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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杨全集-第18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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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九八七?一?二十一?台北《自立早报》
   
   
   言论自由绝对可贵
   今年(一九八八)台北敦理出版社发行的《现代批判文存丛书》,晋入第三年头,在这个中国人龙年的开始,也是对去年台湾社会进行检讨的时候,我身为《台湾现实批判》一书的编辑,深信:中肯深入的观察和探讨,透过反对、异议与省思,一定可以促使社会进步和文明提升。所以,面对喜欢以「龙」自居的国人,此时此际,提出一项质疑:我们究竟是龙还是虫?
   去年(一九八七),是风云乍变的一年,由严密封存,到突然破开,像一个黑暗的盒子被抬到太阳之下。我愿强调,这是中国数千年来第一次向上跃升的巨变之年,我们有幸生在这个时代!无论是在朝为官或在野为民,心里都曾经有过惊恐、愤怒、以及疑惧,而适应新形势调适的过程中,退避、躁进、误导,只有增加前进脚步的障碍。所以,本书正是去年一年来,关心台湾,讨论我们是龙是虫的各种检验单。
   言论自由绝对可贵,是人类文明世界一致追求的目标。批判,不但是言论自由的实验,更和社会进步、政治运转有互律互动的作用。用探讨的深度和广度,来测定我们社会去年的自由尺度,进而促使言论自由的运作,有精致的良性功能,更用来测定我们政府去年建设的绩效,使知识与尊严结合,使我们国人生活得更积极、健康,社会也更合理、公平。所以,我们全力以赴。
   在本书中,分为六个专辑:一、台湾恐惧症。二、两岸悲歌。三、心的解严。四、转型叉口路。五、灰色的城市。六、唯我和无知。由这项分类,说明去年一年中我们所受到的艰难困惑,和因开放带来的冲击,事实上,在万丈光芒之下,我们已开始新的混乱和忧虑。
   ──一九八八?三?七?
   附记:为杨青矗先生主编的《是龙还是虫》所写序文。
   
   
   四十年家国
   ──我为什么编《中国大陆作家文学大系》
   在古老的传说中,上帝为了惩罚牛郎织女沉醉爱情,怠忽职守,用金针在天上画出一条银河,使他们夫妻身悬两岸。这个故事抒情而美丽,而千万年后的二十世纪四○年代,上帝再次动怒,为了惩罚中国人的堕落和窝里斗,用金针在地球上画出一道海峡,使中国人骨肉乖离,甚至造成永世隔绝的悲剧。这两个故事情节相似,而气氛差异,原因是:牛郎织女相隔的三百六十五天中,每年七月七日的七夕,还可渡过鹊桥相会,终究是一幕喜剧。而台湾海峡的隔离却长达四十年之久。当初仓卒切开,竟几乎形同永诀。
   时代的悲剧,只有时代使它结束。八○年末期,台湾海峡两岸的鹊桥,在香港架起,两岸人民立刻发现,相互之间,既熟稔而又陌生;既亲切而又疏离:既相邻而又遥远;既想接近而又暗中提防……。中间的矛盾,千言万语,难以表达,显示了隔离太久之后的后遗症,令人心忧,然而先是大陆上掀起数年不衰的「台湾热」,对台湾文学作品的印行,数量之多,影响之大,连我们都感到震撼。因为在大陆读者眼中,从未见过同样使用中文,而生活形态、思想观念、文字风格这么不同的小说、散文、诗歌。而在台湾,同样掀起「大陆热」──事实上「大陆热」开始于一九七九年,大量介绍大陆风景文物的出版品,已是涨潮的前奏。而在两岸鹊桥架起后,大陆的小说、散文和诗歌,也纷纷在台湾报章杂志上出现,虽然缺乏有系统的介绍,但间或也有大陆作家的作品侧身台湾书肆的「排行榜」畅销行列。
   回顾一九四五年台湾光复,台湾同胞曾经眼眶噙着热泪,胸膛怀着激情,投入祖国的怀抱,赤诚的欢迎亲人的光临斯土,这是历史上动人的一幕,这是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强悍兵力的占领,严厉的法纪统治台湾五十年,都压抑不下去的挚情,这中间有血浓于水的民族情感,更有文化上息息相关,割不断、斩不绝的共同命运。
   现在,大陆、台湾两地彼此掀起的「热」,又一次肯定这份命定的共同情感,和无法相违的文化价值。不过,两岸的矛盾仍有待消除,彼此间的了解也有待增进。四十年的隔离,不但意识形态、社会结构,甚至日常语汇都有距离。在台湾的人民缺乏大陆上风云乍变、苦难频仍的生活经验,而大陆上人民也不了解台湾人民的苦闷、焦虑,和追求与盼望。
   文学不但使真相现形,也使人生命充实和丰富。透过文学,不但使两岸彼此了解增进,进而相互激赏,也终于在彼此尊重之下,建立同心共荣的前途。
   ──一九八八?二?一二?台北《中国时报》
   
   
   那一点点仇恨?何时能了!
   赫斯终于在柏林监狱自杀。
   现在已没有几个人知道赫斯,但他当年烜赫一时,他不仅是希特勒的第一顺位继承人,更由于第二次大战刚爆发时,他从德国驾机,单人匹马飞奔英国,而使全世界报纸都把他放到第一版头条。我们不再叙述当时发生的事,只叙述他的结局,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四大盟国在判处他无期徒刑后,送到柏林囚禁。英、美、法三国不断要求对他赦免,但苏联不断拒绝,以致四个国家不得不为这一个高昂的囚犯,派出大量军队及警卫人员,不胜负担。漫漫岁月,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已四十四年,赫斯也被囚禁四十四年,在一切绝望中,他以九十余岁的高龄,悬梁身亡。
   苏联拒绝释放赫斯,理由当然很多,多到可以装满一火车,但有一个理由却是真实的,那就是:从偏执心灵中滋长出来的永不熄灭的仇恨!回想起美国的卖国贼东京玫瑰,她还没有坐满十年牢狱,美国人已对她宽恕,把她赶出监狱;同是人间,却有两个世界。
   就在台湾,仇恨仍不时会在我们少数人的心里燃烧。当全国全面减刑的时候,「参加共产党而犯二条一款之罪」的囚犯,却单独除外,而这类囚犯,据说只有两个人。记得七○年代减刑时,这些人也不减刑,为的是表示对共产党的仇恨,和避免外人误会将跟共产党和解。这可是奇异的逻辑,华航官员跟中共民航官员挤在一起握手言欢、谈判交易,难道不怕误会?四万人回大陆探亲、观光,难道不怕误会?「三不」已变成「二不」,通起了邮,难道不怕误会?
   八年抗战,日本人杀了多少中国人?奸了多少中国妇女?毁了多少中国财产?又有多少人死在毒菌试验之下?又有多少人死在煤矿深坑之中?又有多少人被剥了皮在太阳光下跳跃哀号?对这么样的深仇大恨,我们也曾经轻松的把他们原谅,而且还宽厚的「以德报怨」。可是,对于蹲在火烧岛监狱一角的,那两个所谓「共产党」,为什么不能宽厚处之?
   对没有抵抗力的人报复是懦夫,天下没有不可解的仇恨,我们希望监狱中永久再没有政治犯;也要反问我们自己:什么时候,我们才能释去心中那一点点仇恨,化成一片片祥和!
   ──一九八八?四?二七?台北《中国时报》
   
   
   翻案
   读了三月三十日人间副刊梁文蔷的〈我终于又见到了孙立人伯伯〉,心里悲愤难抑。这是郑为元宣布孙立人重获自由后第一次的接见外宾,在整个访问过程,不见他为自己说过一句话,只见他手执原子笔,迟疑为梁文蔷签名──老病、颤抖的「孙立人」三个字。
   梁文蔷说:「孙伯伯在我心目中是一位英姿焕发、满面红光,走起路来,精神抖擞的标准军人」;「但是如今,在我眼前,离我只有一尺的这位老人,已是满头白发,声音微弱」。我们记忆中器宇轩昂的将军,如今却是一个病衰不堪、无语问苍天的八十九岁老人;老兵不死,只是逐渐凋谢,这位在幽禁中逐渐凋谢的老兵,他现在所面对的世界一定很模糊了。
   孙立人是国际级的将领,无论在战场表现,或是军人风范,都是优秀的人才。在他担任陆军总司令期间,到各地去视察,从来都是自己开吉普车,随身只带一个侍卫,一个副官,想看什么就看什么,不预先通知,也不讲排场。一个真正的人才,容易遭到妒恨。
   三月二十一日各报都报导国防部长郑为元,亲临台中拜访孙立人,强调孙立人「可以自由接见任何他的朋友,谈他想谈的话。」如果孙立人「没有被软禁这回事」,如果可以自由接见朋友,为什么他想接见梁文蔷时,尚须请示副官,副官尚须等上级批准?我奇怪为什么有人直到今天还在说谎?诚实是千古不易的美德,国民党政府已没有必要再继续隐瞒人民。
   我们不明白孙立人将军究竟犯了什么罪?我听过太多人批评他脾气不好,但脾气不好顶多不适合所担任的工作,没有理由囚禁三十三年。在资料逐渐曝光、问题逐渐明朗化的今天,我们发现他被软禁,只为了他太爱国家、太爱元首,如此而已。在特务盛行时代,在激烈夺权时代,爱国家、爱元首有其一定的模式,超出了这模式,就是越轨,就是叛乱。孙立人看不起那些人物──用不尊严手段,取得尊严地位的人物,这是他的致命伤。
   软禁是一种最恐怖的囚禁,没有罪名,未经法庭宣判,就无限期的被幽禁下去,较之无期徒刑更可怕,因为所有罪犯都可能获得大赦、特赦的减刑、赦免,唯独政治软禁犯毫无刑期。「孙案」的另一重要人物郭廷亮就是例子。在一九七五年减刑时,他被关在台北情报局的监狱,获得减刑当天非但没被释放,还被专车送到绿岛。
   第二年,我也被软禁在绿岛指挥部,和郭廷亮关在一起。
   郭廷亮是一个拘谨厚重、苦干实干的人,那时他负责管理指挥部图书馆,做事认真负责,把尿臭、肮脏的地方清理得整洁井然。他平时沉默寡言,从眼神看得出那种深刻而空洞的寂寞;他被捕时,孩子才四岁,可说是家破人亡。我当时是被判十二年刑期,期满继续软禁;在绿岛那种地方,彼此不敢深谈,互相不敢闻问,大家没有朋友,不能讲真心话,只感觉前途茫茫,不知何日是归时?那种心理上的折磨,远超过关在黑牢里。我和郭廷亮虽然不曾深谈,但他对孙立人的为人处事非常钦敬,对孙立人的人格十分感动;钦敬感动中带着一种内疚。我想,如果他当时被屈打成招,也是无奈的,他不招,他们还是会另外再找一个郭廷亮。
   在那彼此设防的地方,我们两人较为接近,每天约打二十分钟的乒乓球。我们的名义是「教官」,但有一天上级长官来视察,指挥部拿着官兵名册给上级看过之后,随意放在图书馆的椅子上。郭廷亮拿起来,指着名册上的职称对我说:「你看!我们不是『教官』,我们是『看管雇员』。」我们两人相视莞尔。
   我们总共相处一年有余,绿岛的软禁犯很多,诸如「反共义士」王朝天、汪廷瑚;汪廷瑚是忠贞的国民党员,因为办杂志批评政要,被软囚绿岛,禁止和外界通信连系,最后死在绿岛,不曾经过判罪,也没有谁替他伸冤。我记得一九三七年前后,国共斗争最为剧烈时,很流行「自行失足落水」这句话,这句官方术语,渐渐变成一句威胁恫吓人的话,像丁玲的丈夫胡也苹被枪毙后,官方就宣布他「自行失足落水」。
   张学良最近写了一封信给外界,表示他未被软禁,不愿接见记者。郭廷亮现在在绿岛养鹿,打电话过去,那边说「他不愿意回来」;我们当然不相信这种话,我自己就曾写过自愿留在绿岛的文件,我真想跪下来求求国民党政府官员,不要再认为人民仍处在「敢怒而不敢言」阶段;只有猪才相信失去自由的人能说他甘愿失去自由的话。我无能营救郭廷亮,但我忧心如焚,不知道绿岛指挥部会对他采取什么行动;希望政府能放他回来,别让他在绿岛「自行失足落水」!求求你。
   民主政治多元化的需求,与社会力不断地崛起涌现,使人们勇于打破禁忌的迷思;一种代表伸张正义与公平的翻案风正不断吹起,要翻开若干被尘封的禁忌,把猜忌和疑虑摆在台面上。有人怕翻案,为什么要怕?我们要求的只是了解事实真相,不是为了报复,只是一种殷监,作为整个民族的忏悔,也提醒后代不要重蹈覆辙。例如你打我一拳,我想知道你为什么要打我,不是要还你一拳报仇雪恨;只是要明了我究竟那里做错了,或可能是你打错了。
   只有揭发不公平,才能建立公平、健康的社会;若一味躲藏、掩饰,只有使怨恨愈积愈深。曾经遭到构陷的,请还他公道;曾经沉冤的,请还他清白。翻案,不是提醒旧恨,是促进和谐。(叶振富记录整理)
   ──一九八八?四?一?台北《中国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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