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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从小丧母,母亲姓魏,是辉县西关人,外祖父母早已去世,记忆中的舅父、表兄弟,都很冷淡。母亲死时,只我姐姐郭育英抱着我在床前哭,姐姐是个苦命人,出嫁后生了一个女儿,不久,姐夫即行逝世(不知道怎么逝世的,只记得国民党清党时,他四处逃亡)。她就带着唯一的女儿守寡,一直到前年(一九八六)才病故。我从小不专心读书,在学校又总是闹事,当姐姐的操了不少心。
我在百泉初中读书时,姐姐已经寡居多年,我像游魂一样飘荡,一个正值叛逆年龄的男孩,在没有人管教、爱护下,自生自灭。我最后被学校开除,给姐姐带来伤心的打击,任何时候回想起来,我这个当弟弟的,都深感惭愧。
往事如烟,煞车声提醒我,车已到百泉宾馆,见到了一直等候在那里的乡亲,刚刚坐定,素萍带着孩子们赶到,虽然父女去年(一九八七)在香港会过亲,但当她扑到做父亲的身上哭时,仍无限伤感。这是我回到辉县的第一个夜晚。第二天,杨晓杰先生告辞回郑州,拜托他代购十一月六日由郑州赴西安的卧铺票。杨晓杰先生走后,我才知道新乡每天都有一班直发西安的夜快车,也有卧铺。如果早知道的话,我不致打扰郑州的朋友,但也庆幸信息错误,才得以认识郑州那么多新友。
新友两个字,提醒自己的年龄。第二天县政府宴会上,面对着热情招待的父母官县长刘廷和、共产党县委会书记李维海、辉县政治协商会议主席李作杰,向他们多少年来照顾素萍致谢,同时,询问各人的年龄,不禁叹息说:「你们都是我离开辉县后出生的!」所以,即令在辉县,仍然也几乎全是新友,虽不是丁令威化鹤归来,但我跟我最熟悉的故乡,当中却隔着一条时间鸿沟,无法逾越,无法使时间倒流。就在院子里,灯光黯淡,一个驼背的老妇人,满头粗糙稀疏而苍白的头发,脸上横布着时间巨斧砍出的深邃皱纹,一身破旧而不合身的衣服,她蓦地阻住我的去路,没有一句寒暄、一句介绍,就用半吆喝的声音,向我质问:「你瞧我是谁?」我望着她,对这位老太婆,从神情上可看出她跟我并不陌生,她再问:「你瞧我是谁?」我无法揣测,有些人围上来,我忽然发现她一定很窘,可能她已向亲友肯定我会认识她,于是她厉声再问:「你瞧我是谁?」我抱歉我的记忆不好,而且相隔四十年以上,我也无法想起,她有点沮丧,低声说:「我是杜育民!」她就是常咸六的妻子,就在她家,北京口袋胡同二号,我们和徐天祥一同聆听「和平解放」广播;同样的也在她家,我背起行囊,穿上杜继生送的棉袍,逃出北京。她,那个长发披肩、身材婀娜的美丽少妇,却成了今天这个模样,我突然喊说:「你是杜育民,我不能接受!」我抓住她的肩膀,喃喃自语说:「我可以接受你的老──」我没有说下去,但我心里悲哀的说:「但我不能接受你老得这么丑!」常咸六在北京「和平解放」后,回到辉县,以一个国民党军官,在共产党无产阶级专政下,痛苦可知,更糟的是,好容易等到儿子长大,却在一次车祸中丧生,常咸六不声不响,在厕所里摸索着把绳子吊到梁上,自缢而亡。杜育民生活无着,只好再嫁,偏偏穷苦的后夫也跟着逝世。她虽然跟常咸六生了儿女,但在那个封闭的社会里,仍难逃祥林嫂的坎坷命运。
另一位国立兰州大学同学杜其庆,他是一个苦读生,家庭贫寒,师范学校毕业又教了几年书,才考上大学,毕业后,在重庆财政部人事处做事,跟一位他一谈起来就眉飞色舞、高不可攀的才女万书林女士结婚。对日抗战胜利,他调到上海税务局工作。一九四九年我离开上海时,曾在他家作客,小家庭布置得整整齐齐,那时他的长女不过一岁,夫妻把她当作公主一样照顾,是一个多么令人称羡的幸福家庭。上海易守,他们又一连生了三个女儿,然后,众所周知的灾难来临,杜其庆入狱,万书林女士疾如闪电的跟他划清界限,而且坚持阶级立场,把长女、次女交给后来出狱的杜其庆带回辉县育养,万书林女士则带着三女、四女,仍留上海。杜其庆前年(一九八六)曾和两个女儿到上海探望母亲,万书林在楼上勉强接见两女一面,但对杜其庆则阶级立场仍十分严正,连一面也不肯见。现在,长女、二女都是文盲。回想四十年前,在父母怀抱中撒娇的心肝女,她永不会了解,妈妈的党性会把她父女当作路人。
祭父墓
将来我远葬台湾,因为我在台湾已落地生根!
辉县是一个小县,但在文化大革命时期,却大大出过一阵锋头,全国一窝蜂学「辉县经验」,结果是苦了辉县人,以毛泽东为首的五人帮,整天追求享受,却要求别人「一不怕苦、二不怕死」,辉县位于太行山麓,除了「苦」和「死」外,还有什么可以输出!然而,辉县并不是河南省最坏的县份,辉县在全体民众努力下,做到了「三通」指标,这「三通」不是台湾海峡两岸的「三通」,而是辉县境内的「三通」──路通、电通、水通。四十年前我离家时,辉县只有一条通往新乡市二十公里的公路,没有公共汽车、没有电灯,没有自来水。现在却什么都有,公路通到每一个村庄,而每一个村庄都有电灯,自来水也深入农村,凡没有自来水的村庄,由生产单位互相认领,遇到天旱井枯,各生产单位负责每天运水到它所认领的村庄。三通的意义不能用自由世界的标准去理解,公路大部份仍是泥土路面,下雨成泥,晴天扬尘;电力不足,而且大多数人都负担不起电费,我曾经到较贫苦的拍石头村参观,屋里一片漆黑,收音机发出声音,但没有人扭开电灯。自来水仍十分落伍,素萍住在县城西关,因地势稍高,龙头就滴不出水,在可以预见的将来,也不可能改善,以致洗衣机放在那里,毫无用处。
辉县应是特殊县份,除了有「万元户」外,还有「亿元乡」──孟庄乡,我特地到那里参观,他们有自己的发电厂、化肥厂。即令我们郭姓族居的常村,千年来苦旱之乡,也忽然在村头凿出泉水,饮水情形自然完全改观。硬体建设比起四十年前,可以说突飞猛进,人民生活水准虽然比外面低,但比过去高。我踏进素萍家的第一印象,就是长长的叹息,但她现在已经很满意了,她们每星期吃一次肉,而在从前,她和孩子们每天只能喝一碗玉米稀粥,饿得双腿疲软,眼睛发黑,天黄昏后看不见东西,要扶着墙才能走。
前往大陆的海外朋友,往往从横切面观察,震惊大陆的落后和贫苦,但是如果从纵切面观察,大陆同胞生活,比起文革时期,确实获得急剧改善。
到辉县后不久,就看到姐姐的女儿窦芳爱,我离家时,她还是一个不满十岁小女孩,和我玩捉迷藏游戏,笑得咯咯的,现在已是一个白发太婆,而且不认识字,我问她为什么不念书?但立刻懊悔自己失言,寡妇孤女,能够有碗饭吃,就够显示那个大家庭优待了。大陆「解放」后,姐姐带着芳爱,给人帮佣做工,过继了一个儿子,也十分不如意。当我脱下项链挂到芳爱颈上时,她说:「舅舅,你救不了我,我家是个黑窟窿!」甥女似乎无法了解,我只是向已死的姐姐,聊表一个不争气的弟弟的一点心意。
最出人意料的是见到九婶,九叔郭学澐是一个淡泊名利的人,河南大学毕业后,在几个县主持苗圃,一直从事稻麦品种研究工作,抗战胜利后,他才回到辉县,担任县政府建设科长,年纪轻轻即行去世。九婶胖多了,行动不便,天寒风急,我扶她上车,答应她再去晋见老人家,叙叙别情,但日程排得太满,仓卒而去,回到台北后,特地写信给素萍,务必代我前去请安。我父亲兄弟九人,仍存人世的只剩下九婶,也是我在故乡唯一的长辈。
抵达辉县的翌日,十一月三日,去拜祭祖坟。父亲郭学忠先生在我们郭姓大家族中,是少数读书人之一,曾经当过通许县长,后来定居开封。他的官运一直坎坷,以后很少找到像样的差事,稍后娶了继母祁女士,是满清王朝的没落贵族,她养尊处优惯了,最初吸鸦片,后来吸海洛英,家庭遂告败落。父亲于一九四一年病故开封时,已是租房而居。我把灵柩运回辉县安葬,看到黑漆棺木冉冉下降,里面躺的是父亲遗体,不禁抢地哀号:「爸爸,爸爸!」那情景,今天仍凝聚心头。
祭墓的车队在坐在前车的素萍引导下,出城向祖坟进发,祖坟不过麦田中墓塚累累的一小块葬地,我在父亲坟头立的那块石碑,仍矗立在那里,显得孤独凄凉,素萍焚起冥纸,纸灰随风飘荡。小时候,父亲常说:「等你娶了媳妇,我死也甘心!」停一会又说:「那也不甘心,我还要抱孙子!」而今,儿也有孙,父已化为泥土。我跪下向父墓叩首,思及再来何日?碑毁何时?不禁黯然。父墓左下方,安葬的是二弟郭德漳,他比我先亡;父墓正下方,是我的预定墓穴,而将来我却远葬台湾,因为我在台湾已落地生根,大半生时间在台湾奋斗、挣扎、入狱、重生,有我太多的汗迹和泪痕,有我儿孙的家室,有我太多的朋友情义。女儿扶我起身,原野北风又起。
常村故居
我停留的时间不过半个小时,满怀惆怅无奈。
祖坟在常村村头,常村定居的郭姓家族,父老们传说,当一八七七年山西省发生严重旱灾时,郭姓祖先在山西省洪洞县一棵大槐树下,摔破一个铁锅,兄弟姐妹,各拿一片,向四方流亡,希望有一天,即令自己不能,子孙们也要回到洪洞县故乡,各拿碎片,作为血缘证据,使骨肉重合。其中一支,就在辉县常村住下。再聚的诺言,子孙们已永远无法履行。中国文化的特色之一是家族观念很重,但中国人的家族意识,却很模糊,西方人一向被认为没有家族观念,但西方人的家族意识反而强烈,常能列举他们家族几代祖先,和他们的「英雄」事蹟。就以美国而论,一般人差不多都能追述第一代移民,甚至兴高采烈的介绍他们在欧洲的祖先,即令身是海盗。而一个普通的中国人,如果他出生时祖父已去世的话,恐怕连祖父叫什么都不知道,对曾祖父事蹟还能津津乐道的,万不出一。郭姓家族不能例外,早已不知道开创辉县基业的第一代祖先埋葬何地?叫什么名字!
抵达常村故居的时候,街上已挤满了人,我下了车,面对着单调划一,好像一片灰海的男女老少,他们大都是郭家的人,可是我却一个也不认识,一位缠着小脚,头上苍苍白发,一脸皱纹的老妇从人群中挤出来,抓住我说:「我就是二嫂呀。」五叔(我父亲的亲弟弟)有两个儿子;长子郭祥生、次子郭吉生。祥生精明而吉生老实,我称为大嫂的是堂兄祥生的妻子,已经去世,只剩下祥生健在,他住在儿子家,儿子媳妇排斥他,当女儿给他一点钱,买点肉回家时,儿媳妇却不准他用火。看着二嫂,那种老的形象,使我心中抽痛;我一手牵着她,一手牵着素萍,从人群中挤到我曾经住过的宅院,大门、堂屋、厢房、南屋,依然如昔,但全破旧不堪,依稀的仍记得那煤火灶,就在煤火灶台上,五婶冬天总是盘腿坐在上面。我在五叔常坐的已经破烂的木椅上坐下,二嫂扶着她丈夫吉生进来,安排坐在一旁,他行动迟钝,两眼发呆,我问他认识不认识我,他点点头,旁边一个人告诉我说,他已很久不能进食,吃了就吐,身体虚弱,行动不便,但晚上仍起床几次,给骡子拌草。我大声喊叫说:「你们应把他送医院检查!」我有心理准备,如果她们说没有钱,我会表示我愿全部负担,但二嫂的回答出我意外,她说:「他没有病,过些时就好了!」武勤英女士在旁也心情沉重的劝她们送他去医院,他儿子随意──我离家时,他还垂着鼻涕玩泥,也说:「俺大爷没病!」她们对亲人的那种态度,使我感到寒冷。耳际听到的是一片嘈杂,我摸着一些孩子们的头,不知道说什么才好。我终于告辞,临上车时,祥生挤过来,叫我买些风湿药。车子缓缓驶出村子,一去四十余年,今日重到,前后不过停留半个小时,怀着满怀的惆怅和无奈。
车子前往段屯。
我虽然是辉县人,而又在辉县读过小学和初中,但我从没有听说过段屯的名字;还是昨天晚上,素萍告诉我,我才知道。段屯是个小村庄,位于新乡市到辉县公路中途,我当时就决定,祭过父坟后,直去段屯。
我所以急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