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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杨全集-第41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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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个人抬杠,往往嗓门高者胜。两个人打架,往往呼天抢地者胜。盖一般人的想法是,他如果没有理,能如此义愤填膺,气冲牛斗乎?有一次柏杨先生在汉口看见一个女人跟一个男人吵架,女人眼看要输啦,就哀号曰:「你再欺负我,我就脱裤子给你看。」路人一瞧,该臭男人把一个妇道人家逼成这个样子,纵然有理,也属过份,就一齐怒吼,把他吼得几乎栽到泥沟里。这都是市井小民间的众生相,放不到台面上也。放到台面上的是,有识之徒一旦哇啦哇啦,要说道理,则圣言量多者胜。柏杨先生就深通此理,故所向无敌,谁敢碰我,我就「孔子曰」「孟子曰」「国父曰」「总统曰」,这是中国的;还有洋大人的,「亚里斯多德曰」「莎士比亚曰」「史密斯曰」「约翰生曰」,这是人曰,还有神曰,「太上老君曰」「玉皇大帝曰」「圣保罗曰」「雅典娜曰」,还有书曰:「《论语》曰」「《水经注》曰」「《原富论》曰」「《理想国》曰」。一大堆「曰」,对手即令是萧伯纳先生,都得被我「曰」得迷迷糊糊,纵不迷迷糊糊,心明如镜,但也砸得他一楞一楞,三天说不出话。
   廖维藩先生在质询中有几个非常严重的「曰」,一是「《中庸》曰」,前面已介绍过,跟人口问题拉不上关系,但他阁下硬往上拉,大概韩信将兵,多多益善,以为圣言量越多,越能塞别人的嘴。但「国父曰」「总统曰」,便杀气腾腾了矣。上星期仲肇湘先生曾在台湾电视公司作过一次演讲,我想关心节育问题的朋友都恭听啦,仲先生告诉大家一件事,那就是「时势变迁」,盖当时人口情形,诚如所言。但时势演变到今天,尤其最近三五年以来,生殖率高,死亡率低,一年一个高雄市,就不能再只瞪尊眼,而不费脑筋矣。犹如孙中山先生曾在《三民主义》中说过:「民生主义就是共产主义。」难道就抓住这一点,就可乱折腾乎?蔺相如先生曰:「赵括徒能读其父书传,不知合变也。」我们可套而言之曰:「有识之徒徒能读孙中山先生书传,不知合变也。」不知合变就是睁眼瞎,就是胶柱鼓瑟──用钉子把琴弦钉死啦,而仍猛拉。
   廖先生又引用了《论语》,也冒出来几个曰:「子适卫,冉有仆,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这一段也是圣言,我如果是廖先生,我就把这一段剔掉,盖恶性补习正是「教之」发生问题。而教之发生问题,正是我们并不「富」,国民小学堂连教室都盖不起,孩子们要二部制三部制,甚至在大树底下上课,已经凄惨到了这种程度,还引用这一段打自己的脸干啥,天下有很多事,越想越想不通,此不过其中一也。
   
   
   一个实例
   柏杨先生右臂风湿,害了数年,去年(一九六四)一度发得很是厉害,读者先生也有介绍药方的,后来还是贴膏药暂时止住,但固未根除也。而自去岁腊月,又害肚胀。肚胀在小伙子身上,不过小病,用手揉揉,放两个响屁,也就豁然而癒,不过该被胀之肚如果属于老头,而又一连四月不消,腹大如鼓,下垂如石,恐怕是有点玄妙。二月间便去台湾疗养院检查,迄今为止,好像有癌的现象,哀哉。我哀哉当然是怕死,其实即令不怕死也照样哀哉,盖生殖率增高,死亡率降低,正是促使人口问题日益严重的因素之一,如果各位同胞不到二十岁就一律伸腿啦,则何至劳动立法委员乱撒绊马索乎?
   我是没有「公保」的(「公保」真是政府的无量功德,成为一种安定社会强大力量,不知道是哪一位官员当初有此构想,并努力推广的,大家真应为他立长生牌位),所以每次看病,心里都七跳八跳,怕洋医生开药开得太贵。有一天早上,看病的人很多,走廊上一片愁云,对面坐着一位中年妇人,看她年纪,大约三十,却脸黄肌瘦,蓬头垢面,我穿着棉袄还抵挡不住过道上的凉风,而她只不过一件单衣,下面赤着双脚,索索发抖,怀中抱着一个干柴般的孩子,孩子干柴的身上长满了红斑,她一面哭泣,一面向过往的护士小姐哀告曰:「我没有钱给孩子看病怎么办?我没有钱给孩子看病怎么办?」大家一齐看着她,默默无语,大概不知道应如何插嘴才好。柏杨先生听她河南省口音,忍不住问她怎么回事。呜呼,她的丈夫在大同中学堂当工友,一月只三百元,而她却有八个孩子,第八个孩子生的时候动了手术──连生产费都是疗养院副院长特准免收的,而如今那位好心肠的副院长走啦,她的肠子竟和输卵管黏在一起,发炎不止,医生要她开刀,不开刀只有死,但开刀要两千元,她哪有两千元哉?偏偏最小的孩子身上又长出可怕的斑点,每次看病,她都一路哭来,再一路哭去,盼望能像做梦一样再遇到那位副院长。所以已陷于歇斯底里状态,半疯半傻,眼前一片苍茫,只有绝望、痛苦,没有前途,没有远景。
   我老人家当时记下她的住址,想去她家看看,可是因尊肚胀痛不止,没有去成,就把此事告诉记者朋友张震先生,他第二天便按址前往,回来后写了一篇专访,刊于一九六五年三月二十八日《自立晚报》,我想读者先生都看到了矣,为了也许有人没看到,原文抄录于后──
   题标曰:「多子非为福,生活逼坏人。结褵十载,八子临门,食指浩繁,不堪其苦。」
   文曰:「(本报专访)在大同中学操场的一角,有一座用竹子扎成矮矮的房子,里面蜷曲着一位三十四岁的河南籍妇人,一位四十七岁的山东汉子,和五个十岁以下的孩子──那是由爸爸、妈妈、儿女们组成的一大家人家。然而,这个家庭,却因为吃饭的人多,赚钱的人少,生活失去了均衡,整天笼罩在一团穷困的烟雾中,一天、一月、一年,夜以继日的在跟贫困和疾病搏斗,一直悲苦的挣扎残喘在饥饿的领域里。不过,他们却渴望着有一天,能够爬出那种坎坷的漩涡!」
   专访继续报导曰:「这个喘息在逆境中的家,男主人叫李桂林,在大同中学当校役,每月薪金三百一十元新台币,另外还有五十四斤大米;女主人名胡乃英,在家里长病,和生孩子。说她长病,一点不过份,因为十年以来,没有一天,她不在病魔的缠绕下活着;说她生孩子,那她可真会生呢!平均不足一年零四个月,便生下一个,称得上是一位多产的妈妈。且看她的生产纪录──
   一九五四年,生下了长女玉凤。
   一九五六年,生下了长子玉山。
   一九五八年,生下了次女玉华。
   一九五九年,生下了三女玉琴。
   一九六一年,生下了次子玉水。
   一九六二年,生下了四女玉莲。
   一九六三年,生下了三子玉海。
   一九六四年,生下了五女玉×。
   「说也奇怪,这些小宝贝,一个长得比一个乖;看起来聪慧、伶俐、活泼,美丽得像一群从天国里来的小天使。然而他们却由于爸妈的穷困,因而享受不到家庭的甜美和爸妈的慈爱。像三女玉琴,次子玉水,以及还没有取名便被人抱走了的五女,均先后为了家庭的贫困,送给别人,使那三个小宝宝,在懵懵懂懂的时候,便饱尝着失去亲情的痛苦了。
   「那三个无辜的孩子,和这个被穷困所威胁的家庭,便是由于中国『多子,多孙,多福寿』的观念,造成的惨淡局面。
   「『多子多孙』的观念,也许在某一时代的农业社会中是适合的,但在台湾,这样人口密集的地区,又是在一个半工业化的社会里,一个经济薄弱的小家庭,如漫无止境的添人进口,确是生活上的一大威胁!
   「『你们怎么不节育呢?』记者问。
   「『……』那对被生孩子、养孩子、和教育孩子磨折得枯萎干枯的夫妇,茫然不知所对。
   「然而,他们终于从痛苦中摸索到解脱的办法了。女主人胡乃英微喟着说:『在我们生最后一个孩子时,请医生给「扎」了。』(扎住输卵管)『可是,』这位多产的妈妈又解释说:『虽然我们不会再有孩子了,但目前我们五个孩子,还是没法过活呀!』
   「她的丈夫李桂林也有气无力的说:『我每月领的五十四斤大米,根本填不满一家七口的肚皮;为了怕孩子们饿肚子,在冬天大家胃口好的时候,要每月添四十斤,夏天大家胃口较差,也需要补充三十斤才能活下去!』
   「这位被生活鞭子捶打得一脸茫然之情的爸爸,沉痛的回味着说,过去二十多年的黄金岁月,都贡献给社会国家了,民国四十九年(一九六○)因病转业后,因自己目不识丁,在社会上找不到一份足以养家餬口的工作,最后把他们一个女儿卖给人收养时,对方曾给了他们三千块钱,于是他们先买了一个面摊子,晚上在通化街口卖面点,做了不久,却被流氓用刀子杀伤了他的太太,那个用自己骨肉换来的面摊子,也被砸了个稀烂。另外,他们还加添了一点钱,买了一部流动三轮车,但哪晓得踏了不到两个月,关节炎症复发,无法再继续了。
   「这对不幸的夫妇,际遇坎坷,用女儿换的面摊被流氓砸烂,而三轮车又歇业,那段生活,几陷入绝境。就是这个时候,幸而在大同中学谋到了每月三百一十元和五十四斤大米的这份工作,否则,那可真的要被饿死了。」
   专访最后曰:
   「目前,他们一家七口所赖以栖身的,那幢用竹子扎成的小巴巴房子,还是台湾疗养院一位好心的吴太太,和一两位好朋友分别送钱、送竹子,帮他们撑起来的,要不,他们一家老小七口,可能连略避风雨的窠都没有呢。
   「『我们太感谢那些帮忙我们的好心人了,』胡乃英用激动的口吻说:『我们一家大小能够活到今天,全是他们的给予。』
   「由于他们生活困窘,长期营养失调,他们的大女儿玉凤患着贫血病,三子玉海因为食物不洁,脸上、四肢,起了密密麻麻的红点子,据医生们说,那是食物中毒,但因为没有钱诊治,竟一任它蔓延……
   「然而,胡乃英这位多产的妈妈呢,也患了大肠和输卵管连结在一起的毛病,但她为了养活五个孩子,却渴望能得到一份端茶、扫地的工友工作。
   「她啜泣着:『如果有人帮我找一份工友职业,我的五个孩子便可以养活了;因为,再穷──我们也决不会再送给人家了,将来我们老了,要靠孩子们养活我们两口子呢!』
   「然而,世态炎凉的今天,谁肯为这位多产的妈妈,年仅三十四岁的小妇人一伸温情的援手呢?是的,在台北市长春路一六七号,那幢潮湿灰暗的小房子里,蜷曲着的五个孩子,和那对被儿女债磨折得褪却了生命色彩的夫妇,确是社会上慈善人士济助的对象。他们热切的渴望着,眼巴巴的期待着你伟大同情的手!」
   以上是报导全文,当初柏杨先生拜托记者老爷访之写之,内心有一窃窃盼望,愿该文刊出后会有软心肠朋友,为这对可怜的父母和可怜的孩子们,捐出一点钱,集腋成裘,只要能够凑两千元,就可以使做母亲的能够开刀,也可以使孩子们获得医治。可是刊出该文迄今,一再向报馆打听,似乎并没有什么反应,可能是读者老爷把这条消息忽略啦,也可能大家看到比这还要惨的事多矣,因而无动于衷。不过不管怎么吧,柏杨先生暨老妻柏杨夫人,谨在这里再向读者老爷哀告,援助她一点吧,千儿八百不算多,十元八元不算少,直接寄给她送给她也可(台北市长春路一六七号),或交由柏杨先生转也可;现款不方便,邮票也可;没有邮票,衣服也可;没有新衣服,旧衣服也可;没有旧衣服,孩子们看的图书和玩具也可;在你阁下看起来不足道的慈心,在她和孩子们都受恩无量。
   胡乃英女士想找工作,我想她工作有问题,盖五个孩子──最小的刚会爬,放到家里,不发生惨剧者几希。所以还是请求读者老爷捐助,先让她迈过第一关再说。在这里,我特别泣恳廖维藩先生、王梦云先生、汤如炎先生,呜呼,这个家庭虽然不是看了各位大人的高论而身体力行的,但其行为却和各位的高论暗相吻合。无论如何,三位应该也捐助她一些,太多啦我出不了口,我想一个人赠她一万元,以示嘉慰,而励来兹,总不能假装不知道吧。
   
   
   廖王汤
   李桂林先生暨夫人胡乃英女士,以每月三百元薪水,五十四斤大米,而生了八个孩子。──以后物价变动,读者老爷或许不知道三百元的购买力有多少,我想举一个例子,你的印象就深刻啦,三百元固不够纨裤朋友买一只皮鞋的也(阁下如果心脏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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