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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曾发明了一种学问,说日本人的体质最适宜吃稻米,满洲帝国臣民的体质,则最适宜吃高粱米──没有吃过高粱米的朋友有福矣,高粱米涩而散,难以下咽。但日本人既有如此科学发明,有啥办法哉。后来抗战胜利,满洲帝国臣民根据科学研究,也发明了一种学问,那就是满洲帝国臣民乃天生吃稻米的,而日本人的肚子却最适宜消化高粱米,于是俘虏营里的金枝玉叶,一天三餐都吃高粱米,有时候还配一点树叶之类的菜肴,真是天网恢恢,疏而不漏。
这种科学是假科学,不但是侵略的,侮辱的,而且也是他妈的。马尔萨斯先生和新马尔萨斯学派的人口论固非是专为中国而设,认为中国必须减少人口,洋大人却可拚命猛生。世界上越是文明的国家,生育率也越低;越是落后地区,生育率也越高;这只是愚昧问题,不是侵略问题也。美国是一个普遍节育的国家,难道是柏杨先生在打歪主意,洒毒汁,要他们断子绝孙哉?
有识之徒反对节育的另一个理由是:「影响反攻大陆(王梦云先生语)。」从前越王姒勾践先生,「十年生聚,十年教训」,节育岂不是破坏生聚乎?姒勾践先生「生聚」的详细计画和实施情形,史书上囫囵吞枣,难以知其内容。但有一件事是可以肯定的,越王国生下的孩子,一定都受到适当的看顾,不但有衣有食,而且会使之长得结结实实,受到必须的教育。如果他们生下孩子,父母养活不起,八个中就得卖掉两个,剩下的又在死亡线上挣扎,那种「生聚」,有啥意义?恐怕就是二千年生聚,一个个目不识丁,未老先衰,营养不良,排骨嶙峋,一步一喘息,三步一咳嗽,风一吹就感冒,太阳一晒就头昏,那能打胜仗欤?
马尔萨斯先生人口论是悲观的,认为人口增加不可避免,所以痛苦也不可避免,像胡乃英女士一连生了八个孩子,除了奄奄待毙一途,别无他法。自从曼彻斯特派经济学落伍之后,大家都以为马尔萨斯先生也落伍啦,他当然是落伍啦,但落伍的是他的悲观论,痛苦不可避免论,和多子多女父母天生倒楣论。新马尔萨斯学派则是乐观论者,认为痛苦可以避免,父母们有办法可以不倒楣。
廖王汤三公加上卢崇善先生,努力反对节育,一位读者老爷来信问曰:「他们跟中华民族有啥大仇大恨,忍心下此毒手?」话似乎不能这么说,如果这么说,便和廖王汤一个模子矣。不过人与猪是有分别的,猪父母生了孩子就是单纯的生啦,而人父母还有无穷的责任。有责任养之育之,使之温饱,使之免于饥饿残废,使之有高尚的品格,使之受到教育。如果没有力量做到这一点,而只一味猛生,恁其自趋平衡,或靠着天主掉面包,便是猪的办法,不是人的办法也。
最后,我们介绍一段罗素先生的评论:
「反对节育的人们,假如懂得一点数学的话,就不得不承认他们是在主张人类永远需要不必要的死亡。在过去,大多数小孩出生后未长成即死去,现在较穷苦的地区仍有这种情形。牵连在这种早死中的一切浪费、悲伤和苦痛,都是不必要的。坚持这种学说的人们,对其因独断论而产生的一切痛苦,自不能不负责任。在制造人以外的任何东西时,谁也不会支持这种浪费的理论,假设制造面包的方法,在不知多少年间,使其所做的面包有一半不能吃。又假如有人发明了新方法,依新方法做出的面包,几乎全部都可以吃,而仍主张新方法是坏的,认为浪费也有好处,那能算是贤明吗?坏面包自然没有痛苦,但被浪费的儿童,却不得不在受苦多年后慢慢死去。凡目睹饿毙惨状(柏杨先生再加上一项:「凡目睹卖儿卖女惨状」),而不觉应该设法防止者,他就未免心肠太硬了。假如他不是硬心肠时,他就不会发表那种残忍的言论。」
(罗同先生来信介绍四月号中文《读者文摘》上〈人潮泛滥和危机〉一文,我想大家都一定看到过,不再抄录矣。)
节育问题,讨论到今天为止,因为有识之徒都自以为爱国爱得要命,所以忍不住再介绍一段吾友潘金莲女士的话。《金瓶梅》上说,西门庆先生把她阁下娶进家门当第五房小老婆后,又和李桂姐在外面辟了第二战场,半个月不回家,潘女士就勾搭上了书僮,被西门先生痛一顿。当天晚上,她就给西门庆先生上起来洋劲,「百般殷勤扶持,屈身忍辱,无所不至,」然后嗲曰:「我的哥哥,这一家谁是疼你的?都是露水夫妻,再醮货儿,惟有奴知你的心。常言道,家鸡再打团团转,野鸡不打满天飞,恐他家粉头淘坏了你的身子,院中唱的,一味爱钱,有甚情节,谁人疼你?」有识之徒洋洋洒洒提出质询,一副「谁人疼你」的爱国忧民嘴脸;而主张节育的朋友反而全成了淘坏了国家身子的粉头,真教人鞠躬也不是,撅屁股也不是也。
敬答
一台北市一读者先生:
来信对马尔萨斯人口论反覆论列,拜读一过,关于马尔萨斯人口论中错误的部份,或因时势变迁而失去价值的部份,柏杨先生没有深入研究,不敢多嘴。马先生认为人口增加按几何级数,粮食增加按算术级数,即令这并不十分正确,但如果修正一下,成为「学生增加按几何级数,教室增加按算术级数」,恐怕就有点差不多矣。兴建教室和兴建学堂的速度如果赶不上学生增加的速度,恶补就一天不能消灭,阁下以为然乎。二屏东一读者先生:
人口猛增是恶补的主要原因,官儿们再哇啦哇啦,都是治标的办法,只能使恶补加深,只能使恶补变形,只能使恶补转入地下,不能使恶补消灭也。台湾省政府主席黄杰先生周游世界归来,主张「学生下学不准把书包带回家」,这是一项进步的观念。但我敢跟黄先生赌一块钱,两个月下来,学生们家里就会另有一套课本或恶补教材,不过徒增加贫苦家庭的负担而已。现在所有的办法都是扬汤止沸,只有节育才是釜底抽薪,信不信睁着尊眼瞧好啦。
但仅只单纯的靠节制生育,似乎也不能完全使恶补马上根绝,犹如虽然釜底抽薪啦,仍需要不断扬汤止沸。那就是,政府对各级学堂,需要严格督促他的水准。盖中学堂是升大学堂的阶梯,若某校焉,若某校焉(恕我不敢指出名字,一指准坐牢),毕业等于失业,铁定的考不取大学堂,更别说就业啦。这种学堂,家长怎能放心把子弟送进去攻读哉?大家遂免不了一窝蜂往好学堂里挤,恶补仍会存在。
于此,我们认为节育和健全学堂,是两大力量,不但可以消灭恶补,也救了下一代孩子。阁下举你服务的学堂为例,图书还不到一千册,这种学堂,似乎应该关门才对。──对不起,对不起。三台中市周耀文先生:
大函云:「有时候实在替先生担忧,故凡你的着作,都购有存,以备万一时,传之后世。」十分感激,而且悚然不安。我和廖王汤三公,根本不认识。呜呼,我是何等聪明,岂有不知世道险巘之理,自会小心。不过一旦伏在案上,自以为尾大不掉;三昧真火一冒,就往往忍耐不住,忘了天高地厚。而且有时候也实在是感慨太多,像廖先生焉,反对注音符号,反对简体字、反对节育,几乎凡是使我们中华民族向前一步的东西,他都反对。林肯先生于一八六二年在国会中演说,要求打破和忘掉过去的传统,呐喊曰:「过去那平静的教义,已不再适用于动乱的今日。我们必须有新的想法,新的作为,我们必须把自己从过去的束缚里释放出来。」此理使我发烧,我爱吾国,爱之切,故言之也苛,明知道这是糟透了的,但又忍不住大愚若智,扯开嗓门乱嚷,稍微有点道行的人都不肯者也。奈何乎哉,再谢谢你。
且看苏舆先生
一个新观念的建立是不容易的,有赖于经济本质的改进,社会是非标准的建立,以及思考方法的养成。对节育问题如此,对其他问题也都是如此,对男女问题,更是如此。如果我们不能用新观念来正视这个一日千里在蜕变中的社会,真能把自己气死。呜呼,仅只气死自己,其害还算小焉者也。麻烦的是,该落伍腐烂了的狗屎观念,往往盘据在有识之徒的尊脑里,于是「放欲宣淫,毫无忌惮」,那就不仅坑了自己,也坑了别人,势必成为一块异常可敬的绊脚石,阻碍社会和国家的进步。
一八九五年,吾友樊椎先生,在他的故乡湖南邵阳,组织南学分会,提倡「民权」和「平等」。到了今天,即令是顶尖的有识之徒,恐怕也不会提出反对。可是一个新观念一旦钻入旧的脑壳,该新观念遂成了「邪说异术」兼「大逆者流」,以致闹得邵阳各界,全体譁然。
在当时的众有识之徒中,柏杨先生特别推荐苏舆先生作为代表,并特别介绍他阁下的言论,以便读者老爷,温故而知新,长长见闻,泄泄尊气。盖这玩艺乃是「古已有之」的老模子,「以河洛《易经》为中心之经典」的老模子矣。
樊椎先生提倡「民权」「平等」,被选为会长,规定凡「伦常乖舛,违背孔教者,不准入会」。有识之徒苏舆先生立刻洞烛其奸,痛责之曰:「若然,则樊椎永宜屏绝不准入会,盖平等邪说,自樊倡之也。无亲是无父也,无疏是无君也。无父无君,尚何兄弟夫妇朋友之有?是故『等』不『平』而已平,则一切倒行逆施,更何罪名之可加?岂但所谓『乖舛』云乎?圣人人伦之至,以乎灭绝伦常,岂格外更有『违背』者乎?若而人者,在会诸公宜如何处治,以挽伦纪,以扶圣教,岂真『屏绝』已哉?今诸公反推为会长,其于学会章程,大相刺谬,阅者省览焉。」
有识之徒「阅者省览焉」,柏杨先生顺便在此也劝「阅者省览焉」,读者老爷中如果有患血管硬化的,最好不要继续往下再看,否则的话,看着看着,发现平等原来是邪说,则血压增高,因之脑充了血,就十分抱歉啦。
樊椎发表〈开诚篇〉一文,曰:「自民之愚也久矣,不复见天日也亦已甚矣,其上以是愚之,其下复以是受之,二千年沦肌浸髓,梏梦桎魂。酣嬉怡悦于苦海地狱之中,纵横驰骋于醉生梦死之地,束之缚之,践之踏之,若牛马然,若莓苔然。」
有识之徒驳之曰:「我朝(清王朝)开国以来,教养兼尽,上何尝愚之,下何尝受愚!且二千年自汉迄今,其间圣君贤相,理学名儒,不可殚述;樊椎谓其梏梦桎魂,酣嬉怡悦,束缚践踏,若牛马莓苔,目中固无千古矣。不知其祖宗,亦在二千年内也。樊椎不产于空桑,安得出此丧心病狂之论。」
有识之徒劈头就是「我朝」,接着就是「圣君贤相」,在那个时代,这些话都是牛魔王的钢鞭,小民很难招架。
樊椎先生建议曰:「是故愿吾皇纵五寸之管,半池之墨,不问于人,不谋于众,下一纸诏书,断断必行曰:『今事已至此,危迫日极,虽有目前,一无所用,与其肢剖节解,寸寸与人,税驾何所,蹑天无能,不如趁其未烂,公之天下,朕其已矣。』」
这一下有识之徒抓住小辫子,一脸忠贞学出笼,苏舆先生号曰:「天子诏命,岂臣下所敢戏拟,况此等大逆无道之言乎?国典具在,脔割寸磔,处以极刑,似尚未足蔽其辜。」
有识之徒的最大特征是一头栽到酱缸里,然后靠祭「国法」以撒绊马索。所谓「天子」也者,指的是载湉先生,不久就断了尊气,不过现在还有一个未死的活天子溥仪先生在当图书馆管理员,大概可以帮一下忙,把泡到酱缸的尊头拉出来。
樊椎先生提倡民主,曰:「四海一心,一心者人人有自主之权,人人以救亡为是,穷极生变,郁极生智。」
有识之徒连民主也受不了,大怒曰:「治天下者,大权不可以旁落,况下移民乎?所宜通者,惟上下之情耳。樊椎贵人人有自主之权,将人人各以其心为心,是使我亿万人民散无统纪也。樊椎谓可以一其心,吾谓实亿万其心也。此则亡且益速,又焉能起而救之。泰西国固多民主,然法国议院朋党蜂起,卒为国祸,在泰西国且不可行矣。樊椎曰穷极生变,郁极生智,推其意直欲以我列圣以来干纲独揽之天下,变为泰西民主之国,其斯以为智欤?真汉奸之尤哉!」
一谈民主,就拉上法国,这是偶尔看见别人偶尔跌倒,自己就宁可泡在酱缸里,泡僵泡死,都不肯爬出来的奇异观念。俺泡在里头多舒服呀,你瞧呀,那小子连膝盖都跌破了呀。但最后仍忍耐不住,「汉奸」出口,这和「干你娘」有点差不多,盖非如此拉大嗓门,唾沫四溅,便觉得赢不了也。
樊椎先生曰:「洗旧习,从公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