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乎是英国人在人类文明史上，又一伟大的贡献。再厉害的山霸王，都挡不住这一招穷追猛查。不知道我们中国，能不能有此福气效法效法乎也。
──一个人的开支超过他的收入，一定埋伏着问题。香港贪污犯常用二百万元港币购买只值一百万元港币的得奖马票，为的是要使那一百万元的港币合法化，否则，就交代不出来源矣。这种方法好像贪污探测器，恐怕是屡试不爽。超过收入的银子，如果不是来自贪赃枉法，一定来自谋财害命，甚至来自敌人的阵营，用以颠覆自己的国家。危哉，焉能不察。
然而，这部以扑灭贪污为主题的电影，在台湾一开始却被禁演。一九七四年，第一次送请新闻局审查时，就被辣手摧花，理由是：「犯罪过程细腻，好警察未受到表扬。」影片商手忙脚乱，遵照指示补救，好吧，犯罪过程细腻，怕人效法，（苍天在上，还用效法？）咱们就来点模糊的。好警察未受到表扬（中国人似乎都愚不可及，非耳提面命不可），咱们就画蛇添足，来个受奖大典（大典成为该片的一大败笔，但影片商已顾不得啦）。
这么一搞就是三年，一九七六年，再度送审。新闻局为了官场的责任分担，请来了一大堆各机关代表，六堂会看，决议曰：「原则通过，准予上演。」官场传统是死不认错的，新闻局认为有失威信（死不认错而竟认为是一种威信，也是一奇），就再找警察官来看，这一次可算称了心，如了意，警察官评曰：「该片缺乏社会教育意义及艺术娱乐价值，且易引起观众对警察的误解。」
呜呼，一个以肃贪为主题，显示贪官难逃法网的电影，竟被咬定「缺乏社会教育意义」，真是人类有史以来怪事之一。这种明确的，坏蛋受到制裁，好人受到奖励的电影，竟然被咬定「引起误解」，更是人类有史以来最特别的逻辑推理。嗟夫！台湾小民对警察官老爷的印象，有口皆碑，还用电影教导乎哉也。至于艺术价值，就更不知道警察官竟这般万能，根据啥理论下此判断，学问未免太过庞大，真是洋大人之国，知识即权力，中华民国，权力即知识也。再至于娱乐价值，那要由影片商去担心才对。
正在这时候，已拖到一九七六年八月，影片商实在忍无可忍，就向监察院呈递陈情书，咦！胆敢越级上控，是官场中第一大忌，陈情书是八月二十一日上去的，新闻局当时的局长丁懋时先生，就在八月二十八日，下令再度禁演，这是官场另一伎俩，对胆敢不服气的小民，一律当头棒喝，教你瞧瞧权在谁手。事情到此，已成定案。然而，有两件事救了这部《廉政风暴》，一是丁公升官而去，由宋楚瑜先生接任，一是影片商吃了豹子胆，仍挺胸脯打官司，上告到行政法院。而监察院也采取行动，再度重检。看完了样片之后，宋楚瑜先生没有等到监察委员发表意见，就对这部深富教育意义的电影，竟然禁演，大吃一惊，当即下令解禁。
呜呼，当初《丑陋的美国人》在美国可以上演，在台湾却不准，比美国人还爱美国，摇尾已成了精密工业矣。《廉政风暴》是说的香港警察贪污，在香港可以上演，在台湾却又来个不准，就更神经衰弱兼疑神疑鬼。世界上芸芸众生，只听说有拣钱的，从没有听说有拣骂的。柏杨先生走路，一向两眼看地，瞧见一块钱，立刻一个箭步，抓在手里，死也不放。小流氓上来要「见面分一半」，我也不放，打架就打架。而巷口那个小贩口没遮拦，大嗓门在「干你老母」，柏杨先生可绝不自告奋勇，拣起来往自己头上戴。偏偏社会上有不少专门「拣骂的」朋友，用千里耳一听，立刻搭飞机前往，卷袖子曰：「你骂俺娘呀。」这种场面，恐怕笑不出来。
现在，《廉政风暴》总算解禁上演，读者老爷中如果有童心未退的朋友，请看了之后，说说感想，如何。
盼望神仙显灵
──爬格子动物是中国最可怜的动物之一，海盗朋友却狠心下得毒手。
一连几个月，着作权问题，议论纷纷，到处有座谈会，到处有专辑，内政部更着手修改旧《着作权法》，显示这是文化界一个严肃的课题。柏杨先生不甘寂寞，也要插上一嘴。
小说家琼瑶女士，在台北《联合报》上发表一文，说她从没有为着作权烦恼过。嗟夫，柏杨先生恰恰相反，几乎天天被着作权──我老人家自己的着作权，和朋友们的着作权，搞得七荤八素。这并不是我标新立异，表示尾大，而是琼瑶女士，已闯过了七荤八素一关，像一个输得起的英雄好汉，两手一摊，好吧！算你赢。柏杨先生仍一直停留在七荤八素阶段。而我一向又不会温柔敦厚，就忍不住要嚷。
盗印之盛，自古皆然，于今尤烈。这个「古」，可不是指纪元前二十二世纪的尧舜之世，盖在纪元后二十世纪之前，中国根本没有着作权，犹如根本没有红绿灯斑马线一样，这些都是现代文化的新生事物。所以，「古」也者，只不过指四○年代和五○年代而言。当彼时也，稍微有点销路的小说，立刻就被海盗朋友翻印，爬格子动物千方百计，奇案追踪，找到了巢穴，海盗朋友不但不认错，反而吼曰：「翻印你的书是瞧得起你，有些人的书，给我磕头，我还不翻。」爬格子动物刚要张口，海盗朋友却越说越理直气壮：「不要你一块钱，既替你传名，又替国家普及文化，你还有啥不满意的。」爬格子动物如果不当场就献上一面感谢锦旗，而胆敢告状，简直是不识抬举，天理不容。
七○年代之后，情形如何，大家有目共睹。海盗朋友虽不再以替天行道自居。但闹到法院，不过两年以下有期徒刑，两年的牢其实够厉害的，可是普通不过判两个月三个月，而《着作权法》又规定可以「易科罚金」，罚金最高额是新台币六千元。六千元现在的购买力，一桌中等价钱的酒席而已。海盗朋友挥金如土，岂把一桌酒席看在眼里，砰的一声，把银子扔到法院柜台上，扬长而去。爬格子动物于是四大皆空。
四季公司董事长廖乾元先生在台北《自立晚报》上发表谈话说，香港翻印盗印风气，十年前比台湾更猖獗更混乱，可是，「这几年却很快改善，香港目前成立『文化犯罪取缔中心』，使得存心侵犯他人着作权益的不法之徒，噤若寒蝉，一点也不敢为非作歹」。廖乾元先生的言论，一定有他的根据，但香港的不法之徒，似乎不但没有噤若寒蝉，恐怕比过去还要张牙舞爪。事实上香港的翻印盗印大业，已成为中国文化界的毒癌。天涯海角的事，不是人人皆知，而且空口无凭，这得举个例子。
台北星光出版社老板，今年（一九七九）夏天，忽然大发脾气，把柏先生大作的新书和再版书，每种一律多印五千册。我以为他疯啦，他倒没有疯，而是跟香港、新加坡谈好，要一次供应这个数目。我当时也颇龙心大悦，想不到两部书下来，全军覆没，运出去几乎一本都销不动。而且来信说，台湾方面，必须在书寄出一个月后，才可以上市。因为只要有一本在台北出现，就有伏兵买下，航空寄去，等到台湾的原版书运到，翻版书早已充塞每一个角落，原版书根本没有立足之地。
经济学上有「劣币驱逐良币」定律，在文化界，却是「翻版书驱逐原版书」。现代的印刷照相术，巧夺天工，翻印出来的跟原版的一模一样，价钱却便宜一半到三分之一，既不付版税，又不付制版费故也。原版书一身重装备，步履艰难，胆敢跟翻版书碰，无不大败。星光出版社老板一度急昏了头，以三折的手段硬拚，拚了一阵子，不愿上吊，自动煞车。我眼巴巴想用那版税为老妻买双玻璃丝袜风光风光，也泡了汤。
最使人抽筋的是一位不愿公开姓名的文坛老奶，她出版了一部一千页的厚书，当初以为这种大块头玩艺，不会有人垂青。谁知道海盗朋友豪情万丈，香港一家坐落在九龙西洋菜街的书店，于今年（一九七九）元月该大作在台北出版后不久，即明火执仗，于二月四日，就在香港《明报》大登广告曰：「某某巨着贺新春，原价八十元，二月二十五日前，预约此巨着，只需二十元。」二月十一日广告曰：「某某巨着，掀起抢购热潮，预约日期，被迫提早截止，二月二十日，绝不展期。」接着，二月十七日广告曰：「订购日期，最后四天。」二月十九日广告曰：「订购日期，最后二天。」二月二十日广告曰：「订购日期，最后今天。」
这些广告，是老奶在香港的朋友把剪报寄给老奶的，可能有遗漏，也可能还有其他海盗朋友，同样下手。广告内容，足以使被宰的爬格子动物身轻如燕，但一看定价，就知道大事不好，港币二十元，以八比一计算，才新台币一百六十元，而该大作原版书定价，当时却是新台币四百二十元。柏杨先生，甚至该老奶，如果去买，也宁愿买翻版书。该老奶天真未泯，曾写信去要求赠送一部，作为纪念。那封信肉包子打老虎──对海盗朋友，我可不敢说肉包子打狗，在意料中的，没有下落。
所以廖乾元先生那种肯定的态度，不能使人心服。台湾翻印，总算有状可告，而香港翻印，却谁也无可奈何，纵使找上门也无可奈何，老子就是翻印啦，仍是四○五○年代的老话，翻印你的书是瞧得起你。可是当你泣不成声的求他不要再瞧得起你啦，如果再蒙青睐，爬格子动物一身贱骨，无法消受，就要喝西北风啦。但海盗朋友无不择善固执，非瞧得起你不可，爬格子动物哭天无泪，只好受宠若惊。盖香港政府只保护在香港注册的出版物，而在香港注册的出版物，必须作者或出版社在香港有居留权才行。──是不是这般，远在天边，我们不知道。但不少出版商一而再、再而三的跑香港，全都灰头灰脸而归，看起来斗不过他们。
国外如此，国内如彼，爬格子动物和出版商，唯有盼望法律伸出援手。国内的保障，正在加强，听说内政部修改后的新《着作权法》，有两大突破，一是扩大着作物着作权的范围，一是提高对海盗朋友的处罚，这处罚从原来的二年以下，改为「七年以下一年以上」，而且不能易科罚金，说坐牢就硬是坐牢，金银财宝堆积如山也不行。这才能产生阻吓作用。
然而问题在于执行，我们法官老爷的头脑，有些仍停留在十八世纪，认为「无讼」才是第一要义。所以上得公堂，张金口、发玉音，总是先问曰：「你们和解过没有呀，你说啥，没有，先去和解再来。」好像除了法官之外，所有中国人都是傻瓜，不知道服膺「讼必凶」「和为贵」大黑暗时代小民的信条。结果有钱的大爷占尽了便宜，他们有的是时间上法庭，有的是银子请律师。拖得越久，被拖在马车后的朋友越叫苦连天，只求早早结束这场官司，能不倒贴钱就兴高采烈矣。如果公堂之上，只是和稀泥的地方，而不是判断是非、分辨曲直、制裁非法的地方，再重的刑罚条文，都不能使海盗眨眼。
另一个问题是，我们希望通过国际刑警组织，除了捉拿经济罪犯外，也管管文化罪犯。有些气喘如牛的人坚称美国是背信负义之邦，可是背信负义之邦却保护他们作家的着作权，无远弗届。自称为礼义之邦的中国，作家却恁人乱宰。如果一时不能，柏杨先生建议组织一个打架委员会。这妙法台北的出版商早就用过，一听说海盗朋友驾临台湾观光，立刻蜂拥而上，把他阁下「请」到某一个黑屋子里或明屋子里，先是一顿臭揍（千万别留伤痕，柏杨先生可免费传授你两套，干得他哇哇乱叫，却没有一个疤）。然后，给钱。没钱的话，教他打电报回香港来赎。如果海盗朋友一辈子不来台湾，那么，我们就凑份子，派出武林高手。这些妙法虽然上不了台盘，而且有被捉去吃官司的危险，但至少可以出出闷气，杀杀海盗的威风。同时，考察过去的成绩，其效如神。
不管怎么吧，爬格子动物即令不是中国最可怜的动物，也是中国最可怜的动物之一。三十年来，除了小说家琼瑶女士在写作上发了大财外，其他朋友，如柏杨先生之类，写得大口吐血，能吃碗饱饭，就洋洋得意兼沾沾自喜矣。而海盗朋友竟下得狠心，再从破碗里不断用瓢往外猛舀，看情形事主不饿死他就不住手。我们就只有期待神仙显灵矣。
登记主义
──《着作权法》应该只管注册，至于是否犯罪违法，应由别的法去处理。
内政部修订后的《着作权法》，仍是采取登记主义。官老爷既如此勇猛，爬格子动物只好落荒而逃。不过，且听柏杨先生向读者老爷说一个故事解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