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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太多。所谓应景的文章,也就是形势比人强──手不由己的文章。以前面介绍的孔丘先生诞辰为例,届时也,大批名人出笼,满坑满谷,无一文不猛捧,张大亨研究他阁下的「仁」,李大亨研究他阁下的「恕」,反来覆去,引经据典,都是别人说过几万遍的,不但没有新的意义,连旧的意义,因为辗转抄录,也走了样。这种文章,似乎只有三个人看,一个是检字工人,一个是校对,一个恐怕就是专门拣骂的朋友矣。
春节自然也有应景文章,不过春节的应景文章却是民间的,虽然同样很俗,却不讨人厌恶,盖俗也是出自内心的俗,有时一个字就含有一本书都说不完的意义。初二那天,柏杨先生去一位朋友家拜年,该朋友破大门上倒贴了一个「福」字,不由大吃一惊,他阁下也曾上过学堂,怎么连字都分不出上下,于是一进门就立刻指正他的错误,喊曰:「老哥,你的『福』倒啦。」依闻过则怒学说,我想他一定要跳高的,岂知他不但没有跳高,反而笑眯眯曰:「福到啦,福到啦!」盖「倒」、「到」谐音,取个吉利也。虽是应景,但穷极生疯之象,也动人心魄。记不得哪本书上看过,一位也是爬格子动物,索性在门口贴上一联,曰:
一棒打出穷鬼去
双钩搭进财神来
这应景文章就非常结实,其穷凶极恶之状,与柏杨先生好像表兄弟。不过该家伙似乎手头仍有几文,还可买「棒」买「钩」,柏杨先生只好「一脚踢出穷鬼去」「双手拖进财神来」矣,哀哉。
中国人的膝盖
柏杨先生府上,也有自写对联,上联曰:「咦,啥子地方炮响」;下联:「唉,原来有人过年」。红纸黑字往门框上一贴,人称之为三绝,一绝是柏杨先生的字,龙飞凤舞,铁画银钩。二绝是柏杨先生的辞,义理深奥,雅俗共赏。三绝则是柏杨先生的纸,迎风招展,清脆有声。
不过后来有朋友劝曰:「观你文而知你之人,现在文化复兴,尊老敬贤,你可能还有官做的,但看你这一副对联,定是老不正经,就一切都吹啦。」我就又把它撕下,可是今天已阴历正月二十三日,官仍没做成,特介绍出来,以便流芳千古。呜呼,在应景文章中要想不跟着大家走,自己走自己的,都有这么多问题,其他的事就更可想而知矣。
──对联文学是中国特有的文学,跟日本的「俳句」一样,都是用洋文怎么译都译不出来的。要想欣赏「俳句」,除了生为日本人外,别无他法。要想欣赏对联,他也得生为中国人,而且还得对文学有相当深入的研究。普通一个洋大人,埋头二十年三十年学中文,别的文学大概可以弄懂,却很难弄懂对联也。尤其是中国的对联,比日本的「俳句」更难,不但求其音节的美,更进一步的,还求字的对称──包括音的对称,声的对称,形的对称,义的对称,词性的对称,动静的对称,性别的对称。一个研究中国文学的中国朋友,有时候用了终身之力,都搞不通。
正因为如此,对联不但在文学上占有重要地位,因为读书人纷纷当官的缘故,所以在政坛官场上也占有重要地位。平常日子,脑筋里就一直想着这玩艺──不是想对联,就是想作诗,而诗的骨干也离不开对联。大家一窝蜂的酱在里面,国计民生就成了破鞋啦。中国几千年来都没有长足的进步,恐怕跟官儿想对联的时间多,想政事的时间少有关。《坚瓠二集》上有一则故事,一位姓赵的朋友,当了太守,一天在街上看见有人用命纸在那里糊制灯笼,「命纸」者,阴历年流行的神仙画像也,不禁出了一个上联曰:「命纸糊灯笼,吉星高照」;可是却怎么都想不起下联,气了一晚,不在话下。第二天,有一位老头前来向他呈献日历,他的灵感立刻来啦,拍案大叫曰:「头巾顶日历,太岁当头。」把那个倒楣的老家伙吓得屁尿直流。呜呼,阿基米德先生当初也是想了几天几夜,最后从水缸中一跳而起,光着屁股满街大叫的,可是二人沉思的内容,却相差太远矣。
当然,遇到了对联大师,并不见得就一定非倒楣不可,也有竟然死里逃生的,只看运气如何罢啦!《驹阴冗记》上说,韩雍先生在江南作巡按之官,夫明王朝的巡按,等于军阀时代战地军法处长,可以随时随地祭出法条杀人。有一天,他阁下正在问一件官司,众死囚跪在堂下,面无人色,他高高坐在堂上,问着问着,忽然神智迷昏,作起对联,只听他朗声吟曰:「水上冻冰,冰积雪,雪上加霜」;吟到这里,想不起下联,就像着了魔一样,闭目启唇,喃喃不休。一个死囚福至心灵,乃叩头曰:「小的愿对。」韩雍先生曰:「好小子,能对上来,饶你不死。」死囚曰:「空中腾雾,雾成云,云开见日。」韩雍先生大喜,提笔一挥,饶了他的尊命。
呜呼,这算啥话?法庭之上,乃生命、自由、财产、荣辱得失之所,也是是非曲直,有理没理裁判之地,可是法官老爷却老僧入定,只想对联,打官司朋友把冤情哭诉了半晌,好像把黄汤灌到驴屁股里。而该死囚因何成了死囚?是杀他父亲母亲判死刑的乎?是放火抢劫判死刑的乎?抑是先奸后杀判死刑的乎?古书的作者对法律的尊严没提一个字,对那些枉死的冤魂和痛彻肺腑的家人亲友,也没提一个字,反而把这种混蛋举动,称之为佳话,真是婊子养的也。
当然,也确实有佳话的,吾友纪晓岚先生,有一天接见他的一个学生,该学生见了这位尊而多金的老师,当然磕头如仪。
──插嘴中的插嘴:中国人的膝盖是天下最不值钱的东西,动不动就跪,见了大官跪,见了长辈跪,见了有钱的更跪。洋大人的膝盖就尊贵得多矣,他们似乎只全跪上帝或半跪帝王,而且也只限于跪。而中国五千年传统的跪文化,不但要跪,还要磕头如捣蒜。大家伙必须看见这种节目,才能过瘾,而小家伙也必须表演了这种节目,才觉得安全。清王朝一位头子爱新觉罗弘历先生,就因为英国特使马甘尼先生不肯跪而大发雷霆,但马甘尼先生不像中国官之软骨头,不肯跪就是不肯跪,僵到后来,马先生让了步,但要跪也是洋大人式的跪,只跪一条腿,不能采取中国式的两条腿忽冬一声的跪,至于把头努力撞到地板上,喊曰:「天王圣明,臣罪当诛!」更是提都不要提。
西方也有不把人当人的情形,但比较起来,程度上有其差异。孙中山先生革命,不但革掉了帝王,也革掉了小脚、宦官、辫子和跪拜磕头。有些酱缸蛆正在用劲复古,千万手下留情,别把这一类的古也复了出来,那就不好意思啦。
理由可怖
台北《民族晚报》上有则不同平常的消息,该消息曰:台北电信局已接受各方的建议,决定恢复电话簿上用户住址一栏,并且重新印制新的电话簿,将用户住址分别列入,原分发没有用户住址的电话簿,即行收回。
这种措施是有历史性意义的,台湾各地电话簿,一向都印有用户住址一栏,可是到了去年(一九六六)秋天,台北电信局忽然放出空气,说要穷则变,变则通,改上一改,把用户住址那一栏取消啦。理由冠冕堂皇,风雨不漏,主要的是「保密防谍」,盖常有些穷兮兮的朋友,凭着一本电话簿,按址出击,乱打饥荒,有扰乱民心士气之嫌。尤其是若干大家伙,天不怕,地不怕,就怕穷兮兮登门拜访,打发吧,实在不胜其扰,不打发吧,有些人会开一顿国骂才走,而且门铃之声,不绝于耳,简直烦之又烦。这烦加到小民身上,固没法度,可是加到大家伙身上,就有了反应,反应之一就是一脚踢到电信局局长的屁股上,于是乎用户住址遂告取消。
另一个理由,似乎是恐怕共产党潜伏份子作怪,盖台北不比华盛顿,美国社会,电话算不了啥,而台北拥有一部电话,颇不简单,共产党只要抄下电话簿上用户住址,就把台北社会的中坚份子,调查得一清二楚。这个理由较前一个理由更为可怖,不要说电信局局长挡不住,比他阁下再粗一号的官也挡不住。
去年下半年的电话簿,就像被谁砍掉了尾巴,不但有电话的朋友叫苦连天,便是没电话的朋友也叫苦连天,过去的电话簿除了可查电话,还可查地址,好像一本公开的私人通讯录,遇到不易联系的朋友,翻翻电话簿,也就知道啦。而今只剩一半,就跟你交一个朋友,只告诉他姓啥,而不肯告诉他叫啥一样,不仅是一种遗憾,也是一种并不十分实用而又必须十分实用的半截工具。
大家伙有大家伙的反应,小民有小民的反应,当时各报曾有不少抨击和建议,柏杨先生本来打算也要嚷嚷的,可是那时正在打别的架,抽不出手。二则一听说理由如此吓人,见风转舵,就没有插嘴。不特此也,还努力为电信局辩护,以示忠贞。有一次在朋友家摆龙门阵,为了这件事,最初还只抬杠,后来几乎开打,弄得不欢而散,一直到今天我跟该朋友都不说话,用心之良苦,真可惊大官而泣小吏,特此宣传,拣骂的朋友在记柏杨先生的账时,千万拜托加上这一笔。
其实这些顾虑,连活神仙都不能自圆其说,主要的是,一个自认为已经够格的朋友,他尽可单独行动,通知电信局不刊出他的地址,或不刊出他的名字,电话簿上过去多的是「某宅」字样,不必自作多情,认为有谁拿着板子,非要他全盘招出不可也。更进一步的,他也有权连「某宅」都不必刊,也没有人会关心他阁下,何必锣鼓喧天,把小民的这一点方便也剥了去哉。
第二个理由更简单明了,刊出用户住址的电话簿已流行了十七、八年,共产党如果工作做到这上的话,早弄到手啦,他们即令像我们一厢情愿的那么其笨如牛,还没有弄到手,经过这么一嚷,临时发动,恐怕要多少本都有。而且,我们也似乎不必把共产党怕成这个样子,除非认定了台北十拿九稳要移交,否则他们弄到手也没用,犹如他们弄到了华盛顿的电话簿也没有用一样。
台北电信局这次宣布恢复用户住址,具有历史性的意义,不是说这是一件大事,即令全中国电话簿上一百年都不刊载用户住址,也憋不死人。说它具有历史意义者,盖中国官场有一项最大的学问,就是「死不认错学」和「政府威信学」,宁可一错错到地狱里,也不回头。非不回头也,与「政府威信」有关也。即令回头,也不能说是接受小民建议回头的,而只能说是他自己自动自发回头的。于是乎就像用蜡烛来焊漏了的开水壶一样,恐怕不但维持不了威信,反而会动摇国本──使小民因该官崽一个人的择恶固执,而对政府感到愤怒和厌恶。所以电信局此举,是一个新风气,他们如果干屎橛到底,说不印住址,就不印住址,小民有啥办法乎哉。可是这次他们却承认接受了用户的建议,报上说,他们曾向有关机关交涉,有关机关也同样愿意接受。呜呼,现在已决定加刊矣,并没听说政府的威信有啥损失,不但没啥损失,这种勇于改正的态度,反而更增加政府的威信和官员的声誉。吾友刘备先生曰:「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希望这是一个开始。等柏杨先生凑够了银子,一定请该局长老爷方贤齐先生下小馆喝一盅。
不过,社会上现在流行的登堂入室打饥荒的现象,也实在使人捶胸打跌,柏杨先生尊府就经常有这种节目上演。最该死的一次是,我正在睡午觉,补一补熬夜的不足,大门却被擂得好像着了火,开门一看,一个家伙站在门口,含笑点头,作伟大状,还没问他干啥的,他已从旁挤过,往沙发上一坐,跷起二郎腿。此时也,弄得我老人家惊疑不止,盖我有一个最大的优点,就是善忘,可能啥地方见过,也可能他是巡抚大人微服私访的,故不敢多嘴,只好也陪着他傻笑,一直陪到他开口借钱,才知道素昧平生。
异人来访
柏杨先生遇到最精彩的一次就发生在阴历初八日,一位长长头发的年轻朋友,登门造访,先拉同乡关系,再叙述他怀才不遇兼身染重病,然后顺手牵羊开口曰:「柏老,你是乡前辈(是乡「前」辈抑乡「贤」辈,当时心情紧张,没听清楚),而在下举目无亲,不能看我饿死呀!」我曰:「你怎么失业的?」他曰:「我的肾脏炎很重,老板给了我三个月薪水遣散啦,几个月下来,身无一文,只好投奔你老人家,千万救我一救!」说罢就要哭,我急曰:「别哭,别哭,大数目我可没有,小数目一定效劳。」他曰:「小数目,小数目。」我看他实在可怜,就把小孙女的压岁钱偷出来五十元,双手捧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