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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在干嘛？”查德轻声问。
我用一只手指“嘘——”了一下，走向教室前面。黑板上爬满的字迹是当天的三角学板书，什么m分之一。还有人把生物书忘在了椅子下的书筐里。手电筒的光线晃过了门边的电源开关，但是我并不想打开它，以防校园警察还在附近。
我移到门口，握住球型门锁，感到一股冰冷的血液涌上我的脸。我使劲一拽，门开了，反弹到墙上，把垃圾桶撞倒在了地上。我的心象橡皮筋一样蹦到了肚子里，又在我没来得及给它复位之前，蹿到了嗓子眼里。
查德把垃圾桶捡起来，看着我——他的面孔在黑暗中模糊了。“你没事儿吧？”他把手放在了我的额头上。这时，现实却在提醒我，别忘了我在哪儿，是来做什么。我抽回自己的胳膊，踏上白色格子和绿色格子相间的地板，奔向莱斯诺夫人的法语教研室。
手电筒的灯光只能照亮我前方大约三码的路面。其他的一切都是黑的。我大声地喊了几次维洛妮卡的名字，我的声音在墙壁之间回响。我真的希望她能在那——等着我，等着做什么鬼把戏，那都没有关系——因为现在，即便是和查德在一起，我也感到彻头彻尾的孤独。
我的灯光聚焦在大厅尽头的红色出口标志上，它就在法语教研室的左侧。从那出去的想法让我接着走下去，走向走廊的更深处，离查德更远一些，如果他还在后面跟着我的话。
当光线近到可以照亮出口的门的时候，我停了下来，眼睛锁在了门把手上。不可能是这样的。不可能是真的。但事实就是如此。我至少眨了十几次眼睛，可结果还是一样。一条厚重的金属锁链缠绕在两只门把手上。如果我想出去，我得退回去。
我在那站了一会儿，在想这一切是不是值得。也许这样就算了。也许我可以告诉笛瑞儿和安珀，我检查了所有的地方，维洛妮卡却踪影全无，然后转身离开。
可是，这太迟了。
我穿过了希尔克莱斯特学校的荣誉奖杯展柜，头一次发现所有的教室的门都锁上了。
所有的，除了法语教研室。
“维洛妮卡？”我冲着敞开的门口叫，还是没有足够地近，看不清楚里面的情况。
我停下来的时候，握着手电筒的手已经开始哆嗦，灯光扫过支持希尔克莱斯特学校大黄蜂队的标语，各班班长的招贴画，还有掉在地上的铅笔头。
“斯泰西？”一个男人的声音。查德的声音。我十分肯定。
“查德？”我转过身去找他，但是手电筒微弱的灯光让我看不了很远。“你在哪？我看不到你。”
“我就在这儿。”
走廊里的回声使我分辨不出声音来自哪个方向，是前面，还是后面。
我等了几秒，想听到他再说些什么。但没有动静。我继续走，离法语教研室更近了，在我甚至还没等进去的时候，眼泪就溅落了下来。
然后我走了进去，我发现了她。
维洛妮卡。
她躺在地上，脑袋周围一堆课本，还有莱斯诺夫人的陶土花盆，还是完整的。一股细流从在她的头上流下，形成了一个梨状的水洼。我晃晃头，咽下自己的怒火，告诉自己那些流动的液体不过是花盆里溅出来的、或者是从天花板上漏下的水。
但我知道它的确是血。她死了。她苔藓绿色的眼睛盯着我，瞪大着，绝望地，在问我为什么我没有早一点儿来。
我抬头看看窗帘，它们拍打在窗台上。十一月份寒风被过滤到了房间里，与她额头上黄棕色的头发嬉戏，把头发染成了明亮的情人红色。我用手捂住了脸。房间的黑暗席卷了我。我的身体落在了地上。
28
电话刺耳的铃声把我从睡梦里惊醒，我一下子坐了起来。困惑了几秒钟之后，我开始想到也许昨晚的事情仅仅是一场可怕的噩梦。我看看笛瑞儿空空荡荡的床铺。我的第一个想法是，她在上课，我睡过了头，错过了第一节课。但马上我就想起来了，今天是星期六，是第四天。
笛瑞儿的死亡之日。
“喂？”
“斯泰西，嗨，是我，查德。你怎么样？”
“你说呢？”
“好啦，至少告诉我，你感觉怎么样？”
“就象我昨天晚上告诉警察的，我没事儿。只是被吓着了而已。”
我闭上眼睛，尽量把昨天晚上发生的片断粘合在一起。我记起自己昏过去了，被架到一辆警车上，到处闪着警灯。桉树油和柠檬油的味道塞满了我的鼻子。有声音在试图和我说话，问我是不是还好。“是的，还好。”我宽慰他们说。
“你想给家里挂电话吗？”他们问。“你需要看大夫吗？”
“不要。我只想回寝室睡觉。”
我记得自己歇斯底里的样子——痛哭，然后大笑，再哭。有一个人，大概是校医，告诉警察我需要休息。然后警察说，他们会密切注视着我，明天早上再找我谈话。就是今天早上。现在已经过了十一点了。
最重要的是，我想起了维洛妮卡，死在教室的地上，阴魂不散的绿色眼睛盯着我，绝望地。
“他们认为是我干的。”查德说。“他们认为是我杀了她。”
“你在说什么呢？”
“当我进了房间以后，我看见了维洛妮卡，也看见了你。我知道你是昏过去了，所以我想去帮你，但马上想到也许我应该去窗口看看，也许，我能发现些什么，抓住是谁干的。然后警察就来了，以为我要逃跑。然后他们看见你，躺在那儿。维洛妮卡……他们马上想到是我干的。他们问我发生了什么事。我开始告诉他们，你知道事情的过程，我怎么看见你们救笛瑞儿，然后我跟着你进了教学楼。然后他们不让我说了，告诉我我的权利。他们让我给家里挂了电话。”
“你爸妈怎么说？”
“他们告诉我要合作，告诉他们所有的事情。我就照他们说的做了。警察问了我一个多小时。一开始是一个人，后来换了这个女的。我爸妈今天早上一早就飞过来了。他们吓坏了，还请了一个律师。”
我觉得自己似乎在他的声音里听到了一丝呜咽，在他的呼吸无法跟上他的语言的时候。
“我得走了。”他说，“我只是想确认一下你是不是还好。”
“查德？”
“告诉我你认为我是无辜的，斯泰西。我现在真的需要有人信任我。”
我没有马上回答他；我听着他在电话那一端的呼吸。
“我相信你。”我终于说，飞快地，不知道自己是不是真这么想。电话的那一端咔哒一声。“查德？” 但他已经挂掉了，我甚至不知道他是不是听见了我的话。
第四部分第39节 床边的地板
我刚想给他挂回去，却一眼看到了安珀的玩具熊背包，躺在床边的地板上。警察一定以为它是我的。我把它拾了起来，拉开了小熊肚子上的拉链。多诺万的迷你速写本在最上面。我把它拽了出来，把它揣在我的夹克衫的里面的兜里。我在想他是不是还在医院里陪着笛瑞儿，我是不是能在那见到他。然后我拽出了安珀的手机，还是没电，我把它插在了床后面的电源插座上。
我抓起电话，打给医院里的笛瑞儿，这时听到了门铃响。也许是她回来了。我爬向床边，看到本来应该从门缝泄露进来的走廊的灯光，现在被挡住了——有人站在了门外。
我把听筒重新挂上，轻轻地起身，观察着黑色影子与门缝的游戏。站在房间的中间，我又等了几秒，等着他敲门或者闯进来。可是什么也没发生。我抄起角落里的棒球棒，然后，猛地一拽，门开了。
古怪的安珀。她正在写着字条，象是要留在门上的留言簿上。
“你什么毛病？”我说，“你吓死我了。”
“问一声早上好。”她说，不请自进。“我猜我也没必要问你怎么样了。” 安珀在她身后关上了门。“我都听说了。真不能相信维洛妮卡死了。”
“信了吧。因为那是真的。”
“我知道，”她说，手指抚着窗台，眼睛盯着草坪。“这都是……不该发生的事，不是吗？”
我伸手到抽屉里找熏衣草油，希望花的香味能安抚我的心灵。
“我听说他们把下周的课都取消了。” 安珀说。“好象还要为这事儿开个会，可是这个周末人们都走了。”她看着我在耳朵后面用手指尖点着熏衣草油。“你没事吧？你看上去心烦意乱的。”
“你想我能怎么样？几个小时以前，维洛妮卡•；•；李曼躺在我面前，死了。你却象一片被剪下来的脚趾甲，一点感觉都没有。”
“我为什么要有感觉？又不是我干的。我是说，我是觉得这很糟糕——我也许不喜欢她，但我从来没有想过要她死。”
我把瓶子盖盖上，扔回了抽屉里。的确是没有意义再和她就这个问题理论下去了，因为如果继续下去的话，我也可能会象弹道火箭一样大发光火，而今天，尤其是今天，我需要冷静。力量和理智是同行的。
“昨天晚上笛瑞儿是在医院过的夜吗？”我问，终于。
“你说什么呢？她没和你在一起吗？”
“她怎么能和我在一起？”
“我昨天晚上在这儿离开的她，从医院回来。”
“你什么意思？ 你离开她了？”
“是啊，她打电话给她的父母，然后就登记出院，我打电话叫PJ过来接我们。他过来了，我们就把她放这儿了。”
我看看笛瑞儿的床，床单没有被碰过。“你们真不应该。她昨天晚上没回来。”
“我想我们知道在哪儿离开的她。”
“我们是谁？”
“我告诉过你了，我和PJ。”
“那多诺万哪去了？”
“他打出租回来的。PJ嫉妒死多诺万了，他说我对多诺万着迷，其实不是那么回事。所以，多诺万不得不自己打车回来，因为PJ不想让他进自己的车。”
“那笛瑞儿呢？你把她放在这儿时发生了什么事吗？”
“我们开回了校园。我告诉PJ在车里等我一会儿，我和笛瑞儿一起走进大堂。我需要一点时间单独和PJ在一起，跟他透露透露，他不能总以为我就是他的了。”
“所以你其实并没和笛瑞儿上来？”
“没有。”
我们的眼睛锁在了一起。不管我和安珀在这场磨难里是什么角色，我们都清楚这意味着什么——今天是笛瑞儿的死期，而她已经失踪了。
有人敲门。“布朗小姐？”走廊里的一个女性的声音说。
安珀和我看向门口，然后又互相看看。“警狗。” 安珀小声说。“我拒绝和他们谈话。我们没必要和他们谈话，你知道吗。我们是未成年人。”她从我的床上抓过她的玩具熊背包，向窗户走去。
“等等！”我嘘声说。“你知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离开这儿。如果你聪明的话你也这样做。” 安珀打开窗户，一条腿跨在了窗台上。
“你没疯吧？”我抓住她的胳膊。“你现在不能走。你应该和他们谈昨天晚上的事。谈笛瑞儿。还记得吗？笛瑞儿！”
安珀犹豫了一下，但还是把她的胳膊抽开了。“我做不到。跟警察谈话能把我吓坏了，斯泰西。他们让你感到负罪。”
“不会，如果你是无辜的。”
她扭过头去。“她走了以后马上给我挂电话。别担心，斯泰西，这件事就会水落石出了。”
说着，她的另一条腿跨过窗台，穿过草坪，向树林里跑去。
29
我甩开门，看到的只是一个矮小的、瘦弱的女人站在我面前。她从头到脚都穿着黑色的DKNY式的衣服，里面是紧身的乳白色的衬衫，脚下是一双闪亮的、方头的半高腰靴子。
“嗨，”她说，用和她本人一样弱小的声音，“你是斯泰西•； 布朗吗？”
我点头。
她自我介绍说，她是警官得特，我看还不如叫“得瑟”，因为她就是那个样子——二十多岁，齐肩的、艺术造型的黄褐色的头发，其中染成淡金色的一缕耷拉在一只眼睛前面。“关于昨天晚上的事儿，我有几个问题要问你。”她说，把她的警徽在我眼前一闪。“我可以进来吗？”
我点点头，往旁边一靠，给得瑟女人留出了房间中间的位置。她从她的闪亮的方型手袋里掏出个很薄的活页本，翻到了崭新的一页。当然，我们在这儿决不是要谈鸡毛蒜皮的小事，在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