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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杨全集-第34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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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录音带使我回到当时现场,对西安读者的爱护,至为感谢。因为下午还要出席华岳出版社主办的有关海峡两岸出版文化情况,跟西安出版界座谈,所以中午必须赶回人民大厦(座谈就在人民大厦会议室举行),两位华岳的朋友架着我的双臂,把我从人群中带出大门,我告诉他们,这倒很像押解人犯!而就在我刚要上车时,三、四位青年学生拦住我,说他们买不到我的书,愤怒的指摘古旧书店故意不卖给他,准备将来好卖大价钱。我认为不可能有这种事,他们不信,我要他们把姓名地址写下,我会分别送他们各人一本签名书,一位青年大声说:「你骗人,只不过把我们支开就算了!」我告诉他:承诺就是承诺,催他快写,我这时已经上车,那位青年在车窗外嚎叫说:「我们受骗太多了,听的承诺太多了,我们什么都不信、对谁都不信!」司机不断按喇叭,他悲愤的拉住车门,我告诉他:「同学,请你相信我一次,假设我再骗你,你再绝望不迟,给我一个机会!」他写了一个字条给我,我接过来,小心的放到皮夹里。
   
   
   权力痴呆症
   不管有没有制衡,只要是权力,当权越久,越自以为是。
   当天晚上,华岳出版社把要签名的书送来,我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找出那位青年交给我的纸条,等找到后,发现他写的地址是西安第二中学,但名字却潦草不清,无法辨识。我对那些签名潦草的人,一向头痛,彷佛天底下的人,谁都认识他。这一次,我除了头痛外,还十分紧张,立即吩咐女婿曹长安,拿着那张纸条去第二中学,一定要查出他的名字。第二天晚上,长安回来,告诉我已经查出,使我大为欣慰。当我正在为他签名时,他和昨天在一起的三四个同学,来到房间,对我不好意思的笑着,忸怩的坐在地板上,我不敢相信他们就是昨天在古旧书店前咆哮的青年,他们是那么年轻,最大的也不过二十余岁,但可以推测到的,却是他们年轻的心灵,恐怕很早已受创伤。此刻,不过一天之隔,他们变得那么温和、理性;以后他们就一直坐在那里,安静的听着我跟原已在座的几位年长客人谈话,深夜方才告辞,带着我题赠给他们的书;在门口,握手再握手,看他们高兴离去的背影,想起他们肩上所负荷历史留给他们的千钧重担,是继续正直的走下去?或是终于跌倒?我感到无限忧戚。
   我们就要走了──离开西安,这个三千年前的古都,周、汉、唐三大王朝,已像云烟一样,消灭得无影无踪;积压在心头,最难排遣的,还是血泪未干的文化大革命。西安,这个巨城,看过多少盛衰兴亡,文化大革命中「最新指示」那种惊天动地大银幕动作,却是空前绝后的奇异场景,当巨城已经入夜,人民已经入睡之时,忽然间一声呼叫、一声哨响,宣布伟大的毛主席从遥远的北京中南海所作的「最新指示」,已抵达西安,于是,人人都从床上跳起来,疯狂的奔到各自的单位,像京戏里跪接帝王「圣旨」的仪式,把毛泽东先生的「最新指示」高高供奉,大家就在下边誓言效忠,要一直热闹到天亮,筋疲力尽。
   中年以上读者们,向我叙述当年情况时,那副恐怖和茫然的眼神,使我战栗,我曾经问他们:「难道没有人怀疑?没有人拒抗?」众口一词的回答是:「没有,大家都像是中了邪!」事实上,那是一个空前大规模的精神裹胁,由于内心深处的懦弱和畏惧,只好竭力表现跟别人一样。严厉的惩罚像一条挥舞的鞭子,每个人都希望躲过它,文化大革命中的所谓群众,不过是一群精神裹胁下,吓怕了的可怜虫而已。
   ──在大陆,「人民」一词,神圣莫测。拿破仑先生曾经说过:「上帝永远站在大炮最多的一边!」在大陆,人民永远站在权力最大的一边!文化大革命时,以毛泽东为首的五人帮,另行发明「群众」一词,专门对付「人民」。国务院副总理陶铸先生,当他向张春桥先生要求释放某一人时,张春桥说:「我同意,可是群众不同意!」
   毛泽东先生是中国历史上读书最多的君王之一,尤其对《资治通监》,了解得十分透彻,他应该知道任何建立在特务手铐上的个人崇拜,都只是眼前欢,却偏偏勇猛的在手铐上建立圣洁的塑像,凡是警告他不要相信手铐的朋友,都被扣上「反人民」「反党」铁帽,脑浆崩裂。他迫不及待的寻求历史对他的肯定,使他做出「最新指示」之类肉麻当有趣的蠢事。不管有没有制衡,权力都是一种滤过性病毒,谁沾染了它,时间越久,就越头脑简单,自以为是,越认为自己无所不能,这是一种权力痴呆症。摇尾系统呐喊得越使人背皮发紧,权力痴呆症就越无药可救。
   再一次重复我的信念:「不要国家强大,只要人民幸福!」有好几个读者提出反对,说:「中国,不能没有国防!」这是一个严重的误解,没有一个人会主张没有国防?恰巧相反,我们必须有相当阻吓力量的国防能力。但我反对希特勒先生的「宁可不要牛奶,也要大炮」。和毛泽东先生的「宁可不要裤子,也要核子」!希特勒固然凶顽,但人民不过没有牛油吃而已,而毛泽东却使全国人民饥苦不堪。
   国家强大最直接的受惠者是国家领导人,包括皇帝级和亲王级人物,这些高级官员,一手握大炮,一手握核子武器,每到一处,洋人必恭必敬──像阿尔巴尼亚,他们的代表还跳到联合国桌子上猛喊毛泽东万岁,面子十足。可是,也就在大家伙面子十足的时候,包括我女儿在内的奴隶级中国人民,却饿得两眼发昏,要扶着墙走路。毛泽东先生的援外,只有他和少数人享受国家强大的成果。等到假象拆穿,不但没有争来荣耀,反而成为国际笑柄。马歇尔计划是拿美国人吃不完的肉去喂贫苦邻居;毛泽东先生却是割下中国人身上的肉去喂并不比自己更贫苦的朋友。
   追求人民幸福,不追求国家强大,更有一个原因是:当人民都幸福的时候,再去追求强大,比较容易承担。
   
   
   爱滋病
   没有一个人能承受爱滋病的侵袭,也没有一个国家能承受国营制度的摧残。
   留在西安的最后几天,风沙已起,北国原野,满目荒凉,彷佛一场原子大战刚刚结束。对生长在江南一片青世界的香华而言,很不容易适应。中国之冬跟美国或欧洲之冬,最大的不一样,就在于此。中国北方的风沙,是一项灾难,记得小时候在开封,经常遇到大风骤起,尘土蔽空,伸手不见五指,等到风停日出,全家没有一处缝隙没有沙尘,连口腔都不能保持清洁,咀嚼时牙齿都发出响声。风沙的意义,不仅是一个人的身体感受,还有更重要的课题,那就是水的缺乏。我的故乡辉县,跟林县相邻,闻名世界的「红旗渠」,就在林县,听说已经干枯。北国的贫苦,大部份由于缺水。瀚海沙漠群,目前正以每年二十公尺的可怕速度,向南移动,若干年后,北京、西安,都将成为被沙漠埋葬的神秘古城。只有一样东西可以阻止恶化,那就是「水」,偏偏,北方就是缺水。现在共产党正在研究「南水北调」,必须面对沙粒扑面、干渴荒旱的广大黄土高原,才能了解这项计划是多么雄伟和卓见。
   从这一点,可发现大陆上的问题重重,和问题的凌厉,每一个问题,都像一个铁环,套在另一个铁环之上,周恩来先生提出「四化」,已是重大的突破(看毛泽东领导下的五人帮对「四化」的坚决反对,可知改革派步履艰难),但是「四化」事实上不过是十九世纪清王朝末叶的「船坚炮利化」一化。当时,北京的权贵认为:中国的政治制度──帝王专制制度,是天下最完善的制度,只是船不坚、炮不利而已。在这种认定之下,改革出来的表面一些成就,诸如建立亚洲第一吨位的海军,不过是一个三期肺病患者戴上一双漂亮的拳击手套而已,却自以为天下已无敌手。现实是多么讽刺和无情,现在,北京的权贵同样认为:中国政治制度──社会主义制度,是天下最完善的制度,只是科学不昌、技术不精而已。
   问题就在这里,清王朝时中国的症结,不在船炮,而在政治;今天的中国症结,同样的也不在科技,而在制度。社会主义五十七种,似乎只马克斯等少数学派的社会主义废除私有财产。踏入中国大陆的旅客,第一件事恐怕就是忽然发现:一切都是国营。上自飞机制造厂,下到油条豆浆店,全属国家!国家是一个抽象名词,事实上属于人民政府,人民政府也是一个抽象名词,事实上属于某一部、某一司、某一科的某一位科员。这位科员,有资本主义社会董事长的决策权力,但是工厂日入斗金,他分不到一文,工厂倒闭,他也毫无损失。结果是:一个国家有国营制度,就跟一个人患上爱滋病一样,败坏了自己所有的生理机能。
   战争的苦难使中国早已不再是礼仪之邦,永无止境的内斗,也使中国人不再是一个和睦友善的族群,你可以用最简单的方法得到证明:问问路、借借电话,就会留下深刻印象。到大陆后,这种情形更使人口呆目瞪。一九八七年时,美国广播公司驻北京记者柯达德先生,从北京经香港来台北访问我,结束的时候,我问他对台北有什么印象,他说:「台北人温暖,礼貌!」我和香华面面相觑,心里思索:他可以批评,但不应该讽刺!一直等我到了大陆,才知道他的话出自真心。很多大陆同胞充满了愤怒怨恨,就像一个饵雷,一触就爆,官员们的僚气,我们没有机会接触,但店员们的凶猛,连国宾级的华洋人等,都难逃此劫。资本主义社会,顾客永远是对的;社会主义社会,顾客永远是错的。散文作家林今开先生曾经在福州建议一家国营餐厅的女服务员说:「你们的动作应该快一点,说不定我们吃过走了,还可以再有客人!」他之遭受白眼在意料之中,社会主义国家中,店员的心情跟资本主义国家店员的心情迥异,顾客上门,她不但不欢迎,反而会愤怒的想:你跟我有什么仇?有什么怨?不到别处吃,却来找我的麻烦!这是一种国营制度下特有的情绪焦灼症,十亿人中,几乎五亿人在这种忿怒、怨恨、嫉妒、绝望的焦灼情绪中煎烤。天长地久,整个民族品质,都会堕落。马克斯社会主义如果一直不变,五百年后,我恐怕将再看不到文明人类,而只看到动物──「文明人类的初期阶段」。
   有人说大陆跟台湾相差三十年、五十年,我不敢肯定到底相差多少,但敢肯定,如果大陆不能财产私有化,这差距将越拉越大,而不是越拉越小。很多中年以上的读者问我,是不是财产私有化之后,人民品质就可提高,所有问题就可解决?这又是一个误解,财产私有化后,人民品质才有可能停止恶化,所有真正问题──可以找到答案的问题,才会开始显现。因为财产私有化后,才可能产生中产阶级;中产阶级兴起后,才可能产生民主;而民主政治,必须依靠法治,才可确保。没有一个人承受得起爱滋病的侵袭,同样的没有一个国家民族承受得起全民所有制的摧残,因为全民所有制,就是全民没有制。以盎格鲁撒克逊民族的优秀,以英国民主政治的根深柢固,工党把钢铁事业收回国营后,都无法阻止它的败坏,不得不发还私营。日本的国铁每年赔累不堪,而在私营后,转亏为盈,设备一新。
   
   
   虚主义制
   不谈主义,只谈问题,中国有没有救,在此一念。
   财产私有化有两大困难,一是意识形态,一是实施方法。大陆上太多的人,尤其是高级官员,都认为取消了国营,就等于取消了社会主义,把国营和社会主义画上等号。但世界上也有准许私营,不过加以限制的社会主义,并不仅马克斯一家。而马克斯社会主义,经过十二个国家,长达四、五十年的试验,结果全部失败。德国药厂用天竺鼠、美国药厂用印度猴做实验,都受到强烈的反对,一个政治理想,却是用千万活人做试验,在十二个血淋淋的试验失败之后,没有人有权要求继续实验。我们对社会主义理想,充满尊敬,但马克斯先生的历史任务,已经完成,在它崛起与冲击之下,资本主义被迫作了大幅度的修正,修正得面目全非。马克斯先生今天如果再踯躅伦敦街头,恐怕也会张口结舌。社会主义应该具有资本主义那种大幅度修正的弹性,才能存在;否则,它只有死在它的那个坚硬的外壳之下。
   事实上,中国共产党已在这方面突破,一九八四年冬,就声明「马克斯主义不能解决现代所有问题。」因为,任何努力,一旦遇到「国营」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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