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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年代后期，在上海西康路、南阳路路口的西康路101号开办了一家证券营业部，全称是中国工商银行上海信托投资公司静安证券交易部。这个营业部不大，但在上海滩名震一时。因为那几乎是投机者的圣地。
据上海老牌的股评家应建中先生的回忆，他当年到“西康路101号”买卖股票必须带好图章，股票的背面有出让方和受让方一栏，买卖双方盖了章才算成交。拿了股票的一方还有一个“息折卡”，上面记载每年领红利的情况。但当时股票的买卖量并不占大头，人们主要热衷的就是国债交易。
由于当时国债买卖渠道不通，而市场又有很强的流通欲望，私下交易形成了规模就变成了黑市。应建中曾经跟一个外号“老宁波”的国债二道贩子交易，此人不管刮风下雨天天穿着一件大衣。有一天到他手里去买点国债，走进一个公寓楼的楼梯下，打开大衣，里面是一个缝制得整整齐齐的流动“橱柜”，从上到下密密麻麻，在一个个口袋中装着不同年份和不同面值的国债。据估计，该二道贩子至少用上百万的资金才能自己垫付这么多钱买进国债来贩卖。此时刚刚1988年！
不要以为仅仅是“老宁波”之流在参与这种灰色的黑市买卖。 今天股市有两个名人，一是著名大散户、曾经被央视列入改革开放20周年10位代表人物之一的“杨百万”，另一位是堪称中国券商之父后来锒铛入狱的管金生，都是国债交易的大户。
在中国早期股市，管金生名声之大无出其右。他出生在江西一个小山村的贫寒之家，1983年在比利时布鲁塞尔大学获商业管理和法学两个硕士学位。毕业归国后，在很长时间里无所事事，被派到上海党校的一个“振兴上海研究班”里去“深造”。1988年，上海组建第一家股份制证券公司，41岁的管金生自告奋勇担当管理者，得到市领导认可，便出任这家拥有3500万元股本金的证券公司总经理，开始了一段大喜大悲的资本市场生涯。
万国创办，管金生第一眼瞄上的是国库券。中国从1981年开始发行国库券，在相当一段时期里，由于缺乏流通性，所以很不受欢迎，国务院为此专门组建了国库券推销委员会，由财政部牵头，国务院秘书长出任主任，人民银行、国家计委、中宣部、军委总后勤部、全国总工会、共青团中央和全国妇联等一起参与，阵容空前强大。
即便这样，推销国库券还是每年的头痛事——对那时的基层官员来说，天下有两大“难事”，一是搞计划生育，二是推销国库券。不少地方政府以党性为号召，要求所有党员和公务员必须购买，有的政府和企业索性在工资中强行摊派发放。
其实，这种情况反映了当时货币流动性不足的窘境。国库券既然是以国家信用担保的，到期还本付息，总是有固定收益的，但是对一些较贫困的地方来说，“县委书记家里也没有余粮啊”，所以强行摊派了国库券后自然想赶紧出手换了现金，哪怕是打折也行。
此时，包括“杨百万”等二道贩子们就开始了“钱生钱”的运动。据他自己对媒体讲，当时坐一天一夜火车到安徽农村，以85折的价格买进国库券，再坐火车回上海9折左右卖掉，用钱赚钱！觉得自己到了天堂。跑得更偏远一些，甚至可以打六折乃至五折买到国库券。当时赚钱的速度取决于两个因素，第一是本钱有多少，第二是两地间的交通运输速度如何。
到1988年3月，由于转让国库券的要求太过强烈，财政部被迫作出《开放国库券转让市场试点实施方案》，允许国库券上市流通交易。4月，上海、深圳、武汉等七城市率先试点开放，6月又开放了54个城市。
据著名的证券业历史研究人士张志雄先生的《中国股市十七年》记载，管金生是第一个从国库券流通中嗅出商机的机构券商。当时，全国银行并无联网，所以各地的国库券价格相差很大，万国只有10多个人，管金生倾巢而出，跑遍了全国250个大中小城市和偏远乡村，到处收购国库券。有一次，他亲自到福州去采购，一出手就吃进200万元的国库券，这些从无数散户手中收来的券额都是5元、10元的，足足塞满了几个大麻袋，他租了一辆汽车直奔上海。可是汽车装不完所有袋子，剩下两个大旅行袋，他一手拎一个坐飞机回去。在机场安检入口，他好说歹说硬是没有让安检人员打开旅行袋检查，到上海的时候，袋子的底部已经撑破了，他连拉带抱地总算出了机场。到1989年，万国的营业额做到了3亿元，成为当时国内最大的证券公司，其中绝大部分的业务来自国库券的倒卖套利。
“杨百万”则在他的自述《做个百万富翁》中，讲到过他与管金生联手炒作国库券的一个细节：1989年元旦刚过，管金生告诉杨，他去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分行金管处串门，看到处长张宁桌子上压着一份文件，内容是1988年国库券准备在不久后上市。如果谁知道这个消息，黑市价75元买进，一上市可能就是100元，暴利25元，这是个发大财的机会。于是，杨百万成了万国证券的授权代表，拿了一台万国的点钞机，在上海海宁路自己的办公室内大张旗鼓地收购，短短时间内竟买走了上海市面上一半1988年的国库券。管、杨的狂收行动引起了金管处的注意，张宁在某日赶到万国突击检查，管金生想出了个绝招，把所有的国库券从地下室的金库转移到自己的办公室里，从地上一直堆到天花板。张宁来检查，一无所获而归，万国证券躲过一劫。数月后，1988年国库券上市，价格为104元，管金生的万国证券和杨完成了惊险而丰厚的原始积累。
杨百万日后频频吹嘘自己炒股技术如何厉害，其实事实证明他从国库券狂潮发了一笔后再没有什么建树，他“教导”自己“粉丝”的不过是些如何跟庄之类的不值一提玩意儿，这种思维模式贯穿了他的投资生涯，潜意识里永远打下了当年靠内幕信息发国库券财的烙印。
黑白之间，尤其是由黑转白的一瞬间，总是充满暴利的。
＇23＇眩晕
“白市”上也有暴利，那就是从“一级市场”到“二级市场”转换的一瞬间，广为人知的当然就是“认购证”狂潮了。
话说1990年的深圳股市是很红火的，5、6月间深圳一共5个股票，最少的深发展涨了100％，最多的万科涨了380％。但是到年底政府开始“调控”，当时的措施可比“印花税”之流强力多了，规定每天股票涨停是1％，跌停是5％，那不是等于告诉股民：股票只准跌不准涨吗？于是12月份爆发了大跌。
1991年7月30日，深发展股票拆细，按照拆分前的价格每股295元，一股拆成十股后每股的合理价格当然就是29。5元，然而，8月17日深发展复牌，开盘价格居然是10元，跌掉了60％多！深圳市场几乎崩盘，有舆论开始惊呼：股市到底有没有存在的必要？
救了股市的又是邓小平，1992年南巡期间，他说了一段对中国证券市场犹如救命符般的话：“证券、股市这些东西究竟好不好，有没有危险，是不是资本主义独有的东西，社会主义能不能用？允许看，但要坚决地试。”在这种政策背景下，深圳地方政府积极救市，一方面筹集2亿元托市资金天天拉深发展股票，力保股价不低于14块，另一方面取消了涨跌停限制。
这以后，深圳和上海的股指就像海南的地产一样，立马飚升。1992年5月21日，上证指数创下了直到今天也没能打破的涨幅记录，前一天的收盘价还仅仅是616点，当天居然开盘就是1260点，高开了105％！盘中最高1334点，最低仅604点，振幅是前一天的119％！
几乎所有的股票一天之内股价翻倍，论财富效应，还有比这更强烈的吗？在这种大好局面下，上海和深圳都决定，要多上一点股票扩大市场。于是一个以前没考虑清楚但又无论如何不能回避的问题出现了，“原始股”该怎么认购。
此时，深圳犯了一个重大的错误，这个错误几乎导致了深圳交易所的生存再次陷入困境。1992年8月7日，深圳发布了《1992年新股认购抽签发售公告》，规定深圳将向社会发行5亿元新股，在8月9日和10日两天，集中发行新股认购抽签表500万张，中签率为10％。每张表100元人民币，每一个购表人，可持10张身份证购10张表。中签者可买1000股股票。
这就是第一版的“认购证”。
我们不妨简单算一下收益情况。假定一个人花1000元买10张表，10％中签率，就可以保证中1000股股票，上市首日只要股价高开1块钱，就保本了。而当时的股价普遍在百元以上，尤其是刚刚经历了火爆的初夏，人气正处于鼎沸状态，人们普遍的预期是新股上市至少涨个50元，1000股就可以赚49000元！在1992年，大部分人工资不过百元出头，花1000元成本可以赚近5万元，能不令人疯狂吗？
多年后，有人分析说，当初深圳市政府等部门出台这样的新股认购办法并不是没有核算过。深圳当时的常驻人口（包括了各类务工人员）最大的估计不会超过150万人，因为一个人可以拿10张身份证购买，所以满打满算不会超过20万人来排队买表格；即使算上部分外地赶来的人，一则时间紧，只有两天可以花在路上，二则深圳是特区，进出还要看通行证，最多能赶来5万人。按照深圳的人力物力完全可以控制。
显然，初入资本市场的国家干部们呛了口水，他们把这个市场等同于集贸市场了，全然不知道暴利可以驱使人们干出不可思议的壮举。
从8月7日当天消息播发后，不到一小时，全城所有的证券营业所，个个门前人山人海。人们排着队，昼夜不散，但最引人注目的东西却不是人，而是人群中的一张纸。它由每个队伍前面的“带头大哥”发下来，依次传到每人手中，一一签上姓名和自己的队伍编号。按照规定，“龙头”每隔两小时点名一次——不是叫人名，只是叫序号，闻者立即答“到”，无论昼夜，不得间断，倘若两声之后没有“到”的回应，“龙头”当即将该号码连同人名一并划去。
正在交易的股票市场一下冷落了，股指下挫，因为人们都没心思炒股了。但很多其他行业却立刻火爆了。
首先受益的进入深圳的运输业，车船票一抢而空，票价都是黑市价：平均涨价4倍以上。
其次是邮政业，据当时的报纸记载，一个邮局工作人员在拎一袋重量为18公斤的包裹时破裂了，里面东西掉出来，全部是身份证！一点算，有2800张之多。这样的包裹，每个邮局里一天都至少有几十个。
还有就是“带路业”，当年潘石屹进深圳花50块钱钻了洞，要是他这会儿来就进不去了，因为平均价格是200元一钻。
据统计，有约50万人从各地涌入深圳，算上本地人，至少有百万人参与了认购行动。尽管后来增加一些临时认购证发行点，但按各个营业厅的面积总和除以人头计算，每个排队者仅有大约0。2平方米的活动空间，要坚持两天！
8月8日中午，街头群众已经急了，“带头大哥”们也难以维持住秩序了。因为插队者也组织起来，瞄着前面的位置发起攻击。队伍外面的人们掐指一算，一共才卖五百万张表啊！这意味着排在后面的人根本买不到，于是全都加入了冲击者的行列。排队的人严守自己的位置，就像守着自己的财产和生命。绳子早就丢了，即使没丢也没有人去抓了，能依靠的东西只有自己的身体了。人们挽起手臂，抱紧腰肢，不分老幼男女，没有羞涩，几十万人抱在一起。很多人已经二十个小时滴水不沾，粒米不进，大小便也不敢去，因为一离开位置就没了。
2007年10月份中央电视台播放了一部名为《复兴之路》的大型纪实片，其中有一集还放了深圳“8。10认购证风波”的画面。男男女女们在烈日下硬抗的镜头依然震撼。
新中国老百姓首次出现群体性的财富眩晕症。
可是，8月9日一清早，老百姓们就开始失望了。很多营业点才发售了两个小时就“脱销”了，最严重的一个营业部，仅仅卖了30多人就宣布卖完了。与此同时，人数众多的“黄牛”每人手里握着上百张表格出现了，每张表格要价800元。
愤怒的人群不干了，纷纷与治安人员发生冲突，甚至围住深圳市政府要个说法。根据后来的清查，大量的认购证被网点内部工作人员、押运员、政府内部人员乃至保安、警察等私分，反正钱和身份证他们也都有。此事涉及金融系统工作人员就高达4000多人。后来深圳市政府临时增发了500万张认购证表格，才算略微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