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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器在勤奋地洗衣裳，外婆的手却闲着。她的手第二次解放了，但她却十分不习惯这次的解放。
她在洗衣机前看了许久，终于摇头叹息地自言自语：
“这是什么人的手，造出了这一双巧手。”
第一部分：似是故人来拣麦穗（1）
张洁
她们要嫁的那个男人，和她们在拣麦穗、扯花布、绣花鞋的时候所幻想的那个男人，有着多么大的不同啊！ 在农村长大的姑娘，谁不熟悉拣麦穗的事呢？
我要说的，却是几十年前拣麦穗的那段往事。
月残星疏的清晨，挎着一个空荡荡的篮子，顺着田埂上的小路走去拣麦穗的时候，她想的是什么呢？
在那夜雾腾起的黄昏，蹚着沾着露水的青草，挎着装满麦穗的篮子，走回破旧的窑洞的时候，她想的是什么呢？
唉，她能想什么呢？！
假如你没在那种日子里生活过，你永远不能想象，从这一粒粒丢在地里的麦穗上，会生出什么样的幻想。
她拼命地拣呐，拣呐，一个收麦子的季节，能拣上一斗？她把这麦子换来的钱积攒起来，等到赶集的时候，扯上花布，买上花线，然后她剪呀，缝呀绣呀……也不见她穿，也不见她戴。谁也没和谁合计过，谁也没找谁商量过，可是等到出嫁的那一天，她们全会把这些东西，装进新嫁娘的包裹里去。
不过当她们把拣麦穗时所伴的幻想，一同包进包裹里去的时候，她们会突然感到那些幻想全部变了味儿，觉得多少年来她们拣呀，缝呀，绣呀实在是多么傻啊！她们要嫁的那个男人，和她们在拣麦穗、扯花布、绣花鞋的时候所幻想的那个男人，有着多么大的不同啊！但是，她们还是依依顺顺地嫁了出去，只不过在穿戴那些衣物的时候，再也找不到做它、缝它时的那种心情了。
这算得了什么呢！谁也不会为她们叹一口气，表示同情。谁也不会关心她们还曾经有过幻想。连她们自己也甚至不会感到过分的悲伤，顶多不过像是丢失了一个美丽的梦。有谁见过哪一个人会死乞白赖地寻找一个梦呢？
当我刚刚能够歪歪咧咧地提出一个篮子跑路的时候，我就跟在大姐姐的身后拣麦穗了。
那篮子显得太大，总是磕碰着我的腿子和地面。闹得我老是跌跤。我也很少有拣满一个篮子的时候，我看不见田里的麦穗，却总是看见蝴蝶和蚂蚱，当我追赶它们的时候，拣到的麦穗还会从我的篮子里再掉到地里去。
有一天，二姨看着我那盛着稀稀拉拉几个麦穗的篮子说：“看看，我家大雁也会拣麦穗了。”然后，她又戏谑地说：“大雁，告诉姨，你拣麦穗做啥？”
我大言不惭地说：“我要备嫁妆哩！”
二姨贼眉贼眼地笑了，还向围在我们周围的姑娘、婆婆们 了 她那双不大的眼睛：“你要嫁谁嘛？”
是呀，我要嫁谁呢？我忽然想起那个卖灶糖的老汉。我说：“我要嫁那个卖灶糖的老汉！”
她们全都放声大笑，像一群鸭一样嘎嘎地叫着。笑啥嘛！我生气了。难道做我的男人，他有什么不体面的地方吗？
卖灶糖的老汉有多大年纪了？我不知道。他脸上的皱纹一道挨着一道，顺着眉毛弯向两个太阳穴，又顺着腮帮弯向嘴角。那些皱纹给他的脸上增添了许多慈祥的笑意。当他挑着担子赶路的时候，他那剃得像半个葫芦样的后脑勺上的长长的白发，便随着颤悠悠的扁担一同忽闪着。
我的话，很快就传进了他的耳朵。
第一部分：似是故人来拣麦穗（2）
那天，他挑着担子来到我们村，见到我就乐了。说：“娃娃你要给我做媳妇吗？”
“对呀！”
他张着大嘴笑了，露出一嘴的黄牙。他那长在半个葫芦似的头上的白发，也随着笑声抖动着。
“你为啥要嫁我呢？”
“我要天天吃灶糖咧！”
他把旱烟锅朝鞋底上磕着：“娃呀，你太小哩。”
“你等我长大嘛。”
他摸着我的头顶说：“不等你长大，我可该进土啦。”
听了他的话，我急了。他要是死了，可咋办呢？我急得要哭了。
他赶紧拿块灶糖塞进了我的手里。看着那块灶糖，我又带着眼泪笑了：“你别死啊，等着我长大。”
他又乐了。答应着我：“我等你长大。”
“你家住哪搭呢？”
“这担子就是我的家，走到哪搭，就歇在哪搭！”
我犯愁了，“等我长大，去哪搭寻你呀！”
“你莫愁，等你长大，我来接你！”
这以后，每逢经过我们这村子，他总是带些小礼物给我。一块灶糖，一个甜瓜，一把红枣……还乐呵呵地对我说：“看看我的小媳妇来呀！”
我呢，也学着大姑娘的样子——我偷偷地瞧见过——要我娘找块碎布，给我剪了个烟荷包，还让我娘在布上描了花。我缝呀，绣呀……烟荷包缝好了，我娘笑得个前仰后合，说那不是烟荷包，皱皱巴巴，倒像个猪肚子。我让我娘收了起来，我说了，等我出嫁的时候，我要送给我男人。
我渐渐地长大了，到了知道认真拣麦穗的年龄了，懂得了我说的都是让人害臊的话了。卖灶糖的老汉也不再开那玩笑——叫我是他的小媳妇。不过他还是常常带些小礼物给我，我知道，他真的疼我呢。
我不明白为什么，我倒真是越来越依恋他，每逢他经过我们村子，我都会送他好远。我站在土坎坎上，看着他的背影渐渐地消失在山坳坳里。
年复一年，我看得出来，他的背更弯了，步履也更加蹒跚了。这时，我真的担心了，担心他早晚有一天会死去。
有一年，过腊八的前一天，我约摸着卖灶糖的老汉那一天该会经过我们村。我站在村口上一棵已经落尽叶子的柿子树下，朝沟底下的那条大路上望着，等着。
路上来了一个挑担子的人。走近一看。担子上挑的也是灶糖，人可不是那个卖灶糖的老汉。我向他打听卖灶糖的老汉，他告诉我，卖灶糖的老汉老去了。
我哭了，哭得很伤心，哭那陌生的、但却疼爱我的卖灶糖的老汉。
我常想，他为什么疼爱我呢？无非因为我是一个贪吃的，因为极其丑陋而又没人疼爱的小女孩吧？我常常想念他，也常常想要找到我那个皱皱巴巴的像猪肚子一样的烟荷包，可是它早已不知被我丢到哪里去了。
第一部分：似是故人来晶莹的泪珠（1）
陈忠实
我看着那双滋浮着忧郁气色的眼睛，忽然联想到姐姐的眼神。这种眼神足以使任何被痛苦折磨着的心平静下来，足以使任何被痛苦折磨得心力憔悴的灵魂得到抚慰，足以使人沉静地忍受痛苦和劫难而不至于沉沦。我手里捏着一张休学申请书朝教务处走着。
我要求休学一年。我写了一张要求休学的申请书。我在把书面申请交给班主任的同时，又口头申述了休学的因由，发觉口头申述因为穷而休学的理由比书面申述更加难堪。好在班主任对我口头和书面申述的同一因由表示理解，没有经过太多的询问便在申请书下边空白的地方签写了“ 同意该生休学一年”的意见，自然也签上了他的名字和时间。他随之让我等一等，就拿着我写的申请书出门去了，回来时那申请书上就增加了校长的一行签字，比班主任的字签得少，自然也更简洁，只有“同意”二字，连姓名也简洁到只有一个姓，名字略去了。班主任对我说：“你现在到教务处去办手续，开一张休学证书。”
我敲响了教务处的门板。获准以后便推开了门，一位年轻的女先生正伏在米黄色的办公桌上，手里捉着长杆蘸水笔在一厚本表册上填写着什么，并不抬头。我知道开学报名时教务处最忙。走到她的办公桌前我鞠了一躬：“老师，给我开一张休学证书。”
她抬起头来，诧异地瞅了我一眼，拎起我的申请书来看着，长杆蘸水笔还夹在指缝之间。她很快看完了，又专注地把目光留滞在纸页下端班主任签写的一行意见和校长更为简洁的意见上面，似乎两个人连姓名在内的十来个字的意见批示，看去比我大半页的申请书还要费时更多。她终于抬起头来问：
“就是你写的这些理由吗？”
“就是的。”
“不休学不行吗？”
“不行。”
“亲戚全都帮不上忙吗？”
“亲戚……也都穷。”
“可是……你休学一年，家里的经济状况也不见得能改变，一年后你怎么能保证复学呢？”
于是我就信心十足地告诉她我父亲的精确安排计划：待到明年我哥哥初中毕业，父亲谋划着让他投考师范学校，师范生的学杂费和伙食费全由国家供给，据说还发三块钱零花钱。那时候我就可以复学接着念初中了。我拿父亲的话给她解释，企图消除她对我能否复学的疑虑：
“我伯伯说来，他只能供得住一个中学生；俺兄弟俩同时念中学，他供不住。”
我没有做更多的解释。我的爱面子的弱点早在此前已经形成。我不想再向任何人重复叙述我们家庭的困窘。父亲是个纯粹的农民，供着两个同时在中学念书的儿子。哥哥在距家四十多里远的县城中学，我在离家五十多里的西安一所新建的中学就读。在家里，我和哥哥可以合盖一条被子，破点旧点也关系不大。先是哥哥接着是我要离家到县城和省城的寄宿学校去念中学，每人就得有一套被褥行头，学费杂费伙食费和种种花销都空前增加了。实际上轮到我考上初中时已不再是考中秀才般的荣耀和喜庆，反而变成了一团浓厚的愁云忧雾笼罩在家室屋院的上空。父亲供给两个中学生的经济支柱，一是卖粮，一是卖树，而我印象最深的还是卖树。父亲自青年时就喜欢栽树，我们家四五块滩地地头的灌渠渠沿上，是纯一色的生长最快的小叶杨树，稠密到不足一步就是一棵，粗的可作檩条，细的能当椽子。父亲卖树早已打破了先大后小先粗后细的普通法则，一切都是随买家的需要而定，需要檩条就任其选择粗的，需要椽子就让他们砍伐细的。所得的票子全都经由哥哥和我的手交给了学校，或是换来书籍课本和作业本以及哥哥的菜票我的开水费。树卖掉后，父亲便迫不及待地刨挖树根，指头粗细的毛根也不轻易舍弃，把树根劈成小块晒干，然后装到两只大竹条笼里挑起来去赶集，卖给集镇上那些饭馆药铺或供销社单位。一百斤劈柴的最高时价为1。5元，得来的块把钱也都经由上述的相同渠道花掉了。直到滩地上的小叶杨树在短短的三四年间全部砍伐一空，地下的树根也掏挖干净，渠岸上留下一排新插的白杨枝条或手腕粗细的小树……
第一部分：似是故人来晶莹的泪珠（2）
我上完初一第一学期，寒假回到家中便预感到要发生重要变故了。新年佳节弥漫在整个村巷里的喜庆气氛与我父亲眉宇间的那种根深蒂固的忧虑形成强烈的反差，直到大年初一刚刚过去的当天晚上，父亲便说出来谋划已久的决策：“你得休一年学，一年。”他强调了一年这个时限。我没有感到太大的惊讶……父亲接着就讲述了他的让哥哥一年后投考师范的谋略，然后可以供我复学念初中了。他怕影响一家人过年的兴头儿，所以压在心里直到过了初一才说出来。我说：“休学？”父亲安慰我说：“休学一年不要紧，你年龄小。”我也不以为休学一年有多么严重，因为同班的五十多名男女同学中有不少人都结过婚，既有孩子的爸爸，也有做了妈妈的，这在50年代初并不奇怪，解放后才获得上学机会的乡村青年不限年龄。我是班里年龄最小个头最矮的一个，坐位排在头一张课桌上。我轻松地说：“过一年个子长高了，我就不坐头排头一张桌子咧——上课扭得人脖子疼……”父亲依然无奈地说：
“钱的来路断咧！树卖完了——”
她放下夹在指缝间的木制长杆蘸水笔，合上一本很厚很长的登记簿，站起来说：“你等等，我就来。”我就坐在一张椅子上等待，总是止不住她出去干什么的猜想。过了一阵儿她回来了，情绪有些亢奋也有点激动，一坐到她的椅子上就说：“我去找校长了……”我明白了她的去处，似乎验证了我刚才的几种猜想中的一种，心里也怦然动了一下。她没有谈她找校长说了什么，也没有说校长给她说了什么。她现在双手扶在桌沿上低垂着眼，久久不说一句话。
她轻轻舒了一口气，扬起头来时我就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