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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杨全集-第32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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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闹剧不可避免的必须具有对现实的讽刺,几乎是任何讽刺搬到舞台上,都是笑料。当吞噬公司全部高级职员严肃的转过身子做晨祷的时候,银幕显出的不是耶稣,不是十字架,而是赫然的「$」。当保罗纽曼先生被追逐得走投无路,哀求曰:「我可以参加你们的默片演出乎?」求之不得的三个活宝架子立刻端起来,徐曰:「我们可以考虑通知你。」当远在巴黎的丑角拒绝参加,巨雷般的回答一声:NO。伟大公司老板询问通电话的结果如何,三个活宝瞪着眼说谎曰:「他说的是法文,俺听不懂。」
   ──这是我们最熟悉的打马虎眼的妙法之一。
   中国的剧作家,常常祭出挡箭牌:「现实碰不得呀!」这当然有道理,我们没有权力硬逼着别人去碰,但是碰现实并不是闹剧的唯一要件,肉感明星在餐厅里面朝着客人大摇她的尊臀,然后肚皮猛的向前一鼓,「咚」的一声,群桌崩溃,客人一个个仰面朝天,这跟现实无关。又有那辆压路车的司机,发现从「长人」身上滚过去,一头栽倒,也跟现实无关。另一位电影明星在高高兴兴洗淋浴,忽然从下面伸出几只毛手,既替他抹肥皂,又替他抓痒,就更跟现实无关。这都是属于人性方面的也。
   ──上乘的影剧作品,从不在舞台上出现废料。当压路机第一次缓缓而行时,观众都不会留意,但它却是压断「长人」的伏笔。
   我们的困惑是,这些笑料,为啥中国的电影上没有──有的几乎全是肉麻当有趣。高级的悲剧是演员没有眼泪,而观众眼泪流了两缸。高级的闹剧是演员没有笑容,而观众笑得肚痛。中国则恰恰相反,演员的眼泪已流了两缸,观众屁股上好像刚挨了板子,坐立不安。演员的笑声连海龙王都听得见,观众还呆如木瓜。
   第二电影的发展已由「无声」而「有声」,而「立体」,而「大银幕」,而「身历声带」,眼看就要「香味四溢」,甚至有一天,如花似玉会从银幕上跳下来,抱着柏老就亲嘴。可是却忽然开了倒车,又恢复了默片。犹如战场上的兵老爷,打着打着,一下子抛弃了大炮机关枪,拿起来石头乱扔一样,纵然以柏杨先生之尊,也不得不叹息气数已尽,天亡之也。有人揭疮疤曰:「啥子无声,还不是有声的,它们的效果完全靠配音,而人物也讲了两句话。」说的一点也不错,但问题也就在这里,如果真的全盘古化,那就非上吊不可,兵老爷虽是拿起了石头,那石头却是核子炉里炼出来的,威力猛不可当。这正是一种划时代的跃进,而不是倒退。全部影片只有巴黎丑角的一声NO,和老板大人的一声「汪」,而这两声却是画龙点睛,高度的讽刺和高级的笑料。尤其那一声「汪」,可谓神来之声。
   我们的困惑是,这种崭新的意境,在一般人认为,非发明超光速不可的轰炸机时,却有人轻而易举的发明了超光速核子石头,为啥中国电影界的大小之哼,没有这种脑筋?伟大公司老板一听三个活宝要拍默片,气得直挺挺砸倒了椅子,从桌子下面一穿而过,几乎把墙撞一个大洞。我们的总经理老爷要是听到一个耳所未闻的建议,恐怕所露的一手,也是一样,只有结局不一样,洋大人终于答应去干,土大人恐怕除了教三位活宝「滚」之外,还会把「滚」当作资料,茶余饭后说一辈子,以示剧本真是恐慌。
   《无声电影》是一个有丰富想像力的典型创意,而一个强大的民族,一定具有丰富的想像力。一个生命坚强,灵性充沛,有高度艺术造诣的人,同样也一定具有丰富的想像力。想像力是创造新世界,开辟新境界的能源。没有想像力,就跟一块木头毫无分别。想像力缺乏,就会索然无味,像一塘死水一样的索然无味,而且久啦还会发臭。走出电影院,朋友以我的学问奇大,向我请教曰:「中国为啥拍不出这种电影?」我曰:「答案简单之极,根本没有人想到默片这回事。」朋友曰:「老头,他们为啥没有想到?」我结结巴巴了半天,朋友叹曰:「不过是脑筋酱死了罢啦。」我曰:「你既然知道,还问我老人家干啥?」他曰:「你是个有名老奸巨滑,看看有没有办法使脑筋恢复正常。」言出不逊,我就攻其不备,俘了他一包纸烟。
   我之所以惩罚他,是他提出的问题太古怪,现在柏杨先生把这热山芋转抛到各位读者老爷之手,贵阁下看应该怎么办乎哉。──不管你怎么办,至少,你在笑得把头上撞了个大包之后,还应该多多思量:中国人的智慧哪里去啦。
   
   
   妙判?妙文
   韩愈先生现在是热门人物,郭寿华先生在《潮州文献杂志》上写了一篇大文〈韩愈苏东坡给潮州后人的观感〉,说韩愈先生:「曾在潮州染上风流病,以致体力过度消耗,及后误信方士硫磺铅下补剂,离开潮州不久,果卒于硫磺中毒。」于是乎,闯下了滔天大祸,一位名叫黄宗识的朋友,认为郭寿华先生「诽谤先贤」,一状告到衙门,衙门不理他。另一位自称是韩愈先生的孙子的孙子的孙子的孙子的韩思道先生,前仆而后继,一口咬定郭寿华先生诽谤了他自认为是他老祖宗的韩愈先生。「先贤」和「老祖宗」大概有点不同,衙门受理之后,法官老爷有的是权,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权力就是知识,就结结实实的下了一道妙判,罚郭寿华先生银子三百两。
   这道妙判一经发表,艺术界吓了一跳,严灵峰先生首先发难,接着萨孟武先生、高阳先生、林芝先生、淼森先生、杨子先生、罗龙治先生、张玉法先生、谢浩先生、王鼎钧先生、丹扉女士、杨崇森先生、彭国栋先生、陆以正先生、庄练先生、沈云龙先生、史铭先生、钱穆先生,纷纷引经据典,要把事情弄个明白。这其中只有钱穆先生努力维护妙判,其他所有的学者都以法论法,以证据论证据,以考据论考据,钱穆先生却忽然膨胀起来,先膨胀到侮辱「先贤」,再膨胀到大家都在「崇洋」,甚至来一个《西游记》上的倒马桩毒,要罩人「破坏道统」的帽子。呜呼,一个学者如果头脑像一盆浆糊,不能就事论事,作逻辑的推理,只靠磨刀霍霍,就是一奇。而所有学者的文章都是用白话文写的,只钱穆先生的文章用的是很难看懂的文言。时代已进步到飞机大炮啦,他打仗时却硬是坚持非用弓箭不可,乃是第二奇。尤其妙的是他阁下的开场白:「昌黎韩文公,不仅为唐代一流人物,实系中国全史上下古今三四千年以来少数之第一流大人物也。」闭眼细想,真不知这一段云里来雾里去的八股破题,根据的是啥。
   努力拥护妙判的还有两位法官老爷,一位是台北地方法院庭长薛尔毅先生,文章的题目是〈异哉!所谓文字狱!〉自从吾友梁启超先生写了一篇〈异哉,所谓国体问题〉之后,这种「异哉所谓」遂成了一种程式,学问大的人动辄套而用之。柏杨先生于是也套用之曰:〈异哉!所谓不是文字狱!〉薛尔毅先生宣称:「王莽、曹操、秦桧、张邦昌这些历史上的政治人物,他们的忠奸功罪,当然是可受公评之事,为文褒之,为文贬之,均无不可。此即学术自由,绝对不会陷入文字狱,严文担心历史系将关门大吉,萨文担心任何一本书都要变成禁书,真是危言耸听。」好一个「危言耸听」。郭寿华先生只说了韩愈先生几句,孙子的孙子就拍马而上,法官老爷就下了妙判。难道法律有规定,韩愈先生碰不得,而王莽先生、曹操先生就可以乱碰乎?如果有此规定,我们就闭尊嘴。如果没此规定,薛尔毅先生凭啥只保护韩愈,而不保护王莽、曹操?这得请详细给我们一个昭示。薛尔毅先生又曰:「我们的法治,还在起步阶段,她像一棵脆弱的幼苗,切望朝野人士善加爱护,她实在经不起望重士林的学者无心的践踏。」对啦,不过我们更要加上一句:「她实在经不起大权在握的法官老爷有心的践踏。」饶饶法律吧!不要把法律当成一柄钢刀,仗着法林高手,就蹲在山头上称王。
   另一位法官老爷是台北地方法院推事杨仁寿先生,据说他阁下就是下妙判的男主角。他的文章是〈从法律观点论诽韩案〉。其中最精彩的一段曰:「诽谤死者罪之被害客体,并非『死者』,而系其『后人』,稽其用意,无非在保护其『后人』对于先人之孝思孝念,以励薄俗。盖死者生前行事,早已盖棺论定,若妄加诽谤,生者将何以堪。谁无祖先,岂能任人平白诬攀。」呜呼,真正是「满纸荒唐言,三把辛酸泪」。第一把辛酸泪是,那些没有后代的人物倒楣啦,中国的韩信先生,英国的牛顿先生,人人得而「干他娘」,狗头喷血兼狗血喷头,谁都束手无策。谁教你没有孙子的孙子的孙子乎哉,看起来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为了保卫自己,自宜瓜瓞绵绵。第二把辛酸泪是,杨仁寿先生认为,妙判是保护「(死人的)后人对于先人之孝思,以励薄俗」的,谁要碰了张三先生,他的后人就可起而奋战,谁要碰了韩愈先生、王莽、曹操先生,他们的后人当然也有权告状。可是,薛尔毅先生刚才才宣布过,对王莽、曹操,怎么碰都没啥,并美之曰「学术自由」。吾友曹旭东先生最近就在收集资料,打算告那些攻击过曹操先生的作者,这控案如果落到杨仁寿先生之手,当然要再来一个妙判,把作者一网打尽,以励薄俗。可是如果落到薛尔毅先生之手,恐怕将原告驱出大门,以维学术自由。到底是哪位可敬的法官说的话算数,我们就糊涂啦。是单一的标准乎哉,抑是双重的标准乎哉。是《六法全书》乎哉,抑是《六法全输》乎哉。是不是只对韩愈以励薄俗,对王莽、曹操,就不励薄俗?又是不是只对王莽、曹操有学术自由,对韩愈就没有学术自由?也得请昭示一番,以开茅塞。
   第三把辛酸泪,则是杨仁寿先生的盖棺论定。一个人失踪了若干年,法官老爷可以论定他的死亡。一个人一旦伸了腿,他的忠奸功罪,谁有权给他论定?又要经过多久才能论定?王莽先生被诟骂得体无完肤,因接他棒的是以西汉王朝正统自居的东汉王朝,被打击了两千年之久,民国之后,帝王没有啦,历史学者才有机会为他伸冤。曹操先生被歌颂至少有五百年,到宋王朝后,道学家一脸忠贞,大翻其案,才成了奸臣。呜呼,即令盖棺,又何尝论定乎。法院打官司,三审已毕,可以成为定案。学术讨论,历史人物研究,却没有人有那么大的虎威。这种基础性的知识,杨仁寿先生都不具备,怎不教人到处找眼泪瓶也。
   杨仁寿先生最绝的一段是:「如郭寿华先生有先知之明,于审判庭上坚称其在《潮州文献》上一文中所写之句,系自白居易的诗(「退之服硫磺,一病讫不痊」)演绎而得,恐怕不会被指为『明知虚伪』,而获得诽谤先贤罪名吧。」「郭寿华先生不知举证,以致被罚,乃系法律素养不够所致。」说了半天原来杨仁寿先生也知道郭寿华先生证据确凿,是无罪的,只不过他没有把证据拿出来,所以妙判有理。医生老爷明知病人左腿得了砍杀尔,只因病人口舌不清,就把他的右腿锯掉,我们称之为恶医。法官老爷明知被告无罪的证据,只因被告「法律素养不够」,就硬判为有罪。看起来可敬的杨仁寿先生审判案件,不是根据事实真相,而是根据被告的法律修养。我们就不知道该给他上一个啥尊号才恰当。
   还有「先贤」这个名词,不知道是由谁下定义,由谁决定人选的,好像一个死了的老家伙,只披上「先贤」的外衣,就跟一颗虫蛀了的病牙一样,千万不能碰,一碰就会有人跳高,危险之大,无与伦比。柏杨先生想,这玩艺必须先弄清楚。吾友朱元璋先生有一天读到《孟子》「民为贵,君为轻」。大怒之余,下令把孟轲先生的牌位撤出文庙,孟轲先生就「先贤」不起来矣。后来朱元璋先生读到《孟子》「天之降大任于斯人也」,觉得这家伙也不错呀,又下令把牌位再送进去,孟轲先生就又成了「先贤」。嗟夫,「先贤」也者,不过如此如此。经不起时代考验,经不起定量分析,只靠妙判和磨刀霍霍,只能算是病牙,不能算是先贤。韩愈先生有他了不起的贡献,我们对他的贡献尊敬,即令他害了花柳病,也不减他文学上的成就。一定把他说得天衣无缝,弄成病牙之一,未免顶着石臼唱戏。记得他阁下在潮州当官时,写了一篇〈祭鳄鱼文〉,把所有的官僚威风都亮了出来。盖棺论定的说法是,当天晚上,耶稣基督在天上玉手一指,刮起暴风,鳄鱼先生奉到钧旨,立刻收拾铺盖,向西搬了六十里,从此潮州就没有了鳄鱼。这种屁话,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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