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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ＢＡＣ队踢了八年之后，他彻底地放弃了。
在父亲因伤不能上场时，我们家便度日维艰。佐卡、玛丽亚。露西娅和我总是光着脚，只能穿旧衣服。我们的房子又小又挤，屋顶还是漏的。由于没有稳定的经济来源，我记得有几次妈妈给我们的饭只有面包和一小片香蕉。我们从未断过顿——就像巴西许多境况比我们还糟的家庭一样——但是对我母亲来说，生活中总是笼罩着恐惧，对于无米下炊的恐惧。我活了６５岁，明白的一个道理是：对生计的恐惧是世界上最可怕的恐惧。
当然，家庭成员有难同当。我叔叔若热在卡萨卢西塔纳找到了一份送货人的工作。他在那里一干就是１９年，他的敬业精神（这是他最大的长处）使得他不断得到提升，而他的薪水也帮助了我们填饱肚子。我姑姑玛丽亚在圣保罗工作，每当她放假来看我们时，总是给我们带来食物，有时也带来衣服。
我也该为家里分忧，毕竟我是长子，所以我决心也做点事。大概是７岁时，我勉强攒够了置备一套擦鞋工具的钱，这要感谢若热的帮助。我打算在包鲁繁华的十字路口转转，靠替人们擦本已锃光发亮的皮鞋来挣几个铜板。但我母亲却坚决要求我不能离家太远，只能从邻居中揽活儿。由于我们这条街上有一半人都打着赤脚，我记得我那时就觉得这不是个好主意，但母亲的话可没法不听，于是我恭恭敬敬地敲开了鲁本斯阿鲁达街所有人家的门，问他们是否需要擦鞋。他们都很友善，但我只揽到了一件生意，而且我也不知道该要多少钱。从这桩早期的生意中，我汲取了一项后来并未能时时记住的经验：要知道你的顾客在哪里，要了解行情。
然而我也意识到，我并不知道怎样把鞋擦好，我需要练习。我把父亲的足球鞋擦亮了，也把自己的鞋擦亮了——这是一双小巧的鞋，是我姑姑玛丽娅带来的，原本属于她老板的儿子。我只是在特殊场合才穿上它们，所以它们得以在很长时间内保存完好，直到有一天——也许对它们来说是最特殊的场合——我想试试穿着鞋而不是像我平素那样光着脚踢球究竟是什么感觉，结果踢坏了它们。
最终我说服了母亲，想在我们的穷邻居中揽到擦鞋的活儿简直是徒劳，于是她勉强同意我可以在比赛日陪着我父亲去包鲁体育俱乐部的赛场，至少那里有许多鞋需要擦，而且父亲也可以照看我。其实他忙得根本顾不上我，但一下子出现了那么多潜在的生意，意味着我不可能空手而归，于是那天当我们回家时，我的口袋里就有了两个克鲁赛罗（巴西货币单位——译注）。初战告捷使我母亲宽心了许多，也准许我到火车站一带去擦鞋了——那里多了许多竞争对手，很多像我一样的男孩也想到了同样的主意，但至少我可以挣一点钱了。
大约一年后，我们的家境稍有好转了，我父亲终于在一个诊所谋到了一份差事。干的完全是粗活，主要是擦擦洗洗，搬搬扛扛，但因为这份工作是由当地政府资助的，比他打的其他短工都要稳定，于是多年以来笼罩在我们家屋顶上贫困的阴翳稍稍消散了些——虽然并未移除，但毕竟是有所缓解。
与此同时，我受教育的问题也提上了日程。我母亲坚决要送我上学，并竭尽全力地置办了上学所需的一切，于是我适龄进入了包鲁的埃内斯托。蒙特小学。按说我应当在那里读上四年书，然后再读四年中学。如果你足够刻苦，或者足够聪明，或者足够走运，还可以进入大学预科再读三年，最后进入大学。但对于一个８岁的孩子来说，那是遥遥无期的。
那年月为一个穷孩子上学做准备可不多见。我母亲和奶奶将我磨破了的短裤一一缝补好。我的衬衫是用运麦子的口袋布缝制的（不过质地倒不错，是纯棉的）。实际上一开始我是很高兴上学的。他们给了我一盒彩色铅笔，我很快就用光了，画了我能画的一切。第一天上学是父亲带我去的，一开始我的行为也很规矩。但我很快就在上课时变得多嘴多舌起来，并成了班上的一个捣蛋鬼。
我清楚地记得我的第一位老师——西达女士。她是个严格执行纪律的人，也不准学生分辩——一句话，她不容许有任何不守规矩的行为。我经常受罚，被迫跪在一堆晒得像石头一样硬的豆子上——也许这锻炼了我的膝盖，为日后做了准备……
我不是个好学生，但一开始事情也并不很糟——如果西达女士不像我后来的一些老师们那样严厉的话，我只不过是个偶尔淘淘气的小顽童。我想读书，也不认为自己笨，但我的确学习成绩不好。现在回首往事，我对此感到很奇怪，不仅因为我现在知道了教育有多么重要，而且当时我也有很好的刻苦学习的动力——大约我七八岁时，我迷上了飞机，梦想着将来当一名飞行员。我经常到航空俱乐部去看飞机和滑翔机表演。只要有机会，我就飞奔到机场，目不转睛地看着飞行员们为飞机起飞做准备，或者看飞机着陆，甚至为此逃课。开飞机真是一种再浪漫不过的谋生——以及生活——的方式，我为此而心醉神迷。
我记得曾向父亲谈及此事，令我惊讶的是他认为这是一个很好的理想。我本以为他会打消我的念头，但他却巧妙地提醒了我，为了实现我的目标，我需要掌握很多技能——如读、写、导航等等。我记得这是他第一次像对待一个大人一样对待我，很认真地听我的话，这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不仅是个四肢发达的足球运动员，他的头脑也很聪明——只有他总能化解我母亲的火爆脾气——我当时立刻明白了我应当听他的话。这使学校在我心目中变得更重要、更有用。甚至在逃课时我也明白我必须受到某种教育才能飞上天。然而有一天，情况发生了变化。
那天下午放学后，我们正在闲逛，也可能正在踢球，忽然有人喊道太平间里有个死人，是个滑翔机失事的飞行员。我们都还是孩子，我的许多朋友和我都觉得这实在太令人兴奋了。一个死人！还是个飞行员！我们又好奇又顽皮，跑到了事故现场细细查看，生怕漏过一丝一毫。好像这还不够似的，我和朋友们又跑到了医院陈放尸体的地方，透过一扇肮脏的玻璃看到了那名躺在一张石板上的死去的飞行员。一开始我觉得很好玩——我想这也许是我第一次看到尸体——但随即太平间的工人或者是医生开始摆弄那具还穿着衣服的尸体了，当搬动飞行员的胳膊时，由于尸体已开始变僵，他不得不使劲地拉拽，结果一股血液喷射到了地板上。这情景便非常可怕了，就像电影中一样。一连几天几夜，这幅画面始终萦绕在我的脑海中，使我噩梦连连。从此我再也不敢去航空俱乐部了。
随着我不断成长，包鲁变成了我的家乡。这里有我的家、我的学校和足球（后来越发如此），更有我的游戏。我与邻居的许多孩子交了朋友——有黑人、白人，甚至还有日本孩子。我们整天想做的就是玩耍。我们家的木房子外有个院子，里面种着葡萄，还有一棵芒果树和一些甘蔗。我非常爱吃芒果，至今仍嗜芒果如命！当我的朋友们来到院子里时，我们会想出各种各样的新游戏，甚至模仿马戏团的表演。我们在树枝上荡秋千，还玩其他危险的游戏。我的母亲和祖母一点儿也不喜欢那些游戏。我希望有更大的空间，而院子实在是太小了。我们转移到了街上——能在街上玩耍的孩子是幸福的！但很快我们门口的街道又不够了，于是我们开始到更远处去冒险。
我们那时也很喜欢游泳。包鲁的夏天非常炎热，我们会到西北铁路公司附近的河里去嬉戏——我父亲对手的俱乐部就是这家铁路公司资助的。最好的戏水的地方有一个小瀑布。我们整个下午整个下午地闲荡，逃课去享受游泳戏水的乐趣简直是家常便饭。然而有一天我遭了殃。一个叫做津霍的大孩子想拽着我游过河去。我蹬着腿，他划着水。到了河中央时，我们乱做了一团。我紧紧地抓着他的腿，于是我们开始下沉了。我们拼命地挣扎，喝了不少水，几乎要淹死了。岸上的其他孩子束手无策，只能大声喊叫，直到一个大人走过来，用一根棍子把我们拽了上来。他救了我们。但后来我感到上帝一定是在关照着我，就像我差点儿跌出火车那次一样。
有好长一阵子我们没敢再去游泳，但这个诱惑实在是难以抗拒。不过我们吸取了教训，此后便小心多了。我们是穿着上学的衣服游泳，把它们在树上晾干后再回家。我们可不想让别人看见我们光着身子，也不想让妈妈知道我们下了水。即便如此，有时候回家后，我还会因为衣服又湿又脏而被母亲痛打一顿。我让她操了不少心——究竟有多少，只有你自己为人父母后才能明白。可别误解我：她是个很好的母亲，虽然身材娇小，但却性格刚强。尽管她后来曾把我描绘成一个〃好孩子〃，但我却知道这不是真的，至少在我小时候是如此。
我母亲知道为了让我好好上学，必须把我留在家里读书，而不是放出去乱跑。这对我来说真如上刑——不仅不能与我同住在鲁本斯阿鲁达街的好朋友劳尔和拉克尔。拉维科一起去玩了，还得在母亲的监视下做功课。然而有一次，我设法溜了出去，在院子里一个大洞中我们的藏身处玩耍——包鲁的街边有很多这样的洞，路况实在太糟糕，一场大雨过后，总会出现很多新洞。
我们的藏身处实在不错，能从我母亲眼皮底下溜出来玩，令我非常兴奋，尽管前几天雨下得很大，而且这时依然在下。然而我母亲很快就意识到发生了什么情况，我不得不灰溜溜地回家去。我千方百计地央求她让我再出去玩一会儿，但无济于事。我母亲可是个毫不妥协的人。我不得不做了一会儿功课，但没过多久我的思绪就飞到了院子中，想象着小伙伴们正怎样地快乐……可是讨厌的算术却让我不能出去。就在这时，一件童年时代令我难忘的事情发生了。一个男孩子气喘吁吁地跑了过来，上气不接下气地叫我快到我们的藏身处去，因为洞塌了，而我们的一个伙伴还在里面！我当时一定是打破了短跑世界纪录，我多么想立刻飞到朋友身边救他出来。当我们跑到时，那里已经围满了人。发生的一切全都是因为雨——土变软了，洞自己塌了下来。我们所有的朋友和邻居们七手八脚地挖着土，将埋在里面的男孩儿扒了出来。但已经太晚了，那孩子的鼻孔里、嘴里、眼睛里全都是土——那情景我永世难忘。他不是我们一伙儿的，他溜进来时谁也没注意到。而我又一次死里逃生了，因为本来是我该在他那个位置上的——但是上帝又一次关照了我。
我的功课和我的母亲阻止了我的悲剧发生。我对太平间里的那个飞行员还记忆犹新，而这个无辜的男孩儿又使我多了一个噩梦。因为他们，无论是在家里时，还是后来我到了桑托斯，我都经常会在夜里醒来大喊大叫。我不喜欢黑暗——它会令我恐惧。而这件事情发生后我也再不想挖洞了。有好长一段时间，我都心怀着一个孩子的负罪感。每当想起此事，我都不能不想我本来是在他的位置上的。而如果塌方时我仍然在那里，我就没法走过这６５年的人生之路了，当然我也没法在这里讲我的故事了。
我在埃内斯托。蒙特小学的第二年糟透了，并且很可能还因为我缺了太多的课而雪上加霜。我与品行不端的坏孩子交了朋友，与第一年相比发生了很大变化。我们也有了新老师：先是洛德斯女士，后是劳林达女士。很快我就对一切与学校和读书有关的事情深恶痛绝了。劳林达女士对我的惩罚尤其狠。我上课时仍然喜欢多嘴多舌，她便会把纸团捏成球塞进我的嘴里让我不能说话。但这也弄得我两颚生疼。过了一会儿后我便小心翼翼地嚼那纸球，使它变小，不至于硌得我那么疼。她也会使用西达女士的那招，让我跪在一堆干豆上。劳林达女士非常严厉，但就这个惩罚而言，我把它从坏事变成了好事。人们都说当一种惩罚手段被反复使用，或者持续的时间太长后，被惩罚者就会完善自身并从中受益了。对我来说，情况正是这样。我把这种惩罚变成了娱乐。每当劳林达女士忘记了我而继续讲课时，我就把豆子从我膝盖下移开一粒以减轻疼痛。
她喜欢用的另一种惩罚手段是让我站在教室的角落里，背对着同学们，将两臂举起，就像里约巨大的救世主耶稣雕像那样。这很累。而每当我累得不行或者精神不集中时，我的胳膊就会垂下，于是我便会立刻挨一巴掌，并恢复她逼我摆出的姿势。然而当我这位精力充沛的老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