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屈,当时就收回成命,表示歉意,要他继续上班,并给三天休假。郭公也是一个奇怪之物,他在三天假满之后,仍拜拜而去,把洋大人气得直叫,盖他来华垂四十年,这种不开窍的中国人还是第一次遇到。
这本是一件普通的写字间纠纷,用不着一提,可是跟着而来的麻烦,却值得一提。不久郭先生新服务的那个单位,就接到治安机关移过来的密告,说他思想有问题,盖他竟然「反美」,这还得了哉?这一告不打紧,几年下来,跳到黄河里都洗不清,把他告得焦头烂额,忧心如捣。咦,五○、六○年代的台湾,反美便是自杀,不要说前途,连老命都可能送掉。有一次他向我叹曰:「老哥,我媚美还媚不及哩,岂敢反美乎耶。」潮流如此,我想他稍微有点脑筋,都不致这般糊涂。有一天,美国大使馆隆重招待中国作家,我问他为啥不去,他曰:「没有收到请柬。」为啥没有收到请柬?他说当然是他不够格之故,我告之曰:「阁下何其发昏,你不是反美乎,办事的西崽,怎敢招待反美的朋友?」这当然是揣测之词,但无论如何,洋大人之不能乱碰,乃天经地义,否则猪八戒照镜子,里外不是人。
阁下读过宗臣先生的〈报刘一丈书〉乎?才德相孚──道德学问和能力,都同样高强的男主角,日夕策马候权贵份子之门,千方百计,见到大亨,呈上寿金,大亨假装不要,结果当然还是要啦。於是,告辞出来之后,遇到朋友,即吹曰:「适自大亨家来,大亨厚我厚我。」且虚言状,(──比如说大亨「骂」了他一顿之类!)又於是,该大亨稍稍告人曰:「某也贤,某也贤。」某也就真贤了起来。呜呼,男主角之如此不要脸,非他天生的无廉耻。而是他想上进,想在人生途中有发展,便非仰赖大亨的讚扬不可,形势固如此也。
宗臣先生是明王朝人,那时的大亨,指的是财势双绝的傢伙,若官崽圣崽是也。呜呼,中华民国小民比明王朝小民有福气得多啦,彼时只「权者」一途,现在则除了可照样走权者的路之外,又多了一条路,那就是洋大人之路焉。无论你干的是啥,或干的是自然科学的焉,或干的是种庄稼的焉,或干的是唱歌跳舞的焉,只要洋大人心血来潮,张金口,吐玉音,立刻就身价十倍。这例子举起来可以举三万箩筐。某作曲家,作了一辈子曲没人理,一经洋人品题,马上成了奇葩,现在已去法国,如果不是洋大人,他非老死沟壑不可矣。某画家,画了一辈子画,不过小小有点名气,可是洋人一看,不错呀,「某也贤,某也贤」,就从此成为中国最大最大的大师,无人能敌矣。当官的更需要洋大人的「厚我」,清王朝末年,干这一行的,曰「办洋务」,洋大人如果不喜欢其人,还办啥洋务乎?现在则处处都是洋务,只要洋大人一句话,其效便立竿见影。萧长贵,州官,翻译,便是典型的时代人品,一个官能干得「连洋人都说好」,自然非大升特升不可,如果干得「连洋人都摇头」,那就糟了天下之大糕。当然也闹了不少趣闻,记得若干年前,有一位某公司的小职员,因手里执有爱因斯坦先生的几封信而身价百倍,连教育部都慌了手脚,全国报纸也好像他一个人开的,天天登他的消息,结果披红挂绿去了美国。而今,他阁下安在哉?盖他除了洋大人「某也贤」外,啥都没有;归又归不得,留又留不下(数理科那玩艺,不像文法科可以瞎混),其出路不问可知矣,这不是害了一个人乎。
有一件事我敢打赌一块钱,不要看柏杨先生活到如此这把年纪,一月工钱只有可怜的九百元,天天饿得发昏。一旦有位洋大人拍官崽之肩而言曰:「你们贵国迷死脱柏杨,真是大作家,其才上沖云霄。比较起来,沙士比亚、汉明威给他提鞋都不配,真你们的国宝也。」不信试试看,包管既颁我奖状,又请我当委员,七八个大专学堂都聘我当教习,然后「美国国务院之邀」也会跟着出笼,我就阔起来啦,连讲话都开始夹起英文字来啦。
问题是,文字不比图画,洋大人不藉翻译,无法了解,想磕头如捣蒜都不行,此爬格纸动物之所以悲哀也。
司徒雷登
阅报,司徒雷登先生逝世,虽然小小刊出,却是大大新闻。四○年代时,他的名字在报上简直是层出不穷,一言一动,都有记者作详细报导,那时如果死啦,当比今天热闹得多矣,盖报纸乃天生的势利眼,你越有办法,他越登你的新闻。若我们这些小民,除非谋财害命,或被分屍,上报的机会少得很也,故当初司徒雷登先生的份量可知。「颱风命名」之后,忽遇司徒先生之死,真是天造地设,应附骥尾。盖司徒先生是一个中国通,一口流利的中国话,当初他老人家翻手成云,覆手成雨,功过如何,自有公论,我们不必瞎插嘴,但有一点却是非常重要的。柏杨先生以为,最坏事的,莫过於他会中国话,若他根本不会中国话,似乎对中国可能另有观感。
柏杨先生和洋大人交朋友,最喜交那些不识中国字也不会中国话的,他既不会中国之话,我也不会洋大人之话,二人相对若木瓜,固不能互叙衷曲,但他绝不敢瞧不起我。我道貌岸然,正襟危坐,俨然君子,他知道我肚子里有啥玩艺?说不定他会对我佩服得紧。如果他会中国之话,那就非砸锅不可,盖相交之下,我的媚态大批出笼,或者虚骄并发,稍微有点见识的洋人,受得了耶?谈起话来,我既俗且陋,状如幼稚园小班,稍微有点见识的洋人,又忍得住耶?柏杨先生便是浑身解数,恐怕都获不到他的尊敬。中国同胞常有一种错觉,认为只要洋大人会华文华语,对中国就有深刻了解,便最容易打交道。其实恰恰相反,他不会华文华语,在洋书上获得知识曰:中国者,大国也,有五千年悠久历史,更有五千年传统文化,当洋鬼子还在多脑河畔光着脚丫,手执木棍,吆喝着追赶野兽时,中国人已会很多「奇技淫巧,以悦妇人」,教那些开国仅一二百年的后起之秀,若美利坚者,怎能不肃然起敬?然而一旦他会了中国话,认得中国字,等於茅山道士戴上照妖镜,百年来中国内内外外的烂疮血疤,全部呈现到他的尊眼之前。呜呼,昔尼赫鲁先生来一趟重庆,便看不起中华民国的官,知中华民国不足惧,亦不足敬也。印度那时尚是一个殖民地,眼睛都如此雪亮,何况如今强甲世界的美国佬乎?更何况他又通华文,晓华语乎,那简直是如虎添翼,把我们这个时代的丑恶气质,看穿十丈。
常有朋友叹曰:「会说中国话的外国人,最难应付。」非难应付也,咱们的这一套他统统瞭如指掌,你一翘尾巴,他就知道你要拉啥屎,而中国人的嘴脸又是如此这般。不是过之,就是不及。他怎能和你一字并肩耶?请读者先生赐一答案。
方块字
名作家方以直先生在报上谈「病院语文」,举了一个介绍信的例子曰:求名医看病,依例先求名人写信介绍,介绍信如用中文来写,便和英文大不相同,其效果自也大不相同。中文必曰:「兹介绍某君前来求诊,请惠治为祷。」英文则准是:「我现在把某某介绍给你,看你能给他些什么劝告……」呜呼,记得抗战期中,英军在利比亚沙漠打了一个胜仗,英王颁勳章给其统帅蒙哥马利先生,其褒奖状上便写了一大堆,曰:「你,蒙哥马利将军,在利比亚和埃及交界沙漠地带,以只有敌人三分之一的兵力,在两个星期内,阻止了德军隆美尔将军大军的强烈攻势。并在最后反攻,迫使敌人向西撤退,保障埃及的安全。去年瓜太尔之役时,你,蒙哥马利将军,在狂风暴雨中,没有雨具,站在海滩上指挥撤退,为时达二日夜之久,在敌人来袭前一天,全部撤退完竣,拯救了四千六百人英军的生命和装备。前年……」如此这般,桩桩件件,细说分明,当时便有人在报上为文自嘲曰:「若是换了中国官文书,八个字便缴了卷,『历经战役,迭着功绩』,够啦。」
和这有同样之妙的,还有一则由吾友邱吉尔先生签署的对英国人的文告,那是诺曼第登陆前夕,风雨满楼,眼看说干就干。文告上曰:「我籲请大不列颠全体臣民注意,假使你没有特别重要的事,那就是说,假设你没有必须亲自前往才能办的事,请你千万留在家中,不要外出。登陆欧洲大战的日子,马上就要到来,我不能告诉你那一天的确实日期,但我警告你的是,说不定当你舞会结束的时候,或是当你走出郊区别墅地窖的时候,发现全国所有的交通工具,包括停在你门口的你的汽车,都被政府徵用,你将一个月甚至好几个月买不到火车票,也买不到汽车票。假使你一定要回家的话,只有步行一途,而且你将发现皇家陆军的士兵已和警察并肩站岗,对你不断的盘询,甚至还要搜查……」当时也有人在报上为文自嘲曰:「若是换了中国官文书,恐怕是:『盟军登陆在即,希居民减少外出,以免因交通不便,滞留他乡为要。』」
方以直先生很希望摸透其中道理,岂是方块字本身毛病乎?抑是被文言文酱住了乎?或是礼不下庶人的古老观念在作怪乎?答案是他不知道。我想方以直先生是知道的,不过他不肯用针把它戳破而已。方块字当然是一个根本问题,方块字一天不改革,阻力便一天存在,洋人儿童进了小学堂,只需三四年,便能给爸爸妈妈写一封通顺的信。中国孩子读了六年,小学堂毕业,甚至上了初中,对中文都很难搞通。事到如今,竟然仍有人说方块字不难,其嘴之硬,乃祸国殃民之嘴也。
即以写文章而言,洋大人一时兴起,拿起打字机,拍里拍啦,洋洋洒洒的大作,马上问世。中国人则必须爬到格纸上,一个字一个字往里堆砌,其慢如牛。再好的汽车走到淤泥地上,都飞驰不成。再流畅活泼的思潮才华,遇到方块字,亦同样要大大的打起折扣。抗战胜利后,中美记者并肩採访军事调解委员会消息,美国记者一面听一面打字,讲演或会议一完,他的文章也完,夺门而出,跑到电报局,立刻拍发,报馆收到后,用不着再加改写,就可付排。等到《纽约时报》已经印了出来叫卖时,中国记者还爬在格纸上哼哼唧唧往里填哩。圣人曰:「夫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好像锯一段木头,洋大人用的是电锯,中国人用的却是钝斧,方块字和思想互相影响,结果双方都滞如浆糊。方以直先生之怀疑方块字,不为无因也。
文言文到了今天,已是末日,根本用不着我们担心它再发生作用,现在只有柏杨先生这一代,在写信时还偶尔用用外,文言文简直啥用处都没有。不过,阁下小时候读过童话书乎?人虽然死啦,殭屍却能复活,复活的殭屍固没有灵魂,但他却能把自己家搞得乱七八糟。古文虽死,其殭屍却一直不断出现,有时在中学课本中,有时在大学课本中,有时则在官崽圣崽们的讲演中。好像下定决心,非把中国人酱得万劫不复不可。盖文言文不彻底死绝,中国人的脑筋永远酱在酱缸之中,不能松绑。阁下不妨买一部《古文观止》《古文辞类纂》之类的玩艺看看,五千年传统文化,在文学方面,似乎只有那么一点精华,说议论不是议论,说散文不是散文。中华民族不是倒了楣是啥?而到如今却仍有人抱着它不放,且使年轻人也抱着不放,真是心怀叵测。古文之害,我想用不着再宣传矣,其中最主要的是,它把每一条脑摺纹都涂上了油,滑出来的全是些使人在心弦上不能起共鸣的句子。不是四平八稳,毫无内容。便是咬文嚼字,毫无感情。写信时自然非「兹介绍」不可,你说它错乎,它没有错,但你说它有力量乎?它却没有力量。
文言文这一关不突破,中国人的文章和中国人的脑筋便永远像个乾屎橛。在洋大人之国,「我」就是「我」,连皇帝也自称为我。但在中国,花样就多如牛毛矣,称「吾」焉,称「余」焉,称「予」焉,称「俺」焉,称「愚」焉,称「本人」焉,称「本席」焉,称「个人」焉,称「鄙人」焉,称「在下」焉,称「不?」焉,称「下走」焉,称「本大元帅」「本总司令」焉,看起来很活泼,实际上只是特权思想藉着文言文产生的狗屎花招,能熏死人。
世界上最不堪卒读的莫过於中国官府的文告,其精彩处是,如果把它送进文章病院,会教群医瞪眼,用啥仪器恐怕都检查不出毛病,你说它啥都没有说乎,它啥都说啦。你说它文理不通顺乎?它简直通顺得很,还可以作「观止」之文读。你说它没有思想乎?它每一句话都可以引伸出一本书。但你看了之后,却觉得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