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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杨全集-第18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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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基本的事实是,蒋中正从没有把《宪法》带到台湾来,所以他实在也不必自作多情的承诺再把《宪法》带回大陆去。证据就是《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当四十年前《中华民国宪法》公布实施时,国民大会同时就制定《临时条款》,在《临时条款》中,无耻的宣布:第一、蒋中正可以随时下令戒严,随时下令剥夺人权,而不需要任何人同意(《临时条款》第一条)。第二、蒋中正可以连任总统,直到死亡(第二条)。第三、蒋中正可任命任何人充当人民选出的代表,来选他永做总统(第六条)。
   从这些强悍措施,可看出《中华民国宪法》刚刚诞生,立刻就被他凿眼断肢,挖去心脏。蒋中正带到台湾的不过是一具残骸,正靠这残骸,才把总统位置巧妙的传给长子蒋经国。《临时条款》不过是「蒋家权力巩固条款」或「蒋家帝位继承条款」,如此而已。假设不是整个世界形势发生转变,蒋家宝座传到第三代,应该没有特殊困难。
   虽然蒋家王朝只维持两代,也是一个漫长的时间,超过「五胡乱华」及五代时期大多数政权,完全依靠《临时条款》。在这个大法之下,蒋中正手握罗素先生所说的赤裸权力,全神贯注的经营传子大业。退守台湾前二十年的官场记录,高阶层遇到稍为重要的人事任命,诸如上校级团长人选,都必须「跟经国谈谈」,这和袁世凯时代「跟克定谈谈」,完全是一个模式!所以蒋中正仍健在时(他生命中的最后二十余年,就是为传位而奋斗),蒋经国的继承基础,已完全奠定。强人政治之所以能和平转移政权,原因在此,这种能源来自《临时条款》。
   所以,中国自盘古先生开天辟地以来,直到今天(二十世纪的一九九一年四月),从没有过《宪法》──我们实在不愿再谈到共产党的《宪法》,那比国民党的《宪法》,更被当作笑柄。仅只《临时条款》就在台湾这个小岛上维持蒋家王朝四十年的统治。在没有《宪法》的空白中,突然听到要恢复《宪法》的本来面貌,真有点恍恍然难以适应。霎时间我们就面对着三大难题,一是共产党的定位,一是中华民国的定位,一是台湾朝野人士心理的调适。这些难题,即令蒋家王朝仍在,也无力解决。但残存的蒋家王朝的遗老遗少,似乎仍想用过去曾经灵光过的那一套来解决,正是我们的隐忧。
   中国人从没有被《宪法》保护的经验,而只在纸上了解《宪法》带给人民很多好处。现在当海峡东岸的中国人正走入真正宪政大道时,却又出现分裂、和因分裂而随时会发生更大灾难的局面,使人沮丧。《中华民国宪法》因不能推行到大陆,因而连带的使国民大会等中央级民意机关,也不包括人民直接选出的大陆代表,多么坎坷的命运!一开始就残缺不全!一个只包括台湾一省及福建两县的《宪法》,怎么能等于《临时条款》颁订前的《宪法》?也因为《临时条款》与《宪法》同时诞生,这是一个困局,没有人能够解开,那需要时间,除非采「跳楼治头痛」的激烈处方,「急统」「急独」两派人士,都认为这是唯一方法。同一事实,竟有恰恰相反的两个迥然不同的判断。习惯于单选题的两极想法,是响尾蛇尾巴发出的音乐。
   无论如何,《临时条款》的废止,正式宣告蒋家权势的消失,意义是正面的,在台湾的中国人总算度过黑暗时期。希望下一步不要一脚踏进另一个黑暗时期。翻阅过去的史书,实在使人忧心忡忡。
   一九九一?四?台北──一九九一?五?香港《明报月刊》
   
   
   中日两国的命运何等不同
   ──《中国人,你受了什么诅咒》日译本序
   伦敦《卫报》驻北京记者白克尔先生(Jasper Becker),从北京经香港到台北,问了我一系列问题,我都能一一回答,但其中一项却使我沉思良久,那就是,他问:「世界各国文学的主流,都是小说,为什么单单中国却是杂文?」
   我忘记当时怎么回答,可能因为我不满意当时的回答而故意把它忘记。直到今天,我都仍在思索这个问题,而依旧找不出自认为圆满的答案。最简单的遁词是:民族性不同。问题在于,难道其他各国的民族性全都相同?我想,中国读者所以如此的接受杂文,可能跟中国长期的独裁封建制度有关,人民需要作家直接了当的棒喝。
   我写过八部小说,而杂文则是小说的四倍,但使我的杂文在世界华语社会所以「享有盛名」,还另有原因:台湾国民党政府兴起文字狱囚禁我九年二十六天;大陆共产党政府则先行大量出版我的着作,接着对我全面批斗。如果说这是一种政府对作家礼遇的话,我应是世界上最最受优待的作家之一。
   我最大的罪状,是我毫无保留的暴露了中国人的缺点,中国长期的在既得利益阶层顽强颟顸的固守之下,善良广大的中国小民,被奴化、愚化的结果,变得同样顽强颟顸,使中国人的命运永远停留在悲惨的谷底,无论怎么努力,都站起来又跌倒、再站起来再跌倒……不断跌倒,永无止境跌倒!我不仅怀疑:中国人是不是受了诅咒!为什么日本人比中国受西方文化的冲击要晚,又受到二次大战毁灭性的戕害,今天竟能脱胎换骨;中国反而越来越糟?岂不是阿洛依神的巫法在中国人身上发生威力,使中国人身上布满虚骄、自私和浅碟子的毒菌!
   当这本小册的日文版出版前夕,我要举出一件事实,希望日本朋友了解中日两国的命运,是何等的不同:当中国战败时,中国政府要付出使全体中国人啼饥号寒的巨额赔款。当日本战败时,日本不但不必赔偿一文,中国反倒要感谢日本给予的国际承认。这个例子,说明了中国人灾难的来源。
   然而,加到中国人身上的诅咒,因中国人已经觉悟的缘故,势将逐渐解除。我绝不相信「二十一世纪是中国世纪」神话,但我相信,中国人度过满面羞惭的反省期之后,将恢复往日雄姿,跟日本人一样,尊严的站立在万邦之中。日本读者朋友一定乐于看到中国人茁壮成长。
   杂文和诗一样,很难译成外文 ,我相信我的意思在金若静女士的流畅译笔之下,能完全呈献在日本读者面前,特别在此致谢;并再谢谢鹤冈陈巳先生,他赐给的热情信件,给我很大鼓励。
   ──一九九一?六?十二?吉隆坡《南洋商报》
   
   
   在悲壮中挣扎
   ──《丑陋的中国人》英译本序
   在中国,一个作家的道路,不但崎岖,而且充满危险。我从事写作超过四十年,五○年代我写小说,六○年代我用一种独特的文体写专栏,表达我对社会不公平的抗议,终被国民党政府以「共产党间谍」罪名,逮捕下狱,要求军事法庭判处死刑,后来从轻判我十二年有期徒刑。在这段长期监禁中,使我对中国问题有充份时间思考,也使我更为肯定我入狱前的想法:「传统的酱缸文化,是中国社会的百病之源!」七○年代末期我获释出狱,一直想写一部惊醒中国人长期以来虚骄颟顸的着作,但那时我必须先全力投入我在狱中所写《中国人史纲》等历史丛书的整理,使我不得不暂时把原先的想法搁置。一九八四年,我在美国爱荷华大学参加国际作家聚会,接受当地中国留学生的讲演邀请。这个长期压抑在内心的想法,澎湃涌出。──出狱之后,我甚至不准用探讨「酱缸文化」这个主题向我的同胞演讲。于是,我决定藉着这个身在美国的机会,把它说出来,我用「丑陋的中国人」为题,就是希望引起我的同胞的警觉和猛省。
   而包括〈丑陋的中国人〉讲稿的这本书,不久有了日文译本及朝鲜文译本,一九八六年中国大陆更有五种版本出现,掀起被当时媒体称之为「柏杨热」的浪潮。可是,第二年(一九八七),北京《光明日报》──中国共产党最高文化机关报,却突然开始对我用巨大篇幅批判,接着是全国揭起「文化大革命」模式的普遍攻击。事后,从报导上获悉,《丑陋的中国人》已被卷入中国共产党高层内部斗争,因为当时的总书记胡耀邦先生曾指示他的部属阅读这部书,保守派遂找到藉口,于是,攻击这部书就等于攻击胡耀邦,其来势的凶猛,使我为我不住在大陆,而住在政治逐渐开放,并且正迈向民主自由的台湾,深感庆幸!
   一九八八年我回到隔绝了四十年之久的中国大陆,发现自己声名大噪,上海街头,连行人都能藉着书上的照片指认出我。中共全面封杀、查禁的结果,效应是两极的;有的把我推崇为洞烛机微的先知,是中国人的救星;有的恰恰相反,斥责我是中华民族的败类和卖国贼。直到一个月前──一九九○年十二月,我应邀赴新加坡访问,英文《海峡时报》还用Cover Story半版篇幅,刊出我的照片,标题是:「柏杨,丑陋的中国人!」
   能受到广大读者的回应,我内心充满感谢,但我并不兴奋。因为自一九五○年开始出版第一本书以来,我写过小说、杂文、诗、报导文学、历史,迄今凡一百五十余部。虽然我的报导文学曾被拍成电影,历史着作曾被指定为大学参考书,小说和诗也曾被译为外文出版,可是,想不到最后却以一篇抨击中国文化的讲演稿引伸出来的一本书,在全世界华人中激起轩然大波。使我了解,无论赞成或反对,两方面人士都是出于对中国文化续绝存亡的关怀,这显示大家质疑或维护自己文化的兴趣,远凌驾于对文学作品及历史着作的欣赏,对一个作家而言,多少有点落寞。
   我绝不认为中国人的品质低落,假如中国人真的有遗传性的智障,我一定会直率的指出。一九八九年北京天安门的六四事件,中国人显现出真正的文明人的面貌:热情、温暖、守纪律、充满爱心,使北京一度恢复为温馨之城,眼看《丑陋的中国人》行将成为使人失笑的谤书。然而,霎时之间,一切恢复原状。难道中国人真的受到诅咒?永远跌倒再爬起,爬起再跌倒?中国人的善良和智慧,先是被儒家文化中最劣质的部份,和专制政治中最劣质的部份,联合摧残,形成文明史上最庞大的酱缸。二十世纪五○年代之后,再加上社会主义中最劣质的部份──公有制和个人崇拜,胶着成为国际性的文化病毒,使中国人变成今天这样奄奄一息,无法像东欧人民一样,一旦觉悟,立即春回大地,再现生机。
   中共激烈的批斗,使这本书引起西方朋友的注意,以致有今天英译本的出现。我希望西方朋友了解:这是中国人一次沉痛的觉醒,开始有胆量面对自己的缺点。如果我不能在这方面引导西方朋友深思,而被误认为我不过只提供一份使大家嘲笑中国人的新资料,那不但是我的不幸,也是中国人和全世界人的不幸,因为那就抹杀了这个庞大族群是如何在悲壮中挣扎反省的努力。
   六四天安门的震撼事件,使我们在一瞬间看到政治束缚解除后中国人的真正面貌,但文化束缚,却不能一下解除,我相信那要藉着市场经济恢复、民主政治实行,以及中国有一个较长期的和平,中国人才会呈现一种健康风貌。
   每个国家都有黑暗时期,发生很多不堪入目的现象;中国亦然。不同的是,中国的黑暗时期是如此的漫长。不过,当一向以面子为第一生命的中国人,开始吼叫「丑陋的中国人」时,就表示一个脱离丑陋的时代,就要开始。我盼望西方朋友赐给我们鞭策和祝福,中国人会用感谢之情,作为回报。
   ──一九九一?七?六?吉隆坡《星洲日报》
   
   
   永远相爱相重
   ──《河南辉县志》前言
   在实用性极强的中国传统文化中,中国人认为历史的功能只有一种,那就是为后人提供教训,所以我们经常听到要接受历史教训的勉励。问题是,这项功能虽然被过高评估,而实际上,效果却最小。否则,中国人在吸收了比其他国家更久更多的教训之后,今天的社会,应该比其他国家更好才对。悠久的历史不但没有带给我们教训,反而衍生特别沉重的压力,使我们更僵化、更落后。
   历史真正发挥的力量,在特殊的史书──县志上,可以体验,说明历史最大的功能之一,是使我们在回顾之中,产生浓厚的归属情结,是使我们了解所来自的那个地方,到底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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