”，当即蒋介石的代表就向蒋介石汇报。
蒋介得到张学良的这一表态，随即要求前线将士不惜一切代价攻下济南，结果“中央军”在损失惨重的情况下，将济南攻下了。张学良得知济南已经到了蒋介石手中，认为反蒋联军失败，于是就通电东北军入关，以武力调停，主张息战罢兵，维护和平。东北军入关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