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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文化是宗教的。据说在古代,妓女是人与神的接近意象,妓女的地位甚至比国王还高,这是宗教。印度人看不起中国人,认为中国没有哲学,中国只有历史,「哲学」是伦理的衍化,而所有中国历史都回归政治,印度则所有文化都回归宗教。
中国人判断个人,总以政治前途来衡量,这种一切以「官」为指标的观念,在目前的中国,仍然严重,虽然最近经济开放以后,流行「向钱看」,但做官才有权,仍然是获得钱的最佳途径。马克斯主义的恶质部份(阶级斗争及无产阶级专政),结合中国的恶质部份传统,使中国生了东西方恶质思想混合而成的恶质绝症。
士大夫自成体系
柏杨先生指出,中国的传统文化以高官厚禄、黄金美女引诱人去读书,养成知识份子阿谀奉承,以升官发财为目的,去追求功名富贵。也就是说长期的科举制度产生了僵化了的士大夫阶层,这是中国现代社会发展缓慢的主要因素。可是,西方没有科举制度,日本虽然吸收了中国文化,却拒绝了缠足、宦官和科举制度,是不是因此而使日本有机会能同西方并肩走入现代化社会?当然日本的封建社会结构同西欧的封建社会是极类似的,同中国的中央集权制度完全迥异,可能也是社会发展不同的原因之一。不知高见如何?
中国传统的官僚制度,是帝王透过科举考试,选拔知识份子,给他们一个官做,所建起来的统治架构。这个架构的成员,称为「士大夫」。科举考试是小民唯一的一条可以当官之路,可是,几乎一开始就出现弊端,向主考官贿赂,和权贵们的把持,加上稍后的八股化,根本不能选拔出优秀人才,只能选出顺服性较重的知识奴隶,他们品质不高,才智平庸,形成一个官僚势力集团,却虚伪的以道统自任,表面上忠于帝王,实际上只忠于权势,当旧帝王失去权势时,他们立刻就转而效忠获得权势的新帝王。数千年来,中国帝王可换,朝代可换,而「士大夫」统治架构不换,成为一个奇异的既得利益阶层,连帝王也无能为力。偶然有一二位杰出人才出现,如宋王朝王安石先生的改革,便失败在一批自以为是道统主流的士大夫之手,清王朝光绪皇帝载湉先生改革,也以同样原因失败。
日本拒绝缠足,应该感谢安禄山和史思明,中国妇女缠足,我认为是安禄山和史思明之乱之后才盛行,动乱使日本终于停止遣唐使,缠小脚文化才没有机会传到日本,而在安禄山和史思明之乱之前,中国妇女仍是以「六寸圆肤光致致」天足为美的。至于日本为什么拒绝宦官,可能跟天皇始终没有建立庞大的小老婆群有关。而日本的武士制度,更使中国的科举制度传不进去,当一个武士要比当一个只会作文章的知识份子,尊严得多。
士大夫自成一个体系,用儒家经典作号召,以当官和当大官为人生唯一目的。像网一样隔在皇家势力和小民之间,即令不影响他们既得利益的改革,甚至是可以提高他们身价的改革,都会引起恐惧和顽强的抗拒。所以中国的改革比较其他国家困难。当然,使中国改革失败的原因很多,士大夫的僵化,只是主要原因之一。
劣质传统
中国历史上有两次被外族的元、清所征服。柏杨先生认为他们最后固然都吸收了中国文化,继承了中国文化,但是吸收的却是中国文化中最糟的部份,所以结局也最糟。吸收中国文化的结局,并没有使他们的民族更强大,反而使他们民族和中华民族,共同堕落。
这是鲜有的见解,同钱穆先生所强调的他们都被优秀的中华文化所同化的论调,刚好相反。蒙古人同满洲人本来都是北方朴素的民族,蒙古人征服了中国以后,本来卑视中华文化,最后一染上了中华文化,马上自灭。满洲人一步一步慢慢的吸收中华文化,日渐没落而自灭。朝鲜人自古就吸收中华文化,以「小中华」自居,所以在北族的兴亡史中只有朝鲜人一直局促半岛,一筹莫展,自称有史以来被侵略了近一千次,一筹莫展的原因在于自任为「小中华」。是否可以如是观之?
中国历史上有两次被外族的元、清征服,钱穆先生认为他们都被优秀的中华文化所同化。我们希望他是对的,但不知他所说的优秀中华文化,具体的内容是什么?
我认为这些民族吸收到的中国文化,不仅不是中华文化中优秀的,相反地,而是中国文化中最劣质的部份。举例而言,北魏帝国华化后,在一向控制疏松的鲜卑族群中,立刻产生了森严的阶级制度,和门第制度,之前他们是平等的和朴素的,一旦进入中华文化圈,就必须使用另一套已经僵化而繁杂的礼仪,这些僵化而繁杂的礼仪把这些民族原有的锐气全消灭了。「门第」、「等级」、「考试」、「九品中正」就是催化剂,北魏吸收了这些劣质文化而腐败灭亡。
蒙古人也是北方朴素的民族。元王朝并不属于中国政权,只是蒙古人把首都设在中国土地上而已。蒙古人不认为中国文化是优秀的,原先蒙古统治者的计画中,要铲除中国所有的农田,改成草原。因此,我们可以说,蒙古人不仅没有吸收什么优秀的中国文化,因蒙古的本身文化与中国文化本质上就有冲突,蒙古人连中国传统式的政治制度,都没建立起来。满洲人到了后来学会了中华人的自残,妇女纷纷缠足;无论如何,钱穆先生不能说缠足是优秀文化吧!
朝鲜一向以正统「中华」自居。当清王朝末年提倡改革时,朝鲜为了维护传统,甚至比中国更反对改革,他们的口号是:「宁可亡国,不可改革。」中国不得不逮捕大院君(摄政王),以致大院君转向日本亲善。这说明朝鲜的确反改革,但,他们所受的近千次侵略(惟据韩国留华学生罗润基博士告诉我说,韩国受侵略约四百七十至五百次之多),并不是一筹莫展,因为他们每一次都英勇的击败侵略者,赢得光荣胜利。
挣脱诅咒
柏杨先生认为文化酱缸时间一久,知识份子的思考能力衰退,因之想像能力也衰退,因之就没有监赏能力。因而主张要培养思考、想像、监赏能力,才能挣脱酱缸文化的诅咒。有人认为仅此能力无法挣脱或突破。不知柏杨先生的高见如何?
中国有句谚语:「病来如山倒,病去如抽丝。」一个重病患者,不可能一天之间,霍然而癒,也不可能只靠一纸药方,使他立刻好转。我也不认为仅靠「思考」、「想像」、「监赏」能力,就可以使我们族群焕然一新!而且怎么达到这三项指标,恐怕还有难以解决的困难。能达到这三项目的,已经不错了,已经十分美好了。如果要用教书匠的方法,一一列出,恐怕十本书都写不完,即令写得完,我们也办不到。而且我也绝不反对朋友们提出其他方法,好比说:有人如果主张中国人每个人都吃一种他发明的丸药,就可以改变气质,使全民脱胎换骨,我也赞成,因为这不是争论的焦点。
缺少终极关怀和终极理念
为什么像中国这样一个庞大的国家,这样一个庞大的民族,会落到今天这种丑陋的地步?不但受外国人欺负,更受自己人欺负──受暴君、暴官、暴民的欺负?
柏杨先生认为中国的文化有问题──酱缸文化──对这一问题,反驳的人很多。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文化虽然自觉物质文明不如人,但是精神文明是绝对优越的。「中体西用」虽未能成气候,但这一观念至今尚存。是否和学校的传统国粹教育有关?又和媒体的党国独占有关?
中国人不仅物质文明不如人,精神文明更不如人,这才是严重的课题!有些读者写信给我说:「我们的科技不如人我承认,但在人文方面,我们有一套自己做人的道理、治国的哲学,不用学外国人。」我认为,恰恰在这个层面──精神文明,更应学习外国,自以为中国精神文明绝对优越的观念,只会阻碍中国进步。
国家的衰弱和民族的灾难,使我们承受太多的伤害和羞辱,以致拯救国家和复兴民族,长期以来,成为我们奋斗的目标,和最大的挑战,压力沉重。可是,我们一向缺乏终极关怀和终极理念。人们的习惯追求只限于世俗的满足、政治权力欲望的满足,最高境界寄托在「福」、「禄」、「寿」三项目标,没有办法提升到认识人格的尊严和人生的价值上,因而产生不出人权思想,这是文化基因上的欠缺。
传统教育和媒体独占,只是问题所暴露出的结果之一,日本在困境时有能力自我批评,而中国人太畏惧权势,连悲愤的话都不敢说,宁愿被奴化,也不敢多想一下。
鲁迅的定位
有人指出:柏杨先生的「酱缸文化」,同鲁迅的「黑色染缸」类似。「崇洋」也就是鲁迅的「拿来主义」的发挥。甚至有人认为柏杨先生把鲁迅的思想发扬光大。不知柏杨同鲁迅思想之间,有何关系?受其影响否?对鲁迅的评价(特别是文学上、思想上的)如何?
我非常尊敬鲁迅先生的正直和无畏,但受他影响最多的是小说。我并不完全赞成他,他有强烈的战斗性,却缺少包容性,简直是拒绝任何批评,这不是民主人的气质。
中国文化,呈现两极。要就崇拜到底、要就不承认对方任何优点。鲁迅的「民族大义」非常强烈,非常忧民忧国。但我认为「民族大义」应该有严正的诠释:民族与民族之间,必须绝对平等,而民族之内的成员与成员之间,也必须绝对平等。「民族大义」不是制造族群之间,或成员之间不平等的工具。绝对不允许被用来肯定某个民族优于另一个民族,某个成员优于另一个成员。
鲁迅是一位「民族作家」,不是一位「民主作家」。一九八八年我去中国大陆,发现鲁迅已成为一位不可批评的人物,使人生忧。没有批评,如何进步?一代应比一代好,思想与文学也是,一个人不应成为思想的终结者,世界才有美景。
鲁迅对近代中国思想有很大影响,但没有超过胡适,且鲁迅的影响也仅盛行于大陆,而现在大陆也开始在研究胡适思想,我想再过十年,情形当更明显,胡适思想有巨大的学术和人文基础,鲁迅没有这么丰满、这么有系统。鲁迅是感性的、斗争性的。
鲁迅在大陆的地位,是因获得毛泽东的支持,应是中国「政治文化」的一项特色,鲁迅的文学成就被政治化后已被当做一个政治工具,而胡适不是政治人物。当哪一天鲁迅思想可被批评挑战时,鲁迅的价值才可以呈现。
「想当年」
有人斩钉截铁的指出中国民族是一个伟大的民族,中国是一个伟大的国家。这一点,有五千年光辉灿烂的历史为证。无庸置疑,任何人,任何力量无法否定,也否定不了。
光这么一句是否已经可以把柏杨先生的「酱缸文化论」,敲得粉碎,而缸破酱流?
有光荣的历史,不证明有光荣的现在。昨天光荣,不证明今天也光荣。一个生气勃勃,健康而有能力,大踏脚步前进的年轻人,不会炫耀他读幼稚园小班时,口齿是如何流利。一个年老病夫,成天坐在养老院的摇椅上,或坐在街头的长凳上,偶尔和同年龄的人聚在一起,才总是喋喋不休的谈「想当年」英雄往事。中国人「五千年」不过是喃喃自语。于是乎,没有现在,也没有未来,只有过去五千年,用过去的五千年,当作自己现在的面子,心情的悲凉,使人落泪。
中国人不能忍受悲剧
中国所有的「文学」(或文字之学)的目的同外国文学的娱乐性或「求美」、「求真」意识不同。最大的目的都在于「劝善惩恶」。柏杨先生写「酱缸文化论」的动机,是不是也在于继承中国传统文化的这一「劝善惩恶」的目的意识,而用来对中国人,解剖自己,认识自己,激励斗志,奋发向前?还是……
日本文学追求「美」、歧视「善」,故自古以来,日本文学以美为第一优先考虑,是非善恶乃成其次。
中国人不能满足于悲剧结局,但日本的小说多以悲剧收场。
世界上任何文学,都是在追求真善美,中国、日本,应该都不例外。
先生说:日本文学追求「美」、歧视「善」,自古以来日本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