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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所有的饭店一样，圣格雷戈里饭店接受预定房间经常超过现有的房间数。可是也象所有的饭店一样，它冒这样的风险，是因为事先估计到某些预定了房间的客人可能失约不来，所以后来问题变成了去推测不来的旅客到底占多少百分比。凭经验和运气，饭店多半可以取得平衡，所有的房间都住满旅客——这是理想的情况。但如偶尔估计错误，就会给饭店招来严重的麻烦。
对随便哪个饭店的经理来说，其生涯中最可悲的时刻就是向那些已定妥房间、怒不可遏的客人说明房间都已客满了。他之所以可悲，不仅因为自己也是人，而且是因为他沮丧地知道，被他拒之于门外的那些旅客——只要他们有办法——以后就决不会再光临他的饭店了。彼得亲身遇到的最糟的一次经历是，有一个面包师会议在纽约开会，会议决定延长一天，以便让一些代表可以在曼哈顿附近作一次月夜漫游。有二百五十位面包师偕同他们的妻子继续留下来，遗憾的是他们没有通知饭店，而饭店却期待他们退房，腾出来给一个工程师会议。一想起因此而造成的那种混乱情况，几百个怒气冲天的工程师和他们的女眷呆在门厅里，有的还挥动着两年前就预定的定单，彼得仍然感觉不寒而栗。结果，由于城里其他饭店也早已客满，后来的人就被分头安排到纽约郊区的汽车旅馆里，直到第二天，面包师才若无其事地离去。
然而，工程师的巨额出租汽车费用，加上一大笔现金补偿（以免受到起诉），都由饭店支付——这笔钱超过了从两次会议所获得的利润。
沃伦·特伦特点了一支雪茄，示意麦克德莫特从他身旁的一只匣子里拿一支香烟。彼得取了一支烟，说，“我与罗斯福饭店谈过了。如果我们今晚有困难的话，他们能提供大约三十个房间，帮助我们解决困难。”他心里想，这一点使人感到放心——这是一张备而不用的王牌，当然非到必要时不会使用。即使是你死我活地竞争的饭店，遇到那样的危机，也要相互支援，因为谁也无法知道下一次该轮到谁来支援谁了。
“好，”沃伦·特伦特说，一缕雪茄烟雾缭绕上升，“那么秋天的前景怎么样？”
“令人失望。我给你写了一张便条，谈到两个大型的工会会议都吹了。”
“它们为什么会吹了呢？”“还是我早先提醒过你的那个原因。我们继续执行种族歧视政策。我们不遵守民权法案，而工会对此深恶痛绝。”彼得无意地朝阿洛伊修斯·罗伊斯看了一眼，后者走进房来，正在整理一堆杂志。
这个年轻黑人连头也不抬，说道，“不必担心会使我感到难堪，麦克德莫特先生，”——罗伊斯象昨晚那样故意加重土音说——“因为我们黑人对此已经是不以为奇了。”
沃伦·特伦特皱起眉头沉思着，严厉地说，“别这么怪声怪调。”
“是，先生！”罗伊斯不再整理杂志，面对他们两人站着。现在他的声调恢复了正常。“但是我要告诉你们这点：这些工会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它们有社会道德心。当然，不仅仅是这些工会。更多的会议，即使是普通的人，都要远避这家饭店，除非它和其他类似的饭店承认时代已经不同了。”
沃伦·特伦特挥手示意罗伊斯住嘴。“回答他吧，”他对彼得·麦克德莫特说。“在这儿说话不必吞吞吐吐的。”
“我恰巧，”彼得轻声地说，“也同意他的话。”
“为什么同意，麦克德莫特先生？”罗伊斯讥笑地说。“你认为这有利于业务吗？使你的工作方便些吗？”
“这些都是充分的理由，”彼得说。“如果你认为只有这些理由，那说吧。”
沃伦·特伦特用手猛击一下椅子扶手，“甭管什么理由啦！问题在于，你们两人都是笨蛋。”
这是个经常发生的问题。在路易斯安那，虽然有联号关系的一些饭店几个月前已在名义上取消了种族隔离，可是有几家独立经营的饭店——由沃伦·特伦特和圣格雷戈里饭店带头——却拒不改变。大多数饭店对民权法案只遵守了一个短时期，开始收敛了一阵，过后它们又悄悄地恢复了根深蒂固的种族隔离政策了。即使在审判法律案例期间，也有这样的事情：坚持种族隔离的人在当地人的坚决支持下，能够为拖延诉讼进行斗争，或许可以拖上几年。
“不！”沃伦·特伦特恶狠狠地捻熄了雪茄。“不管别处情况怎样，嗨，我们这里就是不准备遵守民权法案。喏，工会会议已决定不在我们这儿开会了。好吧，是停止讲空话，采取一些别的措施的时候了。”
从客厅里，沃伦·特伦特听到彼得·麦克德莫特走后外面的门被关上，以及阿洛伊修斯·罗伊斯走回到那间四周墙上摆满着书籍的小起居室的脚步声。这个小起居室归这个年轻黑人个人所用。几分钟后，罗伊斯就要去法学院上课，他每天总是在这个时候去学校读书的。
宽敞的客厅里鸦雀无声，只有空调设备发出的沙沙声，偶尔透过厚实的墙壁和绝缘的窗户从下面闹市传来一些声音。晨曦象手指般地渐渐伸入，照射在那铺着阔幅地毯的地板上，沃伦·特伦特眼睛盯着阳光，感觉自己的心怦怦地跳动得很厉害——这是几分钟的盛怒所引起的。他认为，这是他应该经常提防的一个警告。然而如今，仿佛有无数的事情在折磨他，使他难以控制自己的情绪，而要沉住气则更难了。或许这种盛怒只是性情暴躁的表现——是上了年纪的人常有的一种现象。但是更可能的是因为他感觉到大量的东西在消失，而且是永远地消失了，自己却又无能为力。此外，他过去一贯容易发怒——只有那短短的几年里是例外，那时赫丝特教会他一种不同的处世之道：要有耐心和幽默感，而一度他曾确实做到了这一点。他静悄悄地坐在客厅里，想起往事心里感到激动。这仿佛已是久远以前的事啦！——距他带着她这个刚结婚的年轻新娘跨进这个房间以来，已有三十多年了。而他俩一起相处的时间又是多么短促啊：在那短短的几年里，他们快乐无比，想不到她竟生了使人瘫痪的脊髓灰质炎。它不到二十四小时就夺走了赫丝特的生命，留下悲痛、孤独的沃伦·特伦特去度其余生——还有这座圣格雷戈里饭店。
饭店里现在记得赫丝特的人几乎是寥寥无几了，即使有极少几个老人马还记得，那也是迷迷糊糊的，不象沃伦·特伦特本人那样深深地怀念着她：
她仿佛象春天里一朵可爱的鲜花，它给他带来温存，使他的生活过得丰富多彩，在她之前和之后都从来没有人象她这样的。
在一片静寂中，仿佛有一阵轻快的脚步声和绸衣的沙沙声从他后面的门口传来。他转过头去，只是一种思念的嘲弄而已。房里空荡荡的，他一反常态，泪水模糊了眼睛。
他局促不安地从深深的椅子里站立起来，刚站起身，一阵坐骨神经痛象刀割一样刺痛着他。他走到窗前，眺望着法国居民区——现在人们管它叫老加里，用原来那个老名字——的三角屋顶，一直望到杰克逊广场和大教堂的尖顶，尖顶在阳光照耀下闪闪发光。更远处是那条弯曲、浑浊的密西西比河，在河的中流，有一排船只停泊在忙碌的码头旁，依次等着卸货。他思忖，这是时代的趋势。自十八世纪以来，新奥尔良就象钟摆一样在富裕和贫困之间摆来摆去。汽船、铁路、棉花、奴隶苦役、解放黑奴、运河、战争、旅游者……
所有这一切不时带来了一定的财富和灾难。如今钟摆又带来了繁荣——虽然看来似乎没有给圣格雷戈里饭店带来什么繁荣。
然而至少对他自己来说，繁荣果真事关重要吗？这家饭店是否值得为之奋斗呢？为什么不放弃，把它卖掉——他这个星期就能把它卖掉——让时间和变革去把他和饭店吞噬掉呢？柯蒂斯·奥基夫会做一笔公平的买卖的。奥基夫的联号饭店享有那种信誉，而特伦特自己就可以顺利地从中摆脱出来。
付去未偿还的押款，处理了一些较小的股东后，他可以剩下足够的钱，生活不成问题，可以随心所欲地度其晚年。
屈服：也许这是出路。向变动着的时代屈服。毕竟，饭店除了那么多的砖块和灰泥外，还有什么呢？他曾打算好好干一番的，然而终于失败了。让它卖了吧！
然而……如果他真的卖了，还剩下什么呢？
一无所有。对他本人来说，剩下的将是一无所有，甚至连这里出现过的鬼魂也不剩了。他等待着，心里犹豫不决，眼睛环视着展现在他面前的这个市区。这个市区也历经沧桑变迁，曾先后为法国人、西班牙人和美国人所统治，然而它本身毕竟还是存在了下来——而且它在这个一切都雷同划一的时代里独特地别具一格。
不！他不愿意卖掉。现在还不卖。只要还有一线希望，他就要继续经营下去。还有四天时间可以设法去筹借押款，而况，目前的亏损也只是暂时的现象。潮流不久就会变的，圣格雷戈里饭店是能偿还债务而独立生存下去的。
把决心付诸行动，他拖着艰难的步履走过房间到对面一扇窗旁。他瞥见高空中一架飞机向北疾飞。这是一架喷气飞机，正在下降，准备在莫桑机场着陆。他心里想，不知道柯蒂斯·奥基夫是否在这架飞机上。
三
早晨九时半过后不久，当克丽丝汀·弗朗西斯找到那位矮胖、秃头的信用部主管萨姆·雅库皮克时，他正站在接待处里边，对饭店里每一个旅客的分类帐进行每日的核对。象往常一样，雅库皮克这时正匆忙而紧张地工作着，这种匆忙、紧张有时候不免引起别人误会，以为他工作草率马虎哩。事实上，这位信用部主管头脑机警、无所不知，几乎对什么都不放过，凭这一点，过去就曾使饭店避免了数千元的倒帐损失。
他这时正用手指翻着机器记帐卡——每一个旅客和房间都有一张——透过眼镜厚厚的镜片盯着卡上的姓名，匆匆看一下逐项开列的帐目，偶尔在旁边的一个本子上记下一笔。他没有停下手头的工作，只是抬头看了一眼，随即又低下了头。“只几分钟就好了，弗朗西斯小姐。”
“我可以等一下。今天早上有什么有趣的事吗？”
雅库皮克手上不停，点点头说道，“有几件事情。”
“什么事呢？”
他又在本子上记了一下。“512号房间，赫·贝克。早上八点十分住进房间。八点二十分，就要了一瓶酒，已记帐。”
“也许他喜欢用酒刷牙吧。”
雅库皮克点了点低着的头说，“也许是这样。”
然而，克丽丝汀心里明白，住在512号的赫·贝克很可能是个要赖帐的人。这个旅客刚到几分钟就要了一瓶酒，这自然引起了这位信用部主管的疑心。在旅行后或经过疲劳的一天之后，多数刚到的旅客马上就要饮料，但总是从酒吧间要一杯混合饮料。一到就要一瓶酒的人往往是醉鬼，而且也许不打算付钱，或者是付不起钱。
她也知道下一步将会采取什么办法。雅库皮克会叫该楼的一个女侍找个借口到512号房间里去，检查一下这个旅客和他的行李。女待们都知道要观察些什么东西：象样的行李和上等的衣服，如果旅客有这些东西，那么这位信用部主管除了留意帐目外，也许就不必采取其他措施了。有时候，既有钱又有声望的市民在饭店里租了一个房间，为的是要喝个酩酊大醉，只要他们付得出钱，不打扰别人，那就是他们自己的事情了。
但是，如果没有行李或其他财物，那雅库皮克就会亲自上门去找旅客谈谈。他谈话时的态度会谨慎而友善。如果那个旅客表示有支付能力，或者同意把一笔现款存入帐上，那么他们谈完后就会客客气气地分手。然而，如果他先前的怀疑得到了证实，这位信用部主管的态度就会铁面无情，在这个旅客还没有欠下一大笔帐之前就把他撵走了。
“还有一件事情，”萨姆·雅库皮克告诉克丽丝汀说。“桑德森，1207号房间，给的小费太过分了。”
她看了看他手里的卡。卡上记着两笔房间服务费用——一笔是一元五角，另一笔是两元钱。每笔再各加上两块钱小费，并且还签了字。
“不想付钱的人，往往写上最多的小费，”雅库皮克说。“不管怎样，这个人应该结帐退房。”
克丽丝汀知道，象对待别的问题一样，这位信用部主管是会谨慎行事的。
他的职责之一——与防止欺诈行为同样重要——就是不要得罪诚实的旅客。
一个老练的信用部工作人员，凭多年的经验，总是本能地一眼就能看出谁狡猾，谁善良，但是偶尔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