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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北京青年报》这样的报纸，本来和电脑不搭边儿，也纷纷创办电脑专版，那时候媒体的地位比今天高，声誉也比今天好，媒体广告人员在企业面前还能挺直腰杆，个个都像官员一样耀武扬威，因为刊登广告的企业在门口排着队。
做广告就像买东西，也要讲究物有所值。按照这一年对于微机市场广告收看效果的一项调查：综合类报纸的广告为30％；专业报刊为33％；电视广告最高，达到48％。所以电视广告的价格也最贵。尽管中央电视台的广告标王还要等到两年以后才能产生，但是广告费的大幅提升，却是从1993年开始的。他们在3月1日把广告提价20％，在7月1日又提高了25％。广告部主任谭希松振振有辞地说，市场经济条件下应按价值规律办事。那些精明的企业老板也真信这一套，这中间有联想，也有方正。它们把大把钱花在晚上天气预报前后的黄金时段。购买黄金时段以秒计算：片头5秒每秒3836元；片尾5秒每秒3068元；19点的报时钟5秒便宜些，每秒也要1315元。
计算机广告出现在城市的大街小巷，出现在普通人的家庭，每分每秒都是钱。如果你要在北京建国门大街竖起一块路边广告，每天必须付款602元7角3分。你要在那一年召开的第七届全国运动会上做个一分钟广告，就要付7万元。在北京电视台的一个节目挂上你的品牌，也要10万元。不过，北京之外那些城市的电视广告还没把价格抬起来，其中10个省城电视广告的平均价格，每秒钟33元3角3分，比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广告还便宜——后者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前广告是每秒钟38元9角3分。
尽管如此不惜血本，可是到了1993年将要结束时，几乎所有的中国人——长城、联想、浪潮、东海，甚至还有国务院机电部——全都意识到，在这第一轮的市场较量中，他们输了。外国微机每战必胜，国产微机步步退却。这一点就连那些报刊编辑也意识到了，他们每天都在刊登那些让人紧张的新闻标题，诸如：
外商活动频繁竞相瓜分中国计算机市场
国际电脑公司大举进军中关村
洋电脑船坚炮利围剿土著公司
国家如袖手旁观，开发区将成多米诺骨牌。
局外人看了这些，还以为是编者故作惊人之语，可是有个名叫维健的福建人，一定不会这样想。此人以捣腾计算机配件为赚钱手段，所以隔三岔五地飞到中关村来看行情。他说这是呼吸一下中关村的空气，以保持自己头脑清醒。在1993年和1994年相交的那个周末，他在中关村看到了什么呢？他看到冷清代替了火爆，看到95％的店家周日不营业，看到让利酬宾，买一送一的横幅在寒风中抖动。本来不是黄金星期天的么？他对一位记者感叹，中关村怎么了？记者回去写篇文章，把中关村平静的星期天给描述一番，发表在1994年1月1日的《北京试验区报》上，里面说，中关村出奇地萧条……连平时都卖不动，何况星期天。
老实说，90年代前期计算机市场的局面，只不过是80年代后期家用电器市场的续篇。蜂拥而来的外国货改变了中国人的生活，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个国家民族主义情绪反而达到高潮。
一开始，爱国主义激情是那些外行人掀起来的，行家里手大都表示怀疑。中关村淹没在失败主义的情绪中，高级经理们窃窃私议的是：我们还要不要做自己的微机？还是只配做外国品牌的代理商？竞争太残酷，国产微机制造商只有招架之功，有些还在勉力支撑，脑子转得快的那些人，转而寻求与外国公司握手言和，化敌为友。长城和IBM、方正和DEC、四通和paq，都是那时候风传的中关村故事。段永基还为此发明一个动人的新理论：站在巨人的肩膀上。但是电子部的一位官员不这样看，他说：一个外国公司加一个中国公司，能打败中国一个行业，真不知道还会有谁能做国产微机。
柳传志指出了正在动摇中关村的真正问题，他在公司大会上对全体员工说：现在我感到紧张，满脑子装的是如何使整个公司形成同仇敌忾的气氛，都有背水一战的决心。首先要大家明白，后面就是河。如果这一关过不去，我们必死无疑。同样的意思，总工程师倪光南是用另外一种方式来表达的：我们国家还要不要自己的计算机工业？都说要，那么谁来做这件事？事实上，这个重任已落在联想身上。尽管这两个人之间日后发生激烈冲突，乃至分道扬镳，你死我活，但在这个春天，大家空前团结。就像倪光南说的：不管我们愿不愿意，实际上已充当了民族计算机工业的旗手。
不管是背水一战还是高举大旗，当时似乎只有联想敢说这个大话，因为它第一次成为计算机行业的销售第一。中央政府发布的统计公报表明，它在1993年保持了惊人的成长，销售额达到301520万元，超过国内所有最著名的企业——赛格、长城、北大方正、浪潮、四通、长江、科海和福建实达。对于一个公司来说，这有历史意义。对于整个中国来说，也是一个幸运。柳传志尽管心情紧张，担心满盘皆输，手上却还拥有最后一个赌注，正是那个29岁的杨元庆。柳传志后来承认，当时推出杨元庆是拼命赌一把，杨元庆则认为，这是放手一搏，不是赌博。无论怎么说，这对于杨元庆个人历史和整个国家的历史来说，都是最具刺激性的时刻。
1994年3月19日，杨元庆仓促上阵。柳传志再次说服他打消出国留学的念头留下来，就像当年说服倪光南带着汉卡技术加盟联想一样。他在关键时刻选贤任能的本领简直是登峰造极。他把与微机有关的研发、生产、销售、物流供应和财务运作全都交给杨元庆。在以后的几年中，柳传志用既杰出而又符合中国现实的哲学思想指挥着公司航向，杨元庆则利用手中大权和他代理惠普产品时获得的经验，彻底改造了公司的商务体制。这一老一少构成相辅相成的搭档，导演了国产微机的绝地反击战。
杨元庆全力以赴，像个上足了发条的闹钟一样滴滴答答转个不停。命运不允许他去接受西方教育，却迫使他在市场上与西方列强一争高下。他并不擅长技术，但却是个商业奇才。此人的出现标志了联想微机的转折点，而且也是整个中国微机事业的转折点。这一点大多数人是在两年以后才意识到的，而在当时，人们都拿怀疑的眼光打量他，就连他自己也觉得信心不足。就任新职之时，他是有点风萧萧兮易水寒的味道的。他对多年的助手林扬说，代理惠普业务的前途光明，而联想微机很难再有作为。不过，他是那种只要认准彼岸的目标就会豁出命来划船、就算明知这船要沉下去也不会罢手的人。
这个注定要承担起微机革命的人，既不是公司研究部门的资深科学家，也不是老一代的管理者，他甚至与公司传奇般的汉卡开发历史没有任何联系。他1964年出生在安徽合肥，祖籍却是浙江定海，那里是中国最大的渔场。不过，这个家族的打鱼为生的历史到他的上一辈结束。杨元庆在安徽长大，在上海完成大学学业，又回到安徽，进了中国科技大学读研究生。这就是他进入联想之前的全部履历。那段生活尽管简单，但却在他的性格中留下两道深深的轨迹，并行不悖：一道是严谨和注重逻辑；另一道是自由、开放、雄心勃勃。
杨元庆比柳传志小21岁，是属于晶体管时代的一代新人。他的外表令人印象深刻，身高1。81，宽肩，面色白净，棱角分明。无论在当时还是成名之后，他都不是那种喜欢张扬的人。他的性格是一个矛盾的集合体：敏捷却又内敛、刚硬却又含蓄。他有一种过人的智慧，但却并不善于与人沟通。他在行动的时候总是带着一种强烈的霸气，锋芒毕露，对任何事任何人，包括对他的老板柳传志，都是一副坚决、固执和不肯妥协的态度。但在表达思想的时候，他总是露出一丝羞涩。他在公开场合讲话总是显得不够自信，因而带着难改的口头语：我觉得……我觉得……，或者这个……这个……。以当时情形来看，柳传志身边的年轻人中，有很多比杨元庆更聪明，更机敏，更善于表达，也更早地进入公司的权力核心。但是毫无疑问，杨是当时公司里面业绩最为突出的经理之一。
现在，他想像着和那些跨国公司的竞争是一件多么刺激的事，决心大刀阔斧地改变公司。他在白颐路南端的科技贸易中心大楼里买下1000平方米的楼层，开辟了他的指挥中心。这地方朝市中心的方向靠近了大约3公里。分散的管理体系开始向新的部门集中，杨元庆将与微机有关的一切权力集于一身，把归在他名下的300多人一举削减三分之二，只留下112个人，个个都是精兵强将。杨在公司的年轻人中有一大批支持者，但最重要的是，他得到了一些元老的支持。转眼之间，人人都像回到创业的年代，克勤克俭而又充满激情，还很有想像力。
经过过去10年的耳濡目染，大多数中国人总算明白了个人计算机意味着什么。不过，计算机的进入家庭远不像彩电那样长驱直入，所向披靡。那时候能够使用计算机的人毕竟不多，通常限于家庭里的极少数人，不像电视那样男女老少都离不开。微软视窗操作系统还不流行，电脑显示屏上那个不断闪烁的提示符——C：，实在叫人摸不着头脑。电子打字机依然是首选的办公机器，拥有M2401电子打字机的四通公司，要比联想风光得多。更重要的是，中国人收入很低，大城市里每个职工平均工资不到4000元。诸如Aapple、HP、IBM之类的电脑，虽然性能卓越，拥有很高的工艺水平，可惜价格太贵。所以中国的家庭从一开始就把目标放在低档兼容机上——只要装上一块386的中央处理器、一个8MB的内存条、一块200MB的高速硬盘，再加上SVGA彩色显示器，就够用了，而价格只有名牌机的三分之一。廉价兼容机刺激了人们的购买欲望。它在成功占领办公室之后，又在借助学校这个跳板向家庭渗透。日愈正规的计算机教育对消费者来说就像火上浇油，那些育有孩子的父母都在想像，有朝一日把电脑搬到家里，越来越多的教师、科学家、记者、作家也愿意在家里使用电脑来工作。慧聪商情网在年初的一份调查报告指出，在北京这样的大城市，有42。41％的家庭打算在1994年购买电脑，另外还有47。02％的家庭准备在未来两年购买电脑。很显然，家庭已经不仅仅是潜在的用户，而且还是现实的购买力。一些雄心勃勃的企业家看到这种情况，迫不及待地把计算机引到家用电器的道路上，事实证明这又是一条歧途。家用电脑不同于商用电脑，但它也不是通常意义上的家用电器。这一点现在人人知道，但在当时，似乎只有杨元庆和他手下的那一群人能够理解其中含义。
我们既然是一个中国品牌，就不要把自己定位在阳春白雪的高位置上。杨元庆对属下这样说。他指出：为中国三亿个家庭提供的电脑，一定要和他们的购买能力相适应。他就任之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把联想电脑原来的定位给改了。新一代电脑被定名为Economic，也叫E系列。这是什么意思呢？杨元庆解释说。就是经济型电脑。对于我们联想来说它是最合适的，对于中国家庭来说，它也是最合适的。
以经济型来自我标榜，这无论在联想公司还是在我们国家的计算机行业，都是第一次。杨元庆后来一直认为，1994年国产微机对外国品牌的阻击战，就是从E系列开始的。如果他说得不错，那么它就应该是中国计算机历史上最重要的事件之一。这一计划的最伟大之处就在于它的廉价。他们利用几个相互竞争的供应商提供配件，让这些供应商相互竞标，还有可能以很大的批量来降低成本。一个名叫刘军的人成了技术主力。这个眉清目秀的小伙子无论怎么看都不像电脑工程师，而更像个影视明星。他在读完清华大学研究生的学业之后加入联想，后来成为公司最有权力的副总裁之一，但在1994年，他还只是一个普通员工，比别人多的唯一优势就是他能不分昼夜泡在公司。他连续泡了40天，为E系列设计了4款机型，其实就是把一堆元件攒进一个机箱，唯一的目标是想方设法降低配置。不过，这仍然是让刘军能够激动一辈子的话题：它的战略定位可圈可点，在这之前我们也曾想过把机器做便宜一点，但那还是针对商业客户。现在我们第一次在脑子里想着千家万户，而且，我们真的把成本降下一半。
5月第一周，E系列摆上成百上千的电脑柜台。当时的电脑差不多要3万元一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