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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叙述大陆森严的阶级制度，是说明王若望身为「公爵级」高级官员（他是上海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有汽车可乘，有宽房可住，有高薪可领，而且年纪已老，又拥有如花美眷，他应该效法儒家系统的圣贤，持盈保泰、明哲保身。但是他不，他仍继续直言。专制封建国家的最大特征：说真话就是一种罪行。于是，一九八七年「反资产阶级自由化」时，被开除党籍，丧失所有特权。羊子热烈的支持他。每一个受人敬爱的男人，背后都有一个使人同样敬爱的女人。
我和王若望，二人有很多的相同：我从小加入国民党而被国民党开除党籍，他从小加入共产党而被共产党开除党籍；他比我大一岁，羊子比香华也大一岁；我们都是因说良心实话，犯下滔天大罪，而且同于一九六八年入狱。不同的是，他比我坐牢的时间稍短。
在上海最后几天中，我们多次相聚，他亲笔写下赠诗：
十年隔海共文罗，今古清流祸自多；
一夕灯窗如旧识，古稀豪气岂多磨。
寂寞蜗居来足音，慕名久念伯牙琴；
欲逢恰比蓬山远，幸得一苇渡险津。
感慨悲凉，道尽中国知识份子坎坷命运。
复旦大学座谈会
根本没有过这个座谈会，我们被人戏弄！
上海作协的盛情接待，我非常感谢，如果不是他们代订旅馆，我和香华可能无处可住，但就在茹志鹃女士宣称王若望不在上海的当天，我就告诉她，我以后的行程，自己安排，上海作协本来指定一位年轻作家陪同到全国各地的，也请他们取消。这是一个卤莽的决定，无论是大陆住民或是旅客，都要隶属一个「单位」，否则你就成了一个没有线的风筝；大陆和美国有一点相同，那就是没有汽车便等于没有腿，一个访问者如果不接受接待，单位所派的汽车便立刻撤回。好在上海到底是一个国际都市，锦江饭店门口停满了计程车，我们每次出去，都采取包租制，身不离车，车不离身，不管多少小时，直到送我们回来。另一方面，我也有所恃，虽然传播媒体没有我们的报导，但很多热情澎湃的年轻读者，已从各种管道得到消息，前来旅馆把握相会，从他们身上，看出中国的希望。以后所有活动，都由他们安排（观赏《耶稣？孔子？披头蓝侬》，就是其中之一），我们已成为忘年之交，为了减少他们的负担，我不能写出他们的名字和结识的经过，但他们给我的温暖和帮助，终身不忘。
不过，几乎是一开始就发生一次严重误会，他们之中一位是复旦大学教授，安排二十三日在复旦举行一个座谈会，我高兴能受到邀请，约定的时间是下午一时半，我在旅馆等候，他们派人来接。可是时间已到，我衣帽整齐，正襟危坐，每一次门铃声我都认为定是来接我的，直到三时，还没有消息，不但没有人来，而且没有一声通知；香华怪我是不是听错了或记错了，我有过听错和记错的前科（而且不只一次），所以有口难辩，又不知道怎么查询，年轻朋友家都没有电话，而又不知道座谈会在复旦大学内什么地方，我有一种被戏弄的感觉。
就在同时，主持座谈会的年轻朋友被戏弄的感觉比我更为沉重，对我甚至大发雷霆。原来，就在他们要出发接我的前半个小时，接到茹志鹃女士电话，告诉他：柏杨先生这次来上海访问，日程非常紧密，当你们要求他出席座谈会时，他误以为今天是星期日，我们没有安排，所以贵校的座谈会，他不能参加。然后茹志鹃女士画龙点睛说：「这是柏杨先生教我传话的，他们夫妇就坐在我的身边！」
这项误会在双方终于再见面时冰释。可是茹志鹃女士是怎么知道我坚持要找到王若望？又怎么知道复旦大学有一场座谈会？虽然台湾解严前也是这种社会，但仍使我惊奇。
同样使我惊奇的还有我和老一辈作家赵家璧先生的一番谈话，这位三○年代中国出版界的智慧之星，以二十五六岁的初生之犊，发行当时中国即令不是唯一的，但却是影响力最大的《良友画报》，又主编中国文学史上第一部新中国文学大系，很多作家都以和他结识为荣。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他和其他出版家一样，受到悲惨待遇。可是现在，从他给我的名片上的官衔；中国出版工作者协会副主席、中国政协上海委员会常务委员、上海作家协会顾问，显示他仍保持「公爵级」高位，我满怀敬意的坐在他面前，就海峡两岸文坛的异同，交换意见。我到上海的当天，便听说人民政府可能打算取消作家的薪俸，也就是人民政府对作家不再管辖，作家必须用他的作品维持生活，茹志鹃女士坚决反对，因为这样的话，「作家协会」就成了一个空架子，作家将成为一盘散沙；我拥护人民政府的这项决策（假设有这项决策的话），因为作家必须拒绝政府或党派的供养，才能保持创作的尊严。一九四九年，毛泽东先生曾经有过一声怒吼：「教作家们到乡下去，不去不给他们开饭！」以致，为了主人开饭，不得不写出摇尾文学。
赵家璧先生主张作家应该接受共党以及政府的薪俸，他认为作家如果有一份固定的薪俸，当可安心创作。他对于目前人民政府及共产党对他的礼遇，十分满意，所以，大陆是作家的锦绣天堂。
「我去年过生日的时候，他们送给我一个特大号蛋糕，帽子摘了。冤案也平反了，作家要求的，党都做到了。他们把我的大女儿安排到某单位工作，二女儿安排到某单位工作，我可以告诉你，大陆没有人失业！」
我不能确记他所讲的每一个字，我只记得曾经问过他：「他们是谁？」赵家璧先生也答覆了。赵家璧先生忽然提起最近刚访问过大陆的八十岁高龄的胡秋原先生，胡秋原先生是国民政府资深国会议员，又是深受尊重的前辈文化人。赵家璧认为胡秋原先生主张海峡两岸立即统一的急进主张：「很是中听」。虽然我们面对面坐在那里，我觉得他似乎来自遥远的云雾世界，他想用在封闭社会相当有效的程式使我信服他的见解，我向他解释，胡秋原先生传达的是一个并不十分正确的消息，大陆朋友必须了解，台湾同胞绝大多数都不急于要求统一。其次，关于大陆没有失业，我反问说：「我绝对相信赵先生一家人都受到很好的照顾，也绝对相信大陆没有人失业。不过，大陆报纸上经常有『待业青年』的报导，不知道『失业』和『待业』有什么分别？」赵家璧承认「待业」就是「失业」！
我感谢赵家璧先生到旅馆看我，当他告辞，我送他到门口，看他步履蹒跚，扶着手杖离去，我发现在他身上已找不到一点点当年神采。
统一问题
等到双方长大成人，由他们自己决定！
前往大陆的台湾同胞，几乎都会被询问到他对海峡两岸统一的意见，这是自然的话题，大陆对台湾敞开大门，长程的目标就是要促使中国统一。一个有趣的问题是，罗马帝国一旦瓦解，就永远瓦解，野心家千方百计，都不能重建。中国不同，历史上发生过三次严重的版图分裂，一是战国时代，一是大分裂时代──五胡乱华两晋南北朝，一是小分裂时代──五代十一国。
无论分裂的时间有多久（大分裂时代长达二百八十五年），中国人总是企图统一，检查大小分裂时代各国统治者历史，他们总以中国正统自居。而被迫害的可怜人民，也总盼望出现真龙天子，扫平狼烟。所以天下大势，虽然「合久必分」，但最后仍不得不归于「分久必合」，五千年历史上从没有一个地方势力，无论它自称为「国」，或被称为「邦」，存心永远脱离中国，除非他们不是汉民族。
汉民族接受的是儒家思想，儒家那种「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教育，使汉民族认为如果脱离中国，另建一个国家，是一个罪恶。所以其他民族有脱幅而去的，汉民族始终没有，西方那种一个民族可以组成几个国家的现象，汉民族不能了解，也不能接受。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新加坡共和国的华裔人民，和马来西亚联邦的华裔臣民，中国人常对他们说：「大家都是中国人！」曾在国际上留下不少丢人的笑料。
大陆和台湾本没有统一问题，因为原来就是统一的。可是分隔四十年后，两岸都感觉出来巨大的变化，当共产党不能武力解放台湾、国民党不能武力反攻大陆时，这个僵硬的局面融解，统一问题遂逼面而来，势不可当。然而，现实情况是，在统一这个诉诸民族感情的动人号召下，事实上只不过是一项促使台湾回归祖国的运动而已。以大陆之大之强，只是把篮子放到苹果树下，坐在一旁，十分有包容性的，等待苹果掉到篮子里，这正是在台湾的中国人所面对到的课题。然而届至目前为止，无论政治、经济、教育成长，海峡两岸都有庞大的差距，有人估计相差二十年，有人估计相差三十年，有人认为大陆经济情况，跟四十年前的台湾相似。我们无法精确的用数字表示两岸悬殊，而只要知道：悬殊是如此巨大就够了。在这种情形下，如果仓卒统一，台湾居民用汗培养出来的经济繁荣，用泪培养出来的政治民主，会被迅速摧毁，这是严重的不公平，不但对台湾居民不公平，对大陆居民更不公平，因为台湾一旦仓卒统一，大陆居民将失去一个奋起直追的标竿，重新回到迷茫位置。
用一个比喻说明我的盼望，中国有一种「指腹为婚」的古老风俗，当两位有通家之好的妻子怀孕时，往往指着自己的大肚子，跟对方预先约定：如果生下来都是男孩，结为兄弟；都是女孩，结为姐妹；一男一女，则结为夫妇。大陆和台湾，上天注定的他们要结为夫妇，双方都有这种共识，但不是马上就拜堂成亲，因为他们中的一个年纪还小，如果现在逼他们结婚，那是一种可怕的摧残，必须等全部长大成人；至于什么时候长大成人，一年？十年？一百年？一万年？我不能提供社会成长的年龄，不过，人的成长有生理的象征，社会成长有机能上的象征，机能上的象征就是：法治。海峡两岸必须都成为法治社会，才能平等的走上红毯。
这是我一贯的主张，离开上海的前两天，日本《读卖新闻》驻上海记者找到了我，问到这个问题，他的报纸在东京刊出他的访问，北京译作内部参考消息；在以后停留大陆的日子里，很多新结识的朋友，在谈到这个问题时，有人平静的不置一辞；有人则反应激烈，使我想到一九八四年美国爱荷华的一幕，我和中国作家协会书记（公爵级）朱子奇先生面对面相坐，当他提出大陆对台湾各种保证，包括一国两制，台湾仍可保持军队，仍可维持现在生活方式，我拒绝相信，他说：「这是宪法保证！」我仍不相信。他说：「这是几中全会通过的保证！」我仍不相信。朱子奇先生气得发抖，跳起来厉声说：「我们之间没有共同言语！」朋友把他劝住，他指着我的鼻子，质问说：「你相信什么？」我为惹他发怒道歉，但宪法必须严格执行，才算宪法，大陆宪法跟我写的稿纸有什么区别！至于几大几中全会决议案，当然更可以随时更改。而且，像刘少奇先生以国家元首之尊，都可以一夕之间变成叛徒，惨死黑牢，自始至终，人民政府连一份公报都没有交代。现在台湾一个卖黄瓜的小民，一旦被捕，也不致落到如此下场，连自己的元首都保护不住，元首自己都不安全，他的保证怎么使人相信？胡耀邦先生，以共产党法定领袖──总书记之尊，也同样一夕之间，从人民和党员面前消失得无影无踪？他的保证又怎么使人相信？（我真不懂为什么不经过正式程序把他罢免，而必须暴露自己的黑暗面？）
和朱子奇先生的对话在别人打圆场下结束，我在大陆回答这个问题时，为了避免发生类似这种尴尬场面，几乎是立刻就提出结论，我说：「我相信法治！」大陆必须从毛泽东制造的蛮荒社会中，苏醒崛起，建立一个法治社会，否则，我怕大陆朋友最担心的一件事会真的发生，那就是：被开除党籍。我的建议在北京某一个场合，受到一位高阶层官员质疑，他认为我显然在拖延时间，他说：「台湾态度如果一直不具建设性，最后恐怕仍要武力解决，好像逃不出历史规律。」我说：「如果真的那样，台湾海峡将流满中国人的血！」
上海赠言
中国人，请笑一笑，笑，就是美！
我在上海停留五天，最后一天曾经周游部份市区。据说上海是大陆变化最少，甚至根本没有什么变化的大城市。在这个拥有一千万人口的大城市，我们看不到纽约、东京、巴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