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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看一遍,也等于重温旧梦。这种一张一张往上贴邮票之法,邮局最为反对,有一次我把大叠贺年片抱到邮局,柜台小姐伸其玉头一瞧,柳眉皱成一团,埋怨曰:「你为啥不寄大宗邮件呀?」我曰:「我不知道还有大宗邮件。」她明察秋毫曰:「你这个老头,去年也是不知道,前年也是不知道。」我只好装傻而笑,她把那一叠贺年片往里一拉,哗啦一声,散了一地,悻悻曰:「都像你这么贴邮票,我们盖邮戳,手都要盖断啦。」我曰:「大宗邮件也得盖邮戳呀。」她曰:「那是拿到总局用机器盖的,用不着我们一个一个往上敲。明年再寄时,记住寄大宗邮件,听见了没有呀。」我曰:「对不起,对不起,明年一定遵办,不遵办你就罚我请你看电影。」不过明年我还是要一张一张往上贴的,届时如果该小姐仍在柜台之上,我就转移阵地到别的邮局去寄,台北共有三十一个支局,一年去一个,至快也在三十一年之后才能再碰她的钉子。但有一点务必请邮局老爷放心,我贴的邮票,无一不合规格,直式的一定贴到左上角,横式的一定贴到右上角,如果用机器盖戳的话,包管如意,这是我的伟大细心之处,不可不知也。
原则
柏杨先生主动寄贺年片,并不是有啥不轨的打算,好比第一天寄贺年片,第二天就去借钱;或是教你阁下对我有深刻而良好的印象,以便明年选举时投我一票。盖我也有我的原则在焉。其一、我感谢的人我寄之;其二、我怀念的人我寄之;其三、我敬仰的人我寄之;其四、我觉得需要我鼓励安慰的人我寄之。只要是这四种人,长辈也好,晚辈也好;贵为大官大商也好,楣为监狱里的囚犯也好。都一一亲笔恭写,亲自寄发。
我的贺年片是表示我的感激、怀念、敬佩、鼓励和安慰。呜呼,生活过得很好,万事如意的朋友,不会觉得柏杨先生之片有啥特别,而且说不定还以为拍他的马屁哩。倒楣的朋友才会知道二十年不变的友情是多么可贵。一个人的朋友数量,往往随时变化,阔的时候门庭若市,垮的时候连狗都不上门,如果新年能获得一张贺年片,应是多么的温暖乎。吾友杨自汉先生,不知道为了啥,被判无期徒刑,关在澎湖监狱,一个人一旦关进监狱,便等于掉到枯井里,亲戚也没啦,知己也没啦,对这种倒楣份子,一纸友情比他自由时一吨钞票还重要也。
一年一度的贺年片,另外还有一种意义,那就是让朋友晓得你还活着,假如搬了家的话,让朋友们也顺便知道你的新址或新的通讯处,而且还有一种副作用,那就是让朋友知道你太太姓啥叫啥。接到贺年片的朋友往往瞪其双眼,作下列各叹,曰:「咦,他原来搬到台北县永和镇,而且还是二楼,发大水再不怕啦。」「他的太太叫柳刘莺,啊呀,这是我十年前的女朋友呀,原来甩了我嫁了他,好小子,你真有一手。」「盛哉盛哉,他家还装了电话,马上打一个去,叫他请喝两盅。」「这家伙还记得我,难得难得,倒底是老朋友好。」如果贺年片再写上或印上几句报告近况的话,就更为亲切矣。
如今经过大灾难之后,有力人士努力发起不寄贺年片运动,大概大家吃的苦头太多,也就纷纷响应。官崽办事,永远矫枉过正。成了灾难,固然是「过之」,一毛不拔,连来者都不理,昂然独尊,六亲断绝,似乎也有点「过之」。反正柏杨先生有自己的老主意,不过我声明的是,凡接到我贺年片的先生老爷,不必一定要来一个反击──非回寄一份不可,那就官式化啦,只要肯接受我这份情意就够啦。
伟大过度
拜读方以直先生在台北《征信新闻报》上写的〈我要写作〉,我本来十分佩服他阁下的,但对这篇大作,却不禁笑掉大牙。他说他没有写作天才,又感到「方块材料难找」,看样子十分苦恼。呜呼,柏杨先生自从当了「专栏作家」(说穿啦不过「写稿子的」),迄今五载,天天猛写,却从没有一天感觉材料难找的。而尤其妙的是,柏杨先生别的没有,只写作天才,确如山洪暴发。李白先生那种「下笔千言,倚马可待」的工夫,比我还差一段劲,在我看来,不过小儿科而已。一定有些脑筋不清的读者老爷,以为我又犯了老毛病,满口唾沫,乱吹其牛啦,这算啥话,我不吹牛已经够惊人的矣,还敢吹之乎。
读者先生如果想知道柏杨先生何以如此伟大,我一说你就会恍然大悟。而且你最好在恍然大悟之前,先行拜读拜读敝大作《鬼话连篇集》,便可开窍,盖我这一切光荣的成就,以及我绝顶的聪明才智,「乃属天授,非人力也」。据正史上说,柏杨先生三十六世祖柏拉图先生在雅典降生时,爱琴海的水都沸腾了七七四十九天,在那段期间,龙王爷连搬了七次家。吾祖柏拉图先生生下来就口吐真言,曰:「柏氏后代,必有兴于中国者。」三岁写《理想国》,八岁拜亚里斯多德先生为师,九岁曾作诗一首,诗曰:「东南西北风,应乎在红中,杨梅开天花,西窗又倚梦。」好啦,你该明白我的来历不凡了吧。
然而主要的还是我自己,二十七世皇考柏之瑜先生移居中国后,于一八九三年,生柏杨先生于四川灌县,载诞之辰,灌县不有座二郎庙乎?该二郎庙忽然塌啦,盖我的伟大气味太重,把它熏塌啦。不特此也,正史上又说,当时还满屋蓝光,有一道白颜色的圆柱,从南天门直通产房,其中隐隐约约有声音曰:「柏杨先生当大贵。」这是正史,而野史上另有一说,说的是该声音从地下发出,语不可辨,仔细听之,原来奏的贝多芬先生的田园交响乐。嗟夫,如果当时奏的是皇帝圆舞曲,我今天就更不得了矣。
然而,仍不特此也,蓝光里还有十三条青龙,二十六条黄龙,五十二条其他乱七八糟的龙,飞腾跳跃,唧唧喳喳。其中四条还一声呼啸,钻到房子里,化成四条床腿。一直到今天,柏府上还有这张床,四龙的口鼻宛然,用手敲之,还会发出「万岁」之声。你阁下如果三生有幸,来柏府串门,我一定请你敲之试试,包管大吃一惊。
昨天介绍的是柏杨先生的异样,其实柏杨先生的异样非常茂盛,限于篇幅,只能随便拣若干荦荦大者。如果一桩桩一件件,大小不漏,都介绍出来,恐怕至少要写一本书。好比说,我呱呱坠地时,红光满室(昨天说的是啥光呀?已忘之矣,反正我用的乃正史笔法,这光那光,无关紧要,你只要因此而被酱住,对我肃然起敬就行啦),红光不但满室,还穿出窗户,满街都像是着了大火,消防车呜呜来救,走近一瞧,原来不是着了大火,而是生了一个「鳖祖鱼皇帝」。
柏杨先生生而能言,不但会说中国话,还会说英文。弥月之日,皇考在灌县西街东元楼大张筵席,宾客纷纷驾到,有一个退休了的户部侍郎前来向我瞻仰,他把胡子嘴往前一伸,我就哈罗曰:「狗打猫儿拧!」乳母当时吓了一跳,双手一松,把我掉到地上。据正史说,我所以没有当上大人物,而只能以爬格子为业,完全和那一跌有关。该一跌把紫微星跌跑啦,来了一个文曲星代替,于是焉我就文思泉涌。
异样还多的是,不及备载。至于柏杨先生的异禀,也非同小可,除了生而能言外,屁股上还有黑子。大腿弯之处,更有一个肉印,上有篆文曰「王」,此王的意义不一定指政治上的王,在专栏作家中称王,也解释得通。我在私塾上学的时候,有一天,读着读着,趴在桌上睡起午觉,教习大怒,举起烟袋锅照我尊头上就是一记,这一记下去,紫云从他敲的地方袅袅上起,有一苍老声音喝之曰:「鼠辈安敢无理。」柏杨先生后来云游四方,经常有六丁六甲,谒者功曹,四路财神,八方土地,为我保驾。如果没有这些神仙保驾,我今天怎能如此了不起哉。
尤其妙的是,不要瞧柏杨先生又老又脏,望之不似人君。殊不知怪就怪在这里,即之也温,试之也深,学问大得很哩。而我的学问不是来自学习,我根本不用学习,只要往椅子上一坐,提起尊笔,学问就会往外直冒。翻来覆去一句话,「乃属天授,非人力也」,不要说写写杂文,就是一旦改行去当科学家,用不了三天就能发明出来七、八种原子弹。
说到这里,一定有人说我信口开河,大概读正史太多,读得入了魔道。入魔倒是没有入魔,而是我感到人心不古,专栏作家一天比一天增多,对我的饭碗实在是一种可怕的威胁,如果不早日弄点玄虚乱唬,使他们知难而退,饭碗终有一天会被挤破。一旦大家发现当专栏作家竟不这么简单,自己生时既没有乱七八糟发光;生了之后,屁股上也没有雀斑,自然不敢非份妄想。甚至方以直先生看了这篇大作,神经紧张之余,也仓皇撤退。呜呼,全中国专栏作家如果只剩下柏杨先生一个人,你瞧我舒服吧。
平均分配
东京世界运动会已闭幕了好几个月矣,而余波一直荡漾,真乃「剪不断,理还乱,是瞎愁,别有一般滋味在心头」。最大的一个波浪是台北《征信新闻报》记者钱爱其先生一篇专栏。其次是台北《自立晚报》记者刘南先生一篇检讨,再其次是那位美国女人杨传广太太发表在台北《中国邮报》上的一封信,再其次是「太子洗马」魏振武先生在美国愤怒的举行了一个记者招待会。而最后的一炮是,就在上个星期吧,记者老爷巴巴的越洋报导,说杨传广先生又发豪语说,他还要参加下届在墨西哥举行的世界运动会,为国争光哩。
谈起来世界运动会,便不得不大牙发酸,我们前几天刚刚发现外交人才是内政人才的延长,其实何止外交人才是内政人才的延长?体育人才也是内政人才的延长,这里用「内政」两个字似乎不太妥当,如果改成「政治」,说成「体育人才是政治人才的延长」,便差不多矣。政治人才都像今天这种模样,体育人才怎能旱地拔,单独的绿油油充满生机哉?一个国家的总力量是平均分配的。清王朝末年,老小官崽采取的是「洋枪洋炮铁甲船」政策,认为中国没有一样不好,只不过洋枪洋炮铁甲船差劲罢啦,只要有了洋枪洋炮铁甲船,就能把洋大人打得皮破血流。结果洋枪洋炮装备起来,铁甲船也云集港口,一八九四年甲午之战之前,中国海军吨数占世界海军第四位,日本不过一个小鬼,给中国提鞋都不配。但是军事人才也是政治人才的延长,有一次一个日本人去中国军舰上参观,只见水兵们洗的臭袜子竟晒在炮管上,而他阁下伸手往炮口里一摸,竟摸出一把灰;他就知道,这种海军,在世界上占第一位都没有用。
国家和人体一样,不可能有一只脚特别奇妙,能把墙头踢个窟窿;也不可能有一只耳朵特别敏锐,连月球上嫦娥小姐嗲声嗲气都听得见;自然也不可能身上已经长疮出脓啦,双手却连汽车都举起来;盖四肢五官也者,仍是一体,不能分割发展也。世界上拿金牌最多的国家,其科学也最发达,教育也最普及,军力也最强大,文学也最优美,音乐也最有造诣。一个强壮的人,手指脚趾以及屁股上的细胞都是强壮的,一个发八十度高烧的老头,手固然不能抬,脚趾头总可以动动了吧,谁知道连脚趾头也不能动。
中华民国到了今天,大玩艺若原子,若钢铁,若医药,当然不必多提,就是写篇小说,唱唱歌,跳跳高,赛赛跑,打打球,掷掷铁饼标枪,完全是一两个人的事,应该没啥了吧,再也想不到连一个人可以做的事,也有问题,也样样不如人。两场世界运动会下来,丢人砸锅,一言难尽。
洋枪洋炮铁甲船救不了国,于是畸形人又发明科学可以救国,这跟当初发明洋枪洋炮铁甲船可以救国一样,谁都不能否认,现在如果有人认为科学不重要,他不是义和团就是神经病。问题是,国家是一个总体,如果文学、音乐、电影、绘画、政治、经济、心理状态等等,都落伍十万八千里,科学怎能单独发达起来乎?即令发达起来,也跟当初洋枪洋炮铁甲船发达起来一样,表面上花枝招展,好不漂亮,只可惜屁股底下没有根也。不要说一阵风能吹个筋斗,就是洋大人一咳嗽都能把它震成碎片。新竹不是有个原子炉乎?原子炉是干啥的,柏杨先生弄不清楚,反正伟大得不得了就是矣,不过不要说只新竹有原子炉,纵是每个县市都有原子炉,科学也单独开不了花,结不了果。即令稍有规模,它也救不了国,一定把救国的担子压到它身上,也只有把它压成肉酱。
这些年来,二抓牌于二抓之余,心理似乎有点变态,觉得洋大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