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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杨全集-第63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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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亚洲的经济发展快速,「亚洲价值」口号顺势冒出,直接挑战十七世纪以前,以自然法为基础的启蒙思想。一时之间,亚洲人也因为这个口号,忽然发现自己的身价暴涨,为我们自己有自己的价值判断与价值标准,而洋洋得意。然而,这个口号经不起考验。我们从原始的农业社会,逐渐迈入工业社会的转型之际,亚洲人还是脱离不了自耕农和佃户思想。我们没有从根本上了解贸易的真谛,而一直认为外国人来我们国家做生意,是赚我们的钱,所以产生了下列认知:「你只要敢借钱给我,我就敢向你借钱。」亚洲大、小城市,高楼大厦遂连云而起。所谓的三小龙、四小龙、五小龙、六小龙,纷纷出笼,「亚洲价值」成为金字招牌,好不风光。忽然间,西方国家收帐索钱,各龙无以为应,除了诟骂西方资本家心怀叵测外,「亚洲价值」连颜面都保不住,徒落笑柄。它并不能颠覆西方电脑时代的经济思想和经济体系,只能颠覆自己国家国民(尤其是低阶层小民)的正常生活,而使国家的力量更形下陷。
   
     何谓「中国特色」人权
   
     人权是世界性的,人类全体性的。台湾最初也曾经拒抗过人权思想,当初的挡箭牌是:「我们有我们的国情」。所以联合国《世界人权宣言》公布了五十周年的时候,国民政府才签署。而就在同时,大陆声称中国拥有的是「中国特色」的人权观,这跟前述的「亚洲价值」及「我们有我们的国情」,是一条生产线上的复制品。政治语言有时固然令人捧腹,但有时也会刺激我们,兴起一种掀开盖头,瞧瞧新娘真实面貌的冲动。现在大陆推行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实上就是资本主义,那么中国特色的人权观,到底有什么样的架构?难道说,中国人的生命没有保障,随时可以屠杀;健康没有保障,随时可以摧毁;自由没有保障,随时可以逮捕;人格没有保障,随时可以侮辱,这才是中国特色的人权?如果是这样,那是中国人自异于人类。如果不是这样,应该告诉我们,在人权观念上,「中国特色」具体的理念和行为是什么?现在这样的干法,是把西施女士的盖头,盖到无盐女士的头上,然后宣称,这是有「中国特色」的美丽新娘。那不仅是对外国人的一种欺骗,也是对中国人的一种嘲弄。
   
     中国人,你的名字是苦难!
   
     人权就是人权,没有东方人权与西方人权之分;没有白色人种人权与黑色人种人权之分;也没有男权与女权之分;没有无产阶级人权与资产阶级人权之分;没有官人权与民人权之分。然而,这些年来,出现了亚洲价值人权与中国特色人权的不同声音,说明对这一项人类最高无上的理念,需要作更进一步明确的澄清。
   
     一提起人权,封建落后国家的掌权人物,立刻老羞成怒。他们感觉到一个政治性的斗争,就要来临。于是把人权视为洪水猛兽,口中念念有词,释出「亚洲价值」、「中国特色」。他们的恐惧,当然有相当理由。在人权发达的国家,特权一定减少,不过我们这里所说的人权,要比政治人权、经济人权、法律人权的层面,更为提升,也更为深入,而是生活人权。
   
     有很多人问我:「你读过中国的《二十六史》,有什么感想?」更有多人问我:「你读了《资治通监》之后,有什么感想?」感想当然很多,但如果用一句话来总括的话,那就是:「中国人没有尊严。」读史的时候,我常掩卷叹息:「中国人,你的名字是苦难!」不仅生没有尊严,死也没有尊严,健康也没有尊严──至少一千年以来(多么漫长的时间),在中国广大的土地上,你会发现,每逢夜深人静,家家户户都有小女孩的哭声,她们的骨头被摧折,她们的肌肉被蹂躏成为烂疮。人格更没有尊严──灭九族、灭十族,屠城、杀降、阉割男性的生殖器、强迫接受单一思想、三百年丑陋的剃发、五千年无时或断的冤狱酷刑,中国人活在恐惧、羞辱之中。
   
     曾志朗博士曾经用小白老鼠做过实验,他把小白老鼠分成甲、乙二组,然后电击他们。甲组的小白老鼠受电击后,立刻跳过一道矮墙,奔向广场另一端的几个小门,穿门而逃。乙组的小白老鼠,在受电击后,同样也立刻翻过矮墙,奔向广场另一端的小门,可是小门不开,因为那是画的假门,而不是真门。小白老鼠一直撞击小门,有些撞得筋疲力尽,有些甚至撞昏。过一段时间之后,再做第二次实验,甲、乙二组所有的反应,跟上一次一样。但在做了若干次之后的最后一次,甲组小白老鼠,照样的立刻翻过矮墙,奔向广场另一端的小门,穿门而逃。可是乙组的小白老鼠,在接受电击之后,却不再有任何反应,不再跳过矮墙、也不再奔到广场另一端的小门。他们都趴到地上,无奈的承受电击,不再挣扎。唯一的盼望,就是电击早一点停止,或不再电击到自己身上,而电击到别只小白老鼠身上。
   
     这就是现代中国人的写照。大陆朋友常常自豪的说:中国人终于站起来了。事实上,只是中国大陆少数几个高级政府官员,在外交场合中,敢跟美国说相反的话,如此而已。广大的中国人并没有站起来,因为我们的极度穷困、极度愚昧,以及极度的自卑,使我们像一只体积庞大的井底之蛙。去美国开会,在会议桌上,中国大陆官员严厉指责资本主义的罪恶,但是回到房间,几乎没有人不想在这个罪恶的资本主义国家定居下来。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的国民,像中国人这样热爱自己的国家,但也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的国民,像中国人这样,急吼吼想移民到别的国家居住。
   
     人权观念的觉醒,是美的诞生。我们用人权教育,唤醒一群乙组的小白老鼠,使他们在电击中,重新建立尊严──生命的尊严、健康的尊严、自由的尊严、人格的尊严。这四项尊严,是一种基本的人权。我们训练自己,使自己尊重这四项尊严,当这四项尊严受到侵犯的时候,绝不退缩回避。但这四项基本人权有冲突的时候,那我们就要学习第一个课题:包容。最后,还有一项更基本的人权素养,那就是,我们要训练自己诚实,诚实的尊重,诚实的包容。
   
     我们常把「五四运动」比作中国的文艺复兴,其实两者有非常大的落差,文艺复兴运动是唤回欧洲人的诚实精神,主要是使自己诚实的面对自己。中国的五四运动,追求的只是科学与民主,所以我们迄今为止,仍然不能建立一个很诚实的民主制度,也不能执行一个很诚实的科学观念。最近,桃园机场发生空难,在媒体上看到一篇文章,标题是:「当中国传统文化,遇到西方电脑飞机的时候」,我感觉到,我们不能够诚实的认清自己的缺点,所以也不能诚实的学习别人的优点。我们所会的,只是制造一个美丽的盖头,认为无论盖到任何人的头上,她都会成为美丽的新娘。

   
     中华文化中,勉强诚实的文字,多得不得了,可是这些文字,都放在书架上,专制政治的长期迫害,五千年以来从不曾停止过电击,让外国人认为中华人是世界上最狡狯的一个民族。中华人说谎像吃糖一样,自从毛泽东先生把阴谋变成阳谋,「引蛇出洞」以来,大陆中国人讲起谎话,如同流水,不但别人不相信,连自己也不相信。而对那些相信他们的人,还加以嘲笑,说他老实天真。
   
     我们推行人权教育,是希望发起中华文化再造运动,诚实是最基础品质,民主就是民主,不是玩具;法治就是法治,也不是玩具;斑马线就是斑马线,更不是玩具。我们追求诚实,不是立刻要每一个人都能诚实,而是希望建立一种诚实的新文化──尊敬诚实。
   
     推动「追求诚实」文化
   
     人权教育基金会在推动「追求诚实」文化中──诚实的尊重和诚实的包容,第一件事情是推广人权版结婚证书。教育的对象,不是壮年以上的人,尤其不是老人。他们已经定型。我们希望另造一种新的人类,新的中华人、新的中国人、新的台湾人。这些新人类不会从天而降,我们要给这些新人类一个有人权观念的新的家庭。也就是,从年轻的新郎、新娘开始。我们把结婚证书改为结婚盟誓,这个盟誓就是新郎、新娘共同认知。从结婚那天开始,他们同意做到下列几项:他们除了是夫妻外,还是朋友;在家庭中绝不允许有殴打、诟骂之类的任何暴力;夫妻收入,完全等质;一旦对子女的教育发生歧见,必求教专家;尽量维持一夫一妻制;一定为自己订下休闲的假期;双方互相孝敬对方的父母;以及他们要了解,年老的时候,不可心存对子女的依靠,而应培养业余的兴趣。在双方都有这样认知之下的家庭,就是一个有人权信仰的家庭,他们的下一代,将是真正新人类一代,在这样家庭出生、成长的孩子,将是器宇轩昂、追求诚实、自尊尊人,而有宽大包容心的一代。不同于我们这一代,更不同于我们的上一代。
   
     我们的第二项工作,是要建立绿岛垂泪碑。中国人从来不敢诚实的面对灾难,不敢面对死亡,认为只要不想到灾难、不想到死亡,灾难和死亡就不会来临。像乙组的那群小白老鼠,他们唯一的盼望,就是忘记电击,认为只要忘记电击,电击就不会再来。一些暴君,就是希望我们忘记过去的暴政,然后他才可以从容的再下毒手。乙组的小白老鼠群的哲学是:过去的就过去,把它忘记。事实上,他不能忘记,而只是把恐惧冤酷的悲情,刻在自己的基因上。
   
     只有不忘记过去的罪恶,才能避免罪恶的重现;忘记过去的罪恶,罪恶一定重新抓住自己。大陆已经忘记了三反、五反,和文化大革命,台湾也有人鼓励我们忘记白色恐怖,这正是我们要建立绿岛垂泪碑的主要原因。「英雄眼泪不轻弹,皆因未到伤心处」。我们为全民长期以来受到的迫害垂泪,也为所有受灾难的朋友垂泪,这个碑的建立,不但是宣告白色恐怖的结束,也是宣告历史上绵延五千年之久的政治迫害结束。这座碑,也像华盛顿越战纪念碑一样,矗立在大洋之滨,掀开历史新的纪元。
   
     「老庄稼汉」呼唤「尊严」·李凌俊
   
     ⊙访问者李凌俊先生。
   
     ⊙文载二○○三年一月十六日上海《文学报》。
   
     李凌俊:有读者认为,从《丑陋的中国人》到《我们要活得有尊严》,似乎经历了一个从「抨击」到「祝福」的过程,这是否与柏杨先生近年来的心境变化有关?
   
     柏杨:记得刚开始写《柏杨版资治通监》那年,为了一件我觉得受到欺负的事,大发脾气,以致远流出版公司董事长王荣文,设筵向我道歉。五、六年后,同样事再度发生,我却觉得那是一个屁,王董事长问我说:「奇怪,我告诉编辑说,看吧!柏杨又要跳高了。可是你竟没有跳高,平静如常,这是怎么回事?」我说:「我很后悔上次的大发脾气,即令有人欺负,我也应该包容。」他说:「你怎么忽然明白起来了?」我说:「你门缝里瞧人,把人瞧扁了,你认为我不会成长呀!」
   
     李凌俊:从表面上来看,知识界似乎正在变得宽容,但实际上,这是一个犬儒主义盛行的年代,相当一部份知识份子迅速地蜕变为「知道份子」、「知利份子」、「知乐份子」和「知趣份子」,许多舞文弄墨的人只讲风光不讲风采,更不讲风骨,作为一个有社会担待感,有良知,有独立见解的知识份子,在清醒之余,柏杨先生是否会感到「高处不胜寒」的孤独?如果有,该如何排遣这样的孤独?
   
     柏杨:您说现世代是一个犬儒主义盛行的世代,我有同感。酱缸文化,就在这世代发挥了强势的功能!中华人是世界上最聪明的民族之一,有时候聪明得冒泡,对任何流行的普世价值,都能霎时间一口吞入,在内化之前,随时都会脱口喷出。像斑马线,我们常夸耀我们也有斑马线,但外国斑马线保护行人,我们的斑马线则把行人诱进来压得头破血流。一九六○年代,孙观汉博士把「爱」引进台湾文化界,十年之后,「爱」泛滥成灾,到处是「爱」,甚至出现「把交通的爱找回来」这种标语。二十一世纪开始,人权成为我们社会显学,每个人都呐喊人权,教师穿拖鞋、短裤,打赤膊上课,没有人敢干预,因为他有人权。罗兰夫人在巴黎断头台上,曾悲恸说:「自由!自由!天下多少人用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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