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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在一起，乡下小姑娘嘴甜得滴出蜜来，一句话喊一声「姐」，而且大包大揽的承诺替她购买普通人无法购买到的卧铺车票，对这么一个天真、热情的小妹妹，女研究生平常戒备心理，完全瓦解。于是，李敏告诉她：「我要去山东郓城一趟，买点银元回来，一趟能赚到好几百元，但我一个人有点孤单，你如果陪我去，回来我分你二百元。」女研究生一口答应。
二月二十八日晚九点多钟，他们到郓城县几十里的李集一农夫家，李敏跟女研究生分头去提银元，李敏告诉她：「你到那里点点数就行了，银元有真有假，跟你去的有行家，不用你费心。」女研究生便跟着九个小伙子上路，在夜色茫茫中又坐上农耕机改装的三轮「蹦蹦车」，颠簸了几十里，一下车，忽然间她听到鞭炮齐鸣、鼓乐大作，闹新房的人围了一院子，她过去曾经听说，但不相信，即令相信，再也想不到会临到自己头上的「贩卖人口」新闻报导，突然从脑际浮起，她知道她落入圈套。
天罗地网
贩卖人口的主犯，那个只受一年教育，堕落到底的小女坏胚，也有悲惨的身世。
女研究生在漫长的屈辱日子中，她曾经把灯泡取下，用手触电（大陆电压二二○瓦，足可致人于死），但因电力不足，竟没有死成，她也曾上过吊，但绳子太低，无法吊住。她想等到玉蜀黍长高了再逃，但日子难熬，又怕等不到那时。普通情形，被拐卖的妇女都是利用赶集的机会，看见穿军服的人，立刻摆脱身旁的蠢苦男人，跑上去求救，但她似乎不敢相信什么人，直到她终于拜托一个好心肠的青年帮忙。五月八日，上海那个大学接到告知女研究生下落的匿名信。五月九日，大学代表和上海公安局官员，前往山东省会济南。五月十日午夜，在一次会同地方有关单位的突击行动中，把女研究生营救出来，距她被卖，恰好两个月零十天，当营救人员找到她时，她蓬头垢面，被糟蹋得不成人形，而且，已怀了身孕。
──我们为这位女研究生的遭遇落泪，决不忍心责备她。但我们却从中得到一点启示：一个人，在任何情形下，都不应贪图小便宜。这方面，男人跟女人同样危险。
营救女研究生之后，郑州市治安人员就在那个小旅馆──运青旅社，撒下天罗地网，等候小姑娘李敏出现，六月六日，李敏果然出现，当手铐卡嚓一声扣住她的双腕时，她耸一耸肩，面带微笑。她说她十六岁，一会又说十七岁，可是在旅馆登记簿上却是十八岁，至于她是不是真的叫李敏，谁也不知道。在严厉的追问之下，发现这个堕落到底的小女坏胚，拥有一个也使人落泪的悲惨身世，她的娘亲是河南省遂平县诸市乡人，先后嫁过七八个男人，在四川、贵州几省，专门拐骗贩卖妇女，李敏只上过一年学校，老爹被判了无期徒刑后，她就随着娘亲，到处出卖肉体和灵魂，同时诱骗她们所能诱骗的妇女。这次贩卖女研究生，李敏分到一千四百元（中级官员十一个月的薪俸），一下午玩打气球游戏，就花掉八十元（三分之二月薪）。武勤英到监狱探望李敏时，发现她眼睛冒着凶光，充满敌意，但神情轻松。
造成贩卖人口的原因，是贩卖人口已经泛滥到连政府都见怪不怪的程度，武勤英曾经质问过住在官长恩先生隔壁的乡政府官员，那位官员回答说：「我从小在学校念书时，老师就教我跟坏人坏事斗争，我当然知道买卖人口不对，可是，我管得了吗？连县政府都管不了！人家花钱买女人，有啥好说的？现在年轻人结婚，少说也得花四、五千，买个老婆才两千多一点，这种事太多了，从来没有人管，也没有人问。」
另一个原因是大陆社会过份的封建，使男女关系僵固得像千年化石，那位官员告诉责备他不引导青年作有益活动的武勤英说：「你不知道男女授受不亲吗？什么是自由恋爱？谁敢自由恋爱？跟外村男青年或女青年说句话，马上就满城风雨，说他们『不正经』！」这涉及到观念。国民党过去努力反共，宣称共产党颁布的是「昏淫法」，实行的是一杯水主义，男女上床跟喝一杯水那么容易。事实上共产党在男女关系上，严重落伍，举一个例子就可以了解，十年前北京女画家李爽和法国外交官白祥的恋爱故事，以及发生在南京的非洲学生和中国学生大规模冲突，无论政府或民间，都有一种听起来十分合理的说法，那就是：恋爱的目的如果是结婚，共产党绝不反对；如果只是恋爱，那就不行。在这种观念下，「恋爱」遂成了「相亲」，「相亲」遂成了「结婚」。可是海外人士都认为：恋爱的意义，就是要在交往中寻觅一个和自己合得来的终身伴侣，如果不准选择，第一个就是最后一个，那就不叫恋爱。☆
当然，农村穷苦，也是最主要的动力，落后不过是穷苦的产物。二十年前，台湾也曾流行这种人口贩卖，大多是平地人或军中低级军官和老兵，买一位被称为「山地同胞」的马来新娘。现在，则流行买「泰国新娘」，多少泰国农村女子乘飞机越过大洋，到台湾成为人妻。因为农村穷苦，不但妇女不能流入农村，农村妇女反而大量流出。大陆农村更苦，据我所知，很多地方，像陕西南部，有些女孩子到十一、二岁，还没有裤子可穿，听来令人酸鼻，这里的男人除了「抢」或「买」外，自然很难成婚。大陆本来就是缺少人权保障的地方，妇女比男人更没有人权。女研究生被拐骗案之所以爆发，只因她是女研究生，轰然发出巨响，但只不过救出一个人而已，事实上，全大陆被贩卖的妇女，高过「数万人」之多，从十三岁到七十一岁。她们先遭人口贩子奸污，再由二道贩子蹂躏，才再卖出。甚至在小乡镇上遇有公开市场，她们只穿贴身的裤子和标着售价的背心，人口贩子对着围观的群众，吆喝说：「黄花闺女，两千元一个！」而村政府官员却照样盖章证明是合法行为。这是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和政治问题，武勤英女士只身前往郓城县追踪采访时，她一下车就要治安人员陪同出动，她说，她真怕走到路上，被人抢走卖掉。这不是笑话，这是大陆广大的妇女群的哀伤和忧虑。
少小离家老大回
车窗外就是故乡，但我已无家可归。
十一月一日夜七时，我和武勤英乘京广线火车离京南下，北京车站虽然人山人海，声音嘈杂，但月台上却很宁静。我买的是上铺票，下铺是一位《人民日报》记者，他愿意把下铺让给我；不要说在大陆，在台湾也很难得。我躺在铺位上，感觉到车身移动，不久，车窗暗下来，车子进入旷野，车身的震荡使我渐渐入睡，从北京到郑州，要十二个小时，十一月二日上午七点，就可到达，我真担心车到郑州时睡过了头，因为这列车直发贵阳。但就在晨曦初现，我便惊醒，坐起来微微掀开窗帘，那些熟悉的车站站名，在朦胧中惊鸿一瞥，向后飞奔逝去，不久，我看到新乡车站，那是距我家──辉县，最近的一个车站，本来可以在这里下车，只是，我误以为所有的快车都不停新乡，所以车票一直买到郑州。新乡过后，是小冀站，再南是黄河沿站，然后，列车终于隆隆的穿过古老的黄河铁桥，正当我盼望再穿过记忆仍新的邙山山洞时，却没有穿过（直到现在我还不知道什么原因），而列车已到了郑州。我在大陆时，河南省会在开封，离开大陆后──一九五○年，省会迁到郑州，这是一项明智的措施，郑州位居河南省几何中心，南北京广铁路和东西陇海铁路，在这里交会。飞机场是国际级的，又是中国四大通讯枢纽之一。城区面积八十九平方公里，人口九十二万人，比旧省会开封多出两倍。但开封仍是河南第二都市，我的第二故乡，可惜这次不能前往。在郑州，我这个归乡游子，受到意料之外的热情接待，感动至深，因为中央宣传部刚刚下令，要各传播媒体对我不作报导；稍后，我提出这一点询问朋友，我说：「难道你们没有接到指示！」他若无其事的说：「我们是接待乡亲，不是接待作家！」
河南省副省长胡悌云先生午宴款待，饭后，参加河南作家协会主席于黑丁、副主席郑克西、南丁主持的座谈会，发现小说家张一弓、徐慎，和评论家鲁枢元，都是开封高级中学的校友，当然，他们都是年轻学弟。会中交换意见，我再一次的介绍台湾的版税制度，以及海峡两岸文学的差异部份，跟相同部份。听到这么多作家用我久已生疏了的河南话交谈，亲切与兴奋交集。
座谈会结束后，离开郑州，迳返辉县，由河南作家协会派车，副秘书长杨晓杰陪同。辉县位于郑州市正北，航空距离八十公里，我们必须回头北上，再穿过黄河大桥，先到新乡市。新乡市距辉县二十公里，陆路有直达北京和广州的京广铁路，水路有直达天津的卫河，是辉县对外的唯一门户。辉县西北靠太行山，太行山的那一边是山西省，两地来往极少，辉县人到外面世界，差不多都要先到新乡，再乘火车北上或南下。
我们到新乡时，已经黄昏，暮色开始入侵大地，街上出现灯光，司机对路径不熟，他停下来询问一个小贩，那小贩告诉我们如何走，一面说一面指点。这时，一个推着脚踏车、脚踏车平梁上还横跨着一个小孩的年轻人，挤了上来，上下打量车子里服装跟当地不一样的我和武勤英，转身纠正那小贩的说法，告诉司机先走哪里，再走哪里；我们都深庆遇上贵人指点。还剩下的二十公里路程，估计最迟半个小时后就可到达。车子一出新乡，天就黑下来，不得不打开车灯，逐渐进入乡村小道，高低不平，曲曲弯弯，大地一片沉寂，万籁无声，偶尔有狗吠，只不过提醒旅人：这是一个有人居住的村庄。这样摸索前进，走了一个小时，仍在村落与村落之间，绕来绕去，又不知道身在何处，这时，司机先生才恍然大悟，原来那小贩说的对了，那推脚踏车年轻人，指出的显然是一条错路。我再想不到，已经回到自己故乡门口，却受这种挫折，是那年轻人故意误导？或是他自己就不清楚？他如果误导，目的是什么，他在其中并得不到利益。他如果自己就不清楚，可是看他当时的肯定态度，显示他充满自信。
最心焦的是，我女儿郭素萍，和她的家人会在辉县担忧，二十公里路程，车行两个小时还不见影踪，当然会往坏的方面想！怨天尤人已无济于事，但我仍对那推脚踏车的年轻人，无法原谅，假定环境许可，我一定要弄明白其中原因。原来只要半个小时的，在走了两个多小时后，司机指着前面一个灯光闪烁，轮廓模糊的市镇，对我说：「那就是辉县！」我霍的直起身子，把车窗摇下，向外眺望，黑夜中什么都看不见，但我心里在呐喊：「这就是我的故乡！」我有一阵阵上袭的凄凉感觉，我知道就在我的故乡，像《根》的男主角孔达坎地在他的故乡一样，已无家可归，父亲留给我们的，常村乡间，有一座包括两个小院的房子；在城里，有一座包括四个小院和一个菜园的房子，早被没收。长女素萍住在西关，家中拥挤不堪；自从香港会亲以来，我一直幻想有那么一天，悄悄的在女儿家门口出现，仔细体会：「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然而，我还是遵从朋友的劝告，变更计划，改住距县城两公里外的百泉宾馆。车子沿着昔日城墙拆除后的马路前进，街上偶尔还有行人，我想，说不定其中有我认识的亲友。我告诉自己，这里就是我童年生活过的地方，离开长达四十六年之久。当一九四二年把父亲安葬后离开时，辉县还在日本皇军统治之下。
他跟才女结婚
他一入狱，她就疾如闪电，站稳阶级立场，跟他划清界限。
人不能选择父母，也不能选择故乡，在属地主义感情下，我虽然生在开封──历时三百五十年之久的古都，虽然一切证件上也都注明我是开封人，但因开封是个大都市的缘故，有一种大都市特有的疏离气氛，所以，到了最后，只有辉县跟我互相认同。我十岁那一年，父亲因不忍看我继母对我的虐待，托九叔郭学澐，把我带回我从来没有回过的老家，安置在城里住宅，又请一位表婶陪伴，给我煮饭，我先就读辉县县立第一小学四年级，有位终生难忘的老师格非先生，在课堂教我们读当时称为新文艺的小说《渺茫的西南风》，对女主角的委屈遭遇，迄今仍回荡心际，可能就是这个原因，引起我对文学的喜爱。后来，再考上刚成立的私立百泉初中。
我从小丧母，母亲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