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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春桥传-第3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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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面对这样的权威性评价,他们心目中的江青形象,如同他们厂里巨幅宣传画所画的那样:穿着军装,手持鲜红的语录,背后是哗啦啦飘着的革命大旗……

  然而,这群年轻人在藏书楼里懵头转向,不知从什么地方入手,才能查到江青三十年代鲜红的历史。

  他们请求葛正慧当书山报海的向导。

  葛正慧当然满口答应。

  不过,对于这几位读者,用不着像对西安交通大学红卫兵那样的辅导氏葛正慧不动声色,只消把一颗颗“炮弹”搬出来,放在他们的面前,就可以了。

  《电通画报》、《大公报(星期影画)》、《大晚报》、《申报》、《青春电影》、《时事新报》、《民报》、《中央日报》……葛小慧来回搬运“炮弹”,忙得满头是汗。

  初是惊讶,继之疑惑,进而沉思,终于怒形于色。“红影组”的年轻人们,万万意想不到,蓝苹当年竟然是那样的角色。

  历史最诚实。历史无法用油彩化妆。那些三十年代众多的报刊,活生生地勾画出当年的蓝苹形象。

  “红影组”恍然大悟:三十年代的电影演员蓝苹,才是本色本貌,六十年代的“中央文革”第一副组长江青,倒是浓妆艳抹的演员!

  蓝苹在三十年代的上海,曾把自己的本来面目,暴露无遗。“红影组”的年轻人们只是看看那些报道的大标题就已怵目惊心了:

  《蓝苹在电通时代的五角恋爱》;

  《为来为去为了一个宝贝的蓝苹,影评人唐纳二度自杀蹈海获救》;《唐纳蓝苹交恶原因:蓝苹想出风头,用的是美人计》;《悲剧闭幕 喜剧展开 蓝苹章泯 蜜月旅行》;哦,这就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英勇旗手”的真实形象!

  “红影组”的组员们面面相觑,那本《电影戏剧四十年两条路线斗争纪实》不知该如何下笔!

  有人秘而不宣,有人避而不谈,也有人挺身而出,准备“炮轰江青”。

  就在这时,北京电影学院司徒某某一彪人马,也穿过那扇小门,进入藏书楼。

  他们也是为了收集江青在三十年代的“光辉事迹”,把照相机对准一页页发黄的电影画报……

  也就在这个时候,游雪涛小组的触角,伸向了徐家汇藏书楼。

  一九六八年的“四·一二”炮打刚刚过去,游雪涛的眼睛,便盯住了徐家汇藏书楼那扇小门。北京电影学院的这班人马到得最晚,却最早被“扫雷纵队”发觉—

  —因为“扫雷纵队”的密探进入藏书楼之际,司徒某某一伙正在那里翻拍照片。

  紧急情报立即送到游雪涛手中。

  这一回,游雪涛并不急于下手抓人。他派出一个姓朱的密探,与司徒等人混在一起,朱某是上海电影界人士,很快就跟司徒混熟了,想弄清他们的背景。

  朱某密报:司徒一行,住在上海越剧院学馆,在住处大声地讲江青坏话……

  游雪涛向张春桥密报。

  “抓!”张春桥下达了命令。

  就在游雪涛带领队员们扑向上海越剧院学馆时,却扑了个空——司徒一行已经走了。

  “上哪儿去?”他们打听着。

  “听说去杭州了。”

  急急赶往上海北站,游雪涛亲自出马,带着朱某等五人,风风火火前往杭州。

  游雪涛求助于王洪文的把兄弟——翁森鹤,这个三十一岁的杭州丝绸印染联合厂工人,造反起家,已成为浙江一霸,人称“浙江的王洪文”。

  待到翁森鹤带着游雪涛查出司徒一行的踪迹,司徒一行已经返回上海了!

  游雪涛双手空空回到上海,好不懊丧。赶到上海越剧院学馆,又不见司徒一行的影子。

  朱某到底有办法,居然查明:司徒一行匿居在上海成都北路四七一号的成都第二中学。游雪涛带人去抓,逮捕了北京电影学院五人。唯司徒漏网——他已逃往南昌……

  游雪涛把捕来的五人,投入上海漕河泾看守所,关押了五年!从被捕者那里得知,他们在徐家汇藏书楼查得的资料,分藏于他们在上海的四个亲友家。

  “扫雷纵队”兵分四路,同时抄了这四家。没有证明,没有手续,说抄就抄,他们如同当年的“盖世太保”。

  在闸北某家小阁楼里,终于抄得两卷尚未冲洗的胶卷。显然,那是重要的“罪证”。不料,被游雪涛的女儿拿着玩,打开来看个究竞,全部曝光!

  幸亏这是游雪涛的女儿干的。要是别人,说不定会因此被投进铁牢……

  就在这时,一封告密信从上海图书馆寄出……

  主炮手被关进秘密监狱

  主炮手葛正慧落网了。

  徐海涛得知葛正慧是说出“狄克=张春桥”的“主犯”,亲自带队前往抄家,抄得片纸不留,全部装上卡车运走,唯恐留下一颗“炮弹”。

  紧接着,他奉张春桥之命,提审葛正慧。

  一场唇枪舌战,在徐海涛和葛正慧之间展开。一个盛气凌人,不可一世,一个微言大义,不乱方寸。

  “葛正慧,你老实交代你的‘炮打’罪行!”

  “我没有罪!”

  “你没有罪?‘狄克’不就是你说的吗?!”

  “狄克是张春桥的笔名。说了一个笔名,怎么能说是炮打呢?”

  “混蛋!你到了今天,你在我的面前,还敢炮打?”

  “狄克是鲁迅批判的。如果说炮打,只能说是鲁迅炮打狄克!鲁迅炮打张春桥!”

  “你今天还在‘扩散’?!”

  “《鲁迅全集》今天还能买到,还能借到。《三月的租界》谁都可以看。这能说是在‘扩散’吗?”

  “你干吗往《鲁迅全集》上扯?《鲁迅全集》上并没有写狄克是张春桥。分明是你在造无产阶级司令部的谣!”

  “我造谣?我是研究笔名学的。我说狄克是张春桥,我有根有据。你不信,你去问问张春桥,狄克是不是他的笔名。如果他否认,我愿承担一切责任!”

  “混蛋!十足的混蛋!在你的大量罪行中,只要随便抽出一条,就够得上枪毙!”

  葛正慧沉默不语,冷眼以对。

  徐海涛恨不得一口吞掉他,把双拳攥得紧紧的。说道:“枪毙,还便宜了你!我们要把你关起来。你如果拒不交代,就把你永远关下去。”

  在葛正慧被押走的当儿,徐海涛忽然又叫住了他,和颜悦色地对他说:“图书馆里还有谁知道张春桥的化名,向谁扩散过,只要你交代出来,你就可以立大功,受大奖,可以立刻释放……”

  葛正慧被押走了。

  手上戴着锃亮的铁铐,坐在一辆草绿色的越野车上。他的旁边,坐着看守,他被“勒令”低着脑袋,不许朝窗外看一眼。

  汽车在急驶,不知驶向何方。

  开了很久,汽车才停下来。这时,听得一声“下车”的命令,葛正慧终于抬起头来。

  奇怪,这儿一点也不像监狱,倒是一幢漂亮的花园洋房。

  葛正慧被独自关进一间十几平方米的屋子。空荡荡的,没有桌椅,没有床。窗敞开着,窗上没有玻璃,却横着装了一根根铁条。朔风从窗口呼呼灌进屋里,水泥地变得像冰一样冷。窗外,穿便衣的看守在监视着。

  葛正慧意识到,这儿是秘密监狱!

  他在那里被关押了五年多,竟不知秘密监狱究竟坐落上海何方。他只是偶然从看守们的对话中,隐隐约约得知,这儿是“三所”,仿佛是在上海西郊虹桥的沈家宅。

  三九寒天,睡在水泥地上,手脚冰凉,彻夜难眠。

  一日三餐,不过是冷饭、梅干菜、山芋之类,从车门上的小窗口塞进来。

  大抵是生怕他在里面写什么,连草纸也不给。屋里放着马桶。大便之后,只好从棉胎上扯下一点棉花与草纸。

  看守昼夜守在窗外、门口,身佩短枪,来回踱着。进进出出,看不见一个芽公安警服的。

  四周是高高的围墙,上面装着铁丝网。乌云低低地压在铁丝网上。一切都显得那样的沉闷,那样的暗淡。

  这时,葛正慧的耳边响起徐海涛的那句话:“你如果拒不交代,就把你永远关卜去!”身陷囹圄,意识到那句话的分量。确实,他会被“永远关下去”,直至无声无息地死于这秘密监狱。

  一次又一次的提审,耳边响着凶神般的责骂声。

  “你交代,你为什么要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为什么要造谣?”

  慕正慧明白,所谓造谣,就是指他讲出了“狄克=张春桥”。他立即理直气壮地说:“我没有造谣,我有根据。”

  “什么根据?”

  “一本书上写着。”

  “哪一本书?”

  “不记得了。”

  “你再想想看。”

  “真的不记得了。”

  “你要明白,这是事关你的‘定性’的问题:你讲出了出处,那么,你只是‘传谣’:你讲不出来出处,那就说明你是‘造谣’。造谣比传谣的性质要严重得多。”

  其实,葛正慧心中也明白,审讯者为什么反反复复追问根源:因为他一旦讲出了那本《鲁迅先生轶事》,那本书马上就会被销毁。在上海图书馆,只有一册《鲁迅先生轶事》。那本书当时印数很有限,流散在社会匕的,恐怕早已荡然无存。上海图书馆那本《鲁迅先生轶事》,已成孤本。口说无凭。即使有魏金枝(受“四人帮”严重摧残,于一儿七一二年十二月十七日含冤去世)、于黑丁作证,张春桥也可矢口否认,反诬他们为“造谣”。唯有那本一九三七年出版的《鲁迅先生轶事》,白纸黑字,印得一清二楚,张春桥无法抵赖。纵然葛正慧死去,只要那本书还在,后人依然能够查清“狄克=一张春桥”这一公案。

  一次又一次提审,焦点越来越清楚:要他交代出那本书的书名。

  葛正慧,人们称他为上海图书馆的“活字典”。他的记性甚好。他清楚记得《鲁迅光生轶事》放在哪个书架上。但是,他也清楚,这本书是没有卡片的,属于“非流通书”,即不外借的。它混在数以万计的“非流通书”之中。不谙内情,想找到这本书,犹如大海捞针。

  他咬紧牙关,以生命来保护那本书。

  他像放录音似的,总是这么说“上海图书馆的书那么多,我看过的书那么多,哪里能记得起是哪一本书上看到的呢?但是,我确确实实从一本书上看到的,这一点没有记错,绝对不会记错

  啪,一记耳光,他的牙齿也被打掉了,鲜血从唇间汩汩而出,染红了他多日未刮的胡子。

  游雪涛自食苦果

  上海高邮路。

  灯下,游雪涛在聚精会神地看着案卷,以至当子夜悄然到来,他还不觉得。

  下午,接到来自康平路的电话,王承龙说是有事找他,他就赶到了“康办”。

  “有个案子,你把案卷带回去看看。”王承龙的话很简单。

  刚刚把徐家汇藏书楼案件脱手,游雪涛一听说来了新的案子,不由得又兴奋了起来。他是一个不知疲倦的“福尔摩斯”,没有案子仿佛就感到空虚。

  王承龙把一个牛皮纸大口袋给了他。他的视线只注意那案卷,并没有注意王承龙的表情。

  回到家中,游雪涛就从牛皮纸口袋里,取出厚厚的案卷。

  案卷上写着一行字:“纪某自杀案”,旁边打了个问号。

  这是一个相当复杂的案子。

  此人的经历很曲折,跟游雪涛有点类似,也从事着秘密工作,但那是在“文革”之前。

  在“文革”中,纪某受到了冲击,受到了审查。此人属要犯,隔离室的看守十分严密。

  突然,砰的一声,纪某从楼上摔下,虽然身穿厚厚的棉衣,仍当即死亡。

  据说是自杀。

  可是,纪某是从二楼厕所窗口摔下,那窗口又高又窄,下有水斗,很难爬上去。

  可能是他杀——有人要杀人灭口。

  自杀?他杀?他杀了自杀?游雪涛像遇上一道数学难题,在那里反反复复捉摸着。他把案卷看了一遍又一遍,画出了地形图,排出各种可能性……

  第二天,游雪涛带着案卷,来到“康办”。他找到王承龙,正想把自己的办案设想说出来,不料,王承龙一把夺过案卷,嗤之以鼻:“谁要你办案?”

  游雪涛顿时像浇了一盆冷水。须知,他的满眼红丝,全是昨夜看这案卷熬出米的。他惊诧道:“不是你把案卷交给我的吗?”

  王承龙的脸,布满了乌云:“这个案卷,是给你青一看、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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