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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光,恢复童年时代的亲密关系,可是霍·阿卡蒂奥把一切都忘到了九霄云外,——海洋生活中的许多事情已经占据了他的脑海。只有雷贝卡一人第一个眼就被击中了。那天晚上,霍·阿卡蒂奥经过她的卧室门前时,她觉得,皮埃特罗·克列斯比跟这个壮汉相比,不过是穿着漂亮的文弱书生;这个壮汉火山爆发似的声音,整座宅子都能听到。她打算利用各种借口跟他相见。有一次,霍·阿卡蒂奥不知羞耻地注意打量她的身姿,说道:“你完全成了个娘儿啦,小妹妹。”雷贝卡失去了自制,又象往日一样,开始贪馋地大吃泥土和墙上的石灰,而且拼命咂吮指头,以致指头上出现了茧子。有一回,她呕吐出了绿色的液体和死了的水蛭。夜里,她不睡觉,哆哆嗦嗦,仿佛患了热病,狂烈挣扎,一直等到天亮时房子震动,霍·阿卡蒂奥来到。有一次午睡的时候,雷贝卡再也按捺不住,就走进了霍·阿卡蒂奥的卧室。她发现他只穿着裤衩躺在一个吊床上,这吊床是用粗大的船索悬在梁上的。他那粗壮、裸露的躯体把她吓了一跳,她想后退。“对不起,”她抱歉地说。“我不知道你在这儿。”可她说得声音很低,不想吵醒别人。“到这儿来吧,”他说。她听从地站在吊床跟前,浑身直冒冷汗,觉得自己五脏六腑都缩紧了,而霍·阿卡蒂奥却用指尖抚摸她的脚踝,然后又抚摸她的小腿,最后又抚摸她的大腿,低声说:“唉,小妹妹,唉,小妹妹。”接着,一种异常准确的、飓风似的强大力量把她拦腰抱起,三两下脱掉了她的衣服,就将她象小鸟儿一样压扁了;这时她作了非凡的努力,才没有一命呜呼。她刚刚感谢上帝让她生在人世,就由于难以忍受的疼痛加上不可思议的快感而失去知觉,同则在吊床上热气腾腾的泥淖里挣扎,这片泥淖犹如吸墨纸吸去了她体内排出的精髓。
三天之后,他们在晚祷时结婚了。前一天,霍·阿卡蒂奥前往皮埃特罗·克列斯比的商店。这意大利人正在教齐特拉琴,霍·阿卡蒂奥甚至没有把他叫到一边去,就向他说:“我要跟雷贝卡结婚了。”皮埃特罗·克列斯比黯然失色,把齐特拉琴交给一个学生,就宣布下课。屋子里满是乐器和自动玩具,他俩单独留下以后,皮埃特罗·克列斯比说:
“她是你的妹妹呀!”
“这不要紧,”霍·阿卡蒂奥说。
皮埃特罗·克列斯比拿洒了薰衣草香水的手绢擦了擦脑门。
“这是违反自然的,”他解释说。“此外,也是法律禁止的。”
让霍·阿卡蒂奥生气的,与其说是皮埃特罗·克列斯比所讲的理由,不如说是他的苍白脸色。
“我不在乎自然,”他说。“我把一切都告诉你,是让你别为自己操心,也别向雷贝卡问些什么。”
但是,发现皮埃特罗·克列斯比眼里的泪水之后,他缓和了下来。
“现在,”他用另一种口吻向他说,“如果你真喜欢这个家庭,那么阿玛兰塔就留给你。”
尽管尼康诺神父在礼拜日布道时当众宣布,霍·阿卡蒂奥和雷贝卡并不是兄妹,但是乌苏娜根本就不原谅他俩的婚姻。她认为这种对她不尊重的婚姻是不能容忍的,所以就在那一天,在新婚夫妇从教堂回来的时候,她就禁止他俩跨进她家的门坎。在她看来,他俩等于死了。于是,新婚夫妇在墓地对面租了间小房子,住在那儿,除了霍·阿卡蒂奥的吊床,没有其他任何家具。在新婚之夜,藏在新娘鞋子里的蝎子把她的一只脚给螫了,雷贝卡说不出话来,但这并没有妨碍夫妇俩丑恶地度蜜月。邻居们对他俩的叫声十分惊愕,这种叫声一夜吵醒整个街区八次,午睡时吵醒邻居三次,大家都祈求这种放荡的情欲不要破坏死人的安宁。
只有奥雷连诺关心年轻的夫妇。他给他俩买了一点家具,给了他们一点儿钱,直到霍·阿卡蒂奥恢复了现实感,开始耕耘同他的房子毗连的一块荒地。至于阿玛兰塔,她始终克制不了对雷贝卡的仇恨,虽然生活给了她梦想不到的快乐。乌苏娜不知如何洗刷家里的耻辱,可是按照她的愿望,皮埃特罗·克列斯比每星期二继续在他们家里吃午饭,宽宏大量地忍受了自已的不幸。为了表示对这个家庭的尊重,他仍在帽子上戴着黑带子,高兴地赠送乌苏娜一些外国礼品,如葡萄牙沙丁鱼或者土耳其玫瑰果酱,借以表示自己对她的忠诚;有一次,他甚至赠给她一张漂亮的马尼拉披巾。阿玛兰塔对他既殷勤又温存。她猜到了他的意思,抢先剪掉了他的衬衫袖口上绽开的缝线;为了庆祝他的生日,她在一打手帕上绣了他的简写姓名。每逢星期二,午饭之后,当她正在长廊上刺绣的时候,他都陪着她,尽量使她快活。皮埃特罗·克列斯比一贯把这姑娘看做一个小娃儿,但他在她身上发现了一些新的特点。她不够雅致,然而却有不寻常的见识和潜在的温情。谁也不会怀疑,皮埃特罗克列斯比会向阿玛兰塔求婚的。的确,在一个星期二,他就要求她嫁给他了。她没中止自己的活儿,等耳朵发烧过了之后,才象成年人那样,给自己的嗓音加上一种平静和稳定的调子。
“当然罗,克列斯比,”她说。“但要等咱们彼此更加了解以后,过急不好嘛。”
乌苏娜给弄得糊里糊涂。她虽尊重皮埃特罗·克列斯比,但是怎么也闹不明白,从道德观点来说,他的决定不知是好是坏,因为他跟雷贝卡早就订过婚,而他俩的婚事是可耻地告终的。最后,她把他的求婚当成了既成事实——未作任何评价,因为谁也不赞同她的疑虑。家中唯一的男人——奥雷连诺表示神秘、断然的意见,只是加重了她的混乱。
“现在不是考虑结婚的时候。”
这句话的含义是乌苏娜几个月以后才理解的,不仅就结婚来说,而且就其他任何事情来说(只有战争除外),它都是奥雷连诺那时能够表达的唯一真实的见解。
站在行刑队面前的时候,他自己也不大明白,一连串不可捉摸的、难以避免的偶然事件如何使他到了这个地步。雷麦黛丝之死使他受到的震动,比他担心的事情还小一些。她的死在他心中引起的狂乱感觉,逐渐溶化成了孤独的、消极的失望感,就象他决定不再跟女人来往时的那种感觉,他一头扎进工作,但是保持了跟岳父玩多米诺骨牌的习惯。在这座充满哀悼气氛的房子里,夜间的交谈增强了两个男人的感情。“再结婚吧,奥雷连诺!”岳父向他说。“我还有六个女儿,任你挑选一个。”有一次,在选举之前不久,马孔多镇长公务旅行回来,对国内的政治局势非常忧虑。自由党人准备发动战争。由于当时奥雷连诺时保守党人和自由党人的观念十分模糊,岳父就向他简单地说明了两党之间的区别。他说,自由党人是共济会会员,是坏人,他们主张绞死教土,实行自由的结婚和离婚,承认婚生子和非婚生子的平等权利,并且打算推翻最高政权,把国家分割开来,实行联邦制。相反地,保守党人直接从上帝那儿接受权力,维护稳定的社会秩序和家庭道德,保护基督——政权的基础,不容许国家分崩离析。奥雷连诺出于人道主义精神,同情自由党人有关非婚生子权利的主张,但他不明白的是,由于双手都摸不到的东西,为什么需要走上极端、发动战争。他觉得岳父过于热心了,因为选举期间,在这毫无政治热情的市镇上,他的岳父竟调来了一个军士率领的六名带枪的士兵。士兵们到了这儿,就挨家挨户没收猎枪、砍刀、甚至菜刀,然后向二十一岁以上的男人分发选票:写有保守党候选人姓名的蓝票和写有自由党候选人姓名的红票。选举前一天——星期六,阿·摩斯柯特先生亲自宣读了一项命令:从午夜起,在四十八小时内,禁止出售酒类,如果不是一家人,还禁止三人以上聚在一起。选举之前没有发生事故。星期天上午八时,广场上安了个木制的投票箱,由六名士兵守卫。投票是绝对自由的,奥雷连诺自己就相信这一点,因为他几乎整天站在岳父身边,没有看见任何人多投一次票。午后四时,咚咚的鼓声宣布投票结束,阿·摩斯柯特先生给投票箱贴上了他署名的封条。晚上,跟奥雷连诺玩多米诺骨牌时,他命令军士撕去封条,统计选票。红票跟蓝票几乎相等,可是军士只留下十张红票,加多了蓝票。然后,他们给选票箱贴上新的封条,第二天拂晓,就把它送到省城去了。
“自由党人就要发动战争啦,”奥雷连诺说。阿·摩斯柯特先生甚至没从自己的筹码上拍起眼来。“如果你以为原因是偷换选票,那就不会发生战争,”他说。
“因为选票箱里留下了一些红票,他们就无从抱怨了。”奥雷连诺明白反对党的处境是不利的。“如果我是自由党人,”他说,“我就会由于这种选票的把戏发动战争”岳父从眼镜上方瞥了他一眼。
“哎,奥雷连诺,”他说,“如果你是自由党人,你就看不到掉换选票的事了,即使你是我的女婿。”
引起全镇愤怒的不是选举结果,而是士兵们拒绝归还收走的刀子和猎枪。妇女们请求奥雷连诺向岳父说说情,哪怕把菜刀还给她们也成。阿·摩斯柯特先生十分机密地向他说,士兵们已经运走了没收的武器,拿去当作自由党人准备打仗的物证。这种说法的可耻使奥雷连诺吃了一惊。他没吭声,可是有一天晚上,格林列尔多·马克斯和马格尼菲柯·维斯巴尔跟其他几个朋友谈论菜刀的事情时,问他是自由党人还是保守党人,他一分钟也没犹豫。
“如果非要是个什么人不可,那我宁愿做一个自由党人,因为保守党人是骗子。”
第二天,根据朋友们的嘱咐,他去见阿里吕奥·诺格拉医生,借口是治肝病。
奥雷连诺根本就不明白为什么需要这样撒谎。阿里吕奥·诺格拉医生是几年前来到马孔多的,随身带着一箱无味的药丸;他有一句谁也不懂的医学名言:“以毒攻毒。”
其实,诺格拉只是个冒牌的医生。从平庸的外表看来,他是个不走运的医生,实际上是个恐怖分子。他那高高的护腿套遮住了五年苦役中脚镣留在脚踝上的伤疤。他在联邦主义者的第一次暴动之后被捕,但他穿上自己最讨厌的衣服——教士的长袍——逃到了库拉索岛(注:在西印度群岛)。在他长时间的流亡之后,加勒比海群岛的政治流亡者把一些愉快消息带到了库拉索岛,使他受到很大的鼓舞,他就坐上一条走私纵帆船,带着一些药瓶到了列奥阿察,瓶子里装的不过是用纯糖做成的药丸,而且他身上还有他亲手伪造的莱比锡大学毕业证书。在列奥阿察,由于绝望,他甚至痛哭了。流亡者们曾把联邦主义者描绘成就要爆炸的火药桶,但在选举之前模糊的幻想中,联邦主义者的热情冷却了。这个伪装的医生由于失败而感到沮丧,现在只想找到一个安全的地方宁静地度过余年,所以就隐居马孔多了。在市镇广场旁边的一座房子里,他租了一个狭小的房间,房间里摆满了小药瓶;他已在这儿住了几年,靠绝望的病人为生一-这些病人用尽了一切办法,只好在糖球里寻求安慰了。阿·摩斯柯特是个有名无实的镇长时,医生的煽动本领还没表现出来。他把一切时间用于回忆往事,并且跟气喘病进行斗争。对他来说,临近的选举是引路的线索,可以帮助他重新找到颠覆活动的纽结。他跟镇上缺乏政治经验的年轻人联系,并且展开了秘密的、不懈的挑唆活动。阿·摩斯柯特先生认为,选票箱里出现许多红色选票是出于年轻人特有的轻率,但这些选票却是诺格拉按照计划让自己的学生们去投的,想让他们自己看看选举不过是无耻的把戏。“有效的是暴力,”他向他们说。奥雷连诺的大多数朋友热衷于消灭保守制度,但他们不敢把自己的计划告诉奥雷连诺,担心的不仅是他跟镇长的亲戚关系,还有他那难以捉摸的孤僻性格。何况大家知道,奥雷连诺根据岳父的嘱咐投了蓝票。所以,只是在一种偶然情况下,他表露了他的政治观点,而且纯粹由于好奇,他才跨出了这疯狂的一步——去找医生治疗他没有的疾病。在猪圈一样肮脏的小房间里,蛛网密布,洋溢着樟脑气味,他看见了一个骸蜥似的衰朽老头儿,他的肺部呼吸时发出咝咝的声音。老医生什么也没问,就把奥雷连诺领到窗口,检查他的下眼皮内部。“不是这儿,”奥雷连诺依照别人给他的嘱咐说,然后用指尖按住肝脏,补充道:“我感到这儿痛,痛得睡不着觉。”于是,诺格拉医生借口室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