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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下江人呀！」真是耕者放其锄，骑者下其马，一拥而上，头破血出。抗战胜利后，我到东北，乃忽然一变而为「关里人」，乃山海关里边的人也，到东北的四川哥子此时也瞪了眼，初次嚐到异乡人滋味矣。关里人的遭遇似乎比下江人更糟，不仅有挨打的危险，有一次我和某一位本地人打架，他告诉他的喽啰曰：「把那老头丢到野地里喂狼。」盖杀人易，灭屍难，东北地冻天寒，野狼如海，不要说一个屍体，便是一个活人，落入狼爪，一刻工夫，骨头都没有啦。再后则来到台湾，不用多加解释，又成了「内地人」矣。回首前尘，实在找不出中国同胞好客之道，故中国诗人作诗填词，每多伤离思乡，如果真的宾至如归，则乐不思蜀，何来那么多难过乎？
这种不好客和欺生的气度，用到中国自己同胞身上，只好自叫倒楣，无话可说。但却不能不使人愤慨，愤慨积得太多，仇恨便油然而生。稗官野史上曾记载一故事曰：张献忠先生年轻时，推独轮车去四川做生意，被一群四川流氓推入谷底，把货抢走，他爬出来赴乡长那里理论，一口陕西土腔，众人竟反咬他一口，乃挨了一顿臭揍，驱逐出境。於是，不到十年，张先生成了贼大王，率兵屠川矣。欺生的结果竟至如此严重，而迄今仍有些地方照欺不误，你说人们能接受历史教训乎？
对仅仅是异乡人尚且如此，对洋大人更不用说矣。鹿特丹号的洋旅客在基隆停留六个小时，前来台北参观手工艺品中心，其价钱之高，足可把人吓跑，市价不过值三五十元，该中心硬要卖二百元，使洋大人大摇其头，洋竹槓敲到如此无耻程度，还搞啥观光事业？索性开个屠场，见洋大人即掳而烹之，岂不更简单明瞭。
其实，这种毛病，不单手工艺品中心一家才有，几乎没有一家商店没有，洋大人到了有五千年文明的中国，简直如置身亚马逊河吃人部落，每一个人都想从他身上发一点洋财。被骗得晕头胀脑，回到船上，能对这个地方有好感乎哉。
绣花兜肚
诚实是做人的第一要件，这不是说柏杨先生忽然也道貌岸然，打算参加道德重整会出国捞几文。而是说，诚实是最简易的做人处事的方法，用不着太大的脑筋就可干得很好。做生意亦然，很多中国同胞一见洋大人，便立刻打算敲他一票，以便过一辈子。呜呼，洋大人以商立国，算盘何等精明，我们这些半农业半封建社会上的土豹子想讨便宜，岂不是鲁班门前弄大斧乎？我们所发的「洋财」，乃洋大人牙缝里的东西，欺他们言语不通，亦欺他们城里人下乡而已。从前台湾洋大人之车和电冰箱，价格之低，简直教人笑得合不住嘴，可是现在你再买不到了矣。手工艺品中心不知道是官办的抑是私办的？这种发洋财的心理如不改正，它会连累我们整个国家，都被洋大人瞧不起，更不要提观光事业矣。
近百年来，大日本帝国欺负中国，着实欺负得厉害。但说来也怪，他越欺负中国，中国人越对他们轻视，试看中国人有入美国籍者，有入英国籍者，有入菲律宾籍者，然而，有几个心甘情愿入日本国籍的耶？到了今天，两国敌对的形势已不存在，我却硬是佩服日本人，即以日本的待客态度而论，中国人便得羞死。台北的商店一见外国人，无不食指大动，本来五毛钱的东西，硬卖五十元美金。抗战期间，政府实行限价，报纸上大肆宣传，且有专书问世，说得头头是道，当时便有人曰：「如果这种办法行得通，经济学这一门可以取消矣。」而欺生政策亦然，如果这种办法可以发财，经济学这一门亦可以取消矣。盖最高的价格决定於最大利润，不因华洋而异。像市政府办的自来水，如果水费定价每度一千万元美金，生意虽是独佔，恐怕没人用得起，如果抱定宗旨曰：「我只要卖出去一度，就一辈子不愁。」我敢和你赌一块钱，包管连一度都卖不出。手工艺品中心定那么贵的价格，不知道他们开铺子的目的是赚钱乎，抑是专门参观洋大人摇头乎？
卖给洋大人的东西，应比卖给本国同胞更为便宜，才是招揽之道。凡把洋大人看成嬚子者，恰恰证明自己是木瓜。中国人在日本买照相机比日本人买都要便宜，去过日本的同胞，都有此记忆也。为啥只一海之隔，洋大人到台湾，便倒了楣。
物价不过是其中一端，比这更重要的不胜枚举。但有一点必须特别提出的，对待外国旅客，中国货最为吃香。有一次我在台北衡阳街，见有一洋大人焉，要买两件中国的绣花兜肚，店员大概读过外交系，当时便迎头痛击，另提出一卷连乳罩的胸衣，眉飞色舞曰：「你看，那兜肚手工太粗，这是从美国新到的走私货，样式最新，自带海绵，各种尺寸颜色的都有。」该洋大人表示仍要兜肚，该店员则苦口婆心，硬加开导，结果洋大人受不了聒吵，悻悻而去。柏杨先生适在旁边，一幕活剧，全收眼底。
柏杨先生曾於前年去韩国一趟，临返时忽然想要买一件东西，必须上面有韩国字的，以便光宗耀祖，向亲友吹牛，自抬身价。可是走了两条街，都看不见足以表示「来此一游」的商品。 窗里不是中国货便是美国货，我如果买了一个双喜牌的热水瓶，或买了一架顺风牌的电扇回来，凭它证明去过韩国，你肯相信乎哉？结果跑了个满头大汗，才发现一个眼镜盒，上有一排韩文，大喜购归。搞观光事业不知道这种心理，不过一个三流西崽耳。
困难重重
观光事业不是孤立的事业，基础建立在国民的道德及见识上。也就是说，乃国民智慧的表露。没有这种智慧，便没有山川名胜。台湾既无一物算得世界第一，又无一事举世罕有，则吸引洋大人之术，必须向日本学习。问题是，日本人学外国，学得像，学得彻底。中国人学外国，却硬是学得不像，更谈不到彻底。斑马线就是一个最好的说明，凡是洋大人有之的玩艺，咱们统统有之，结果画了几条线在马路当中，诱得行人奉公守法，以便汽车隆重压死。
问题拉得太远，再续谈日本。四年前，亚洲运动会不是在东京举行乎？有两点小事，可供参观。其一、运动会开始及中间，有各种团体舞蹈，少者数百人，多者数千人，舞罢退出，竟没有一个耍赖开溜，溜到观众中不出来的，中国籍的观众无不骇然，盖如果换到台北，我看谁都不敢写保票。其二、有一次，不知道怎么搞的，把中国的国旗挂倒啦，除了口头抗议外，还惹得全场大譁，第二天，有人乘计程车，司机发现是中国人，急致歉曰：「昨天挂旗的事真不对，他们办事太糊涂。」该中国人也着实吃了一惊，这事如果发生在台北，恐怕没有一个小民理会也。
呜呼，前者是守法，守法才能使人敬，才能使人感到安全，知道这个国家具有高等品质。后者是诚恳热情，诚恳热情才能使人爱，才能使人宾至如归。这是日本人了不起的地方，非他们故意要露一手，乃是他们的教育使然，智慧使然。
礼貌代表一个人的教养，亦代表一个国家的文化水准。夫礼貌之恭之繁，全世界没有一个国家能比得上日本。日本人的鞠躬真是上帝的傑作，娱人而乐己，使受之的人欲羽化而登仙。尤以日本女人，把男人当作暴君一样的服侍，不要说美国人被服侍得硬往外掏美钞，便是中国人都心甘情愿的当裤子。真不知道洋大人前来中国观光，有啥可去之处。有一次在台北闹市的某一个酒家门口（柏杨先生从未去过酒家，非是想吃冷猪肉，而是没有钱，若有人因之以为我道德高超，则误矣），见一洋大人向其挽臂而行的酒女腰窝捏一把，该酒女詈曰：「干你老母，乱动。」大街上尚且如此，和洋大人单独相处时，恐怕更为凶猛。
逛过日本的旅客，无不讚口不绝，便是专门喜欢打小报告的人，都挑不出啥毛病，人家是规规矩矩赚你的钱，而且教你舒舒服服的往外掏。花钱的当时固心花怒放，花钱之后，不但毫不后悔，而且余味无穷，还恨不得再去花一次。──因又忆及一事焉，某次柏杨先生在东京迷途，苦不会日语，向一小店老闆，以笔写字问路，该小店老闆亦不知也，拉一椅子命坐，一花枝招展的女郎含笑奉茶，该八字鬍打了半天电话，才弄明白，乃领我回去。我以为不过十步八步，谁晓得他竟领我走了整整三十分钟。呜呼，八年流血抗战，一百年反日仇恨，在那一刹间，便从心头一笔勾销。第二次赴日时，曾带半打凤梨罐头往访，成了迄今仍在通信的老友。如果此事发生在敝中国，我的遭遇将是如何耶？想及至此，不禁打一个寒战。把国势搞得如此之惨，不能再吹自己能干啦（动不动就「想当年」，即令有出息，也不大）。观光事业之发展，固单独好不了，前途困难重重也。
求名得名
记不得出自何书，有一故事曰：一天，皇帝老爷摆驾登天安门，望着下面芸芸众生，叹曰：「不知道他们忙些什么？」旁有一官曰：「为两个字忙，名利是也。」皇帝点头久之。此故事甚妙，不但该皇帝点头，恐怕无人不点头也。有些人不信人生目的竟是如此简单，硬要再发明些别的项目，那只有天晓得。深夜自思，恐怕连自己都不舒服。盖一个人一旦宣称，他既不为名，又不为利，该人如不是一个白癡，定然心怀大志。
名利之中，名尤其是第一大关，很多人确实对利无兴趣，不想发大财焉，不想做大官焉，不想抓大权焉，不想致训词而接受欢呼焉。但对名却往往放不下，而且千方百计弄到手。语云：「三代以下，无不好名者。」好名是人性的自然表露，三代以上的人何尝不然乎，不过那时交通不便，无纸无笔，没有办法氾滥耳。好名绝对不是坏事，而且我们知道，幸亏人类有好名的特性，文化才有进步，飞禽走兽中就无一好名者，两条狗当街可以性交，老鼠且公然窃盗，牠们是典型的不好名，故啥都不在乎。
美国军人有三大信念，曰荣誉、曰国家、曰责任。荣誉即好名，居了第一之位。盖好名十分重要，具有良善的本质。中国社会，却常常讥讽某也好名，某也出风头，其实只不过醋酸在暗暗作怪，恨自己没有露一手，一旦有机会可以露一手，也会照露一手不误。因之，那些以好名为非的人，真应该喝口凉水。一个人如果连荣誉心都没有，连好名声都不愿博取，则该人啥丧天害理的事，都可能干得出矣。呜呼，人之异於禽兽者，几希，在於人好名，禽兽不好名也。
不过好名似乎得有一个境界，一些攻击好名的学说，可能是指境界以外的好名而言。桓温先生有言曰：「大丈夫生不流芳百世，亦当遗臭万年。」这句话可圈可点，没有人不反对。但这个年头，大家却一窝蜂照着去做，很多具有地头蛇和眼前欢气质的当权人物，似乎都如此这般。反正往好处干不行，不如往坏处干还容易些。好像一个丑八怪女人，既然每天搽一吨脂粉，走到街上都没有人看，便索性脱了裤子上马路，看你瞪眼不瞪眼也，呜呼，这种「女人脱裤」式的好名之法，正是这个乱七八糟时代的特性。
有很多人的好名，简直好到发疯，好像明天就要翘辫子，如果不赶紧传名，就来不及矣。於是别人不肯捧场，就自己下手，自己下手还嫌不够狠，就化名出来猛干。一旦机会到来，不管晴天阴天，不管下大雪或下冰雹，先脱了裤子再说。
昨天经过台北中山北路大桥，发现桥头有很多新种的鲜花，每株花前都有一块小木牌，上书台北市政府大小官员职衔姓名，曰「此树某官植」，「彼树某官植」，不禁大惊，人而好名到如此程度，实教人皮紧。我最担心的是那些小木牌，不知道能支持几天，小小木质的玩艺，不要说行人一脚都会踢掉，便是大风一吹，也会吹得无影无踪，拿纳税人的钱去脱自己的裤子，难道一点都不心跳耶？
植树置牌，这种风气实际上说已太落伍。二○年代，这一套最为盛行，每逢植树之日，小职员先一星期便签报时间地点，届时工人们忙得满头大汗，把坑刨好，把树放好，然后官崽乘汽车风驰而至；然后向其部下频点其头，以示民主；然后扶锹而立，请摄影记者拍照；拍照已毕，再钻入汽车，找名女人调情去矣。官崽去后，办总务的部下，以事先做好的木牌插於树前，若墓碑然，以便行人验明正身，哈哈大笑。
现在那些官崽全都完了蛋，植的树何在，谁也木宰羊，但它之使人伤感，固始终如一也。想不到在台湾宝岛，得以重睹昔日盛况，思古幽情，悠然而生，虽有点皮紧，也算值得。
和植树置碑有异曲同工之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