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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全国。一个是周林频谱仪。它被一个名叫周林的教授发明出来，专门用来对付中国人的腰酸腿疼、筋骨损伤。到1995年，全国每100个家庭中，就有一个在使用它，其销售额在中关村仅次于联想LX486系列微机而居第二位。周林公司借此大发利市，但也频遭诟病。有消息说它不过是仿造了古老的红外线治疗仪，并不具有更多疗效，弄得消费者将信将疑。1995年12月8日，《光明日报》以巨大版面发表调查为周林正名，希望能够扭转颓势。但是即使没有那些非议，消费者的热情也保持不了多久。周林频谱仪也就像天空中的一道流星，一闪而过。另外一个是亚都加湿器。此前我们提到何鲁敏为它孤注一掷，卧薪尝胆，终于把它搞成了。1994年成了亚都最辉煌的一年，全中国无人不知。此后他竟一错再错，导致公司每况愈下，终于在1998年跌入深渊。这事容我们稍后再说。
几年以前频频亮相20佳排行榜的那些公司，这时大都榜上无名，而这时榜上有名的，两年之后也就没有了，更不要说10年以后的今天。1995年6月四通大厦竣工。这座51米高的建筑坐落在海淀区政府大街的繁华地段，由宝石绿的中空玻璃和花岗石镶嵌，烁烁生辉。报纸把这件事当做一个喜讯来张扬，说全国最大的民营高科技企业，在成立的第11年之后终于有了一个属于自己的大厦。然而一份呈送政府的报告却暴露出，这最大的民营高科技企业已经来到由盛而衰的转折点。尽管段永基坚称四通打字机一直到1997年还有销路，但是有证据表明，这东西和联想微机比起来，就像跷跷板的两端，后者升起之时，必是前者坠落之日。在1995年以前的很多年里，电子打字机一直是中关村销量最大的产品，四通也因此成为中关村20强之冠。但是从这一年开始，联想486系列微机的销量成为中关村拳头产品排行榜的第一名，四通中外文打字机落到第九位。又过了一年，四通打字机便名落孙山。从这种细微的比较就可以知道，商业世界里的兴衰沉浮是多么残酷和莫测。
人们越来越喜欢拿联想和四通做比较。联想在汉卡被软汉字取代的时候握住了制胜之钥，而四通因其电子打字机市场被微机侵夺，一败涂地。其中关键，由柳传志的一句极为出色的话加以概括：这是个转型问题。市场上没有永恒的东西，无论多么好的产品，早晚会被淘汰。所以说，你可以得意，但不能糊涂。
转型是企业成长之路上的应有之义，可惜大多数企业全都转不过去，就此完蛋。全世界都一样。90年代中关村的转型虽然有着无数荒唐故事，但是我们还没有看到有哪一个可以和四通相比。它像个没头苍蝇一样到处乱撞，头破血流，还能忽悠全国当它是常胜将军。
段永基不是傻瓜。柳传志明白的事，他不会不明白。事实上，至少在两年以前，他就意识到电子打字机不可能青春万岁，试图为公司另觅出路。1993年到1996年，他说的话可真不少，他的声音响彻中关村大街，不是第二次创业，就是与巨人同行。中关村被他弄得热血沸腾，甚至整个国家都有人听信，把这些口号当做包治百病的良方。人们都被他当初力挽狂澜、带领四通走出深渊的光芒照花了眼，以为他依旧无往不胜，可是幸运之神似乎不再光顾这个人。他机变百出，满嘴跑舌头，却处处碰壁。他先是在深圳设立微机组装生产线，其生产能力远在联想之上。可惜工厂管理混乱，还涉嫌走私，遭到海关处罚之后一蹶不振。柳传志要是遇到这种局面，拼出性命也要起死回生，而段永基居然一点也不在乎。他轻而易举地把自己的热情转了向，去开发一种名叫税控打字机的产品。顾名思义，这东西是防止买家和卖家串通一气偷逃税款的。商家偷逃税款，从来都是一种普遍现象，而全国商家数以百万计，从京城一直伸向数千公里外的边陲，可以想像，无论多么严密的税务征管体系也无法一一涉足其间。所以这个产品获得财政部的激赏，也成为政府金税工程的一个计划。有一段时间，段永基把公司的未来寄托在这个饱含高新技术和高尚道德的小机器上，以为依靠政府力量就能扫除一切障碍。可是他却忘记了，对于买家来说，这等于是让人家花钱买回去一个税务警察，所以新产品在市场上遭遇抵制就一点也不奇怪。消费者的力量比政府的力量更强大，段永基最终发现自己成了众矢之的。除了财政部，他有一次对朋友这样说，所有的人都在骂我。
这位最富盛名的中关村企业家屡战屡败，更要命的是，他竟越战越勇。1995年他指挥公司兵分四路，向医药、食品、建材、电子行业大步进军，把这叫做大公司战略。于是四通的战线从京西拉到京东，接着跨越半个中国，拉到深圳和珠海，然后掉头北上，进军江淮流域的苏州、扬州和蚌埠。其麾下的产品包括打字机、计算机、芯片、维生素C、水泥、糕点、糖果、儿童食品、配电器材、医疗器具、电灯泡、自动门、房地产，还有金融证券和国债交易，完全是一副通吃天下的架势。就像四通副总裁李玉琢说的，一场疯狂的盛宴，大块吃肉，大碗喝酒。不过，这是事后诸葛亮，当时没人发出这样的警告。记者们为了证明大公司战略多么辉煌，每天都在追踪四通名下的新工厂。四通食品公司、四通医药公司、四通建筑建材产业集团、四通松下电工有限公司，这些工厂的开业典礼全都成了报纸上的新闻。到后来，就连记者们也搞不明白四通到底在做什么，于是有个名叫林诚的人就写了一篇文章，说四通销售的是一种文化。
不管你说得多么天花乱坠，公司总是要挣钱的。可是四通的大战略却好像是个大黑洞，钱就像洪水似的，有去无回。坏消息一个接一个地传过来。珠海房地产亏损2。3亿元。税控打字机成了一场灾难，不仅不能如可行性报告所说，每年赢利6538万元，而且血本无归。在深圳的微机也完全不是报纸上说的产值将达3亿美元，80％将出口，而是大批积压，降价甩卖，导致减收1341万元。公司陷入严重的财务困境，无节制的扩张导致4。3亿元陷于房地产和股票之中，不得不大批举债以维系收支，如同雪上加霜，因为高额债务让公司在1995年的利息支出增加161％，利润下降95％，只剩132万元了，其资金利润率刚刚超过0。1％。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你把钱存在国家银行里，然后回家睡上一年大觉，你的资金回报也要比这高出几十倍！
在中关村早期那些杰出公司里，四通曾是最杰出的一个。它也是两通两海中最后一个退出历史舞台的。在终于消亡之前，它还要折腾出好多事，因此还能不断地回到公众视线中。但是毫无疑问，从这时起，它已金玉其外，败絮其中。就像其他那些中关村的开拓者一样，四通在打碎一个旧世界的过程中放射出耀眼的光芒，但是，在建设一个新世界的过程中，却缺少一种生生不息的力量。
公司的盛极而衰是个适用于全世界的规律，也是90年代中关村传奇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在无数令人难忘的故事中，如果说四通衰落是由于内在机制不足以促成它的转型，那么，许瑞洪和他领导的华科公司就是一种外来力量的牺牲品。之所以要说外来力量是因为它不是经济因素，而是非经济因素，主要是政治影响和行政手段。在中国，这种外来力量通常都是造成经济波动和企业兴衰的最重要的原因。
时至今日，华科少为人知。当年矗立上地产业基地、声名赫赫的那栋瑞洪大厦，也已换了主人。但是有不少人仍然坚信，如果华科那时能够度过难关，那么后来的程控交换机市场上也许就不会有华为这个名字，至少也是双雄并立的局面。实际上，这局面早在1994年就曾出现在市场上，南有华为，北有华科这句话，当时响彻整个国家。
许瑞洪和柳传志、段永基是同一代人，也拥有同样优良的教育背景。他毕业于清华大学，然后成为这所学校里一个专事科研的教师。这是一个乡巴佬进入都市文明圈的许可证。他是江苏省金坛县一个贫苦农家的孩子，15岁之前从来没有去过比县城更远的地方。他一面干着所有乡下孩子都要干的那些活——放牛、插秧、炸石、铺路，一边断断续续读完小学和中学。1965年他20岁，来到中关村。那是他第一次坐火车，从县城到省城，从省城到京城，此后他没有离开中关村，却始终保留着浓重的乡音，以及对于家乡的深深记忆。他8岁丧父，母亲改嫁，继父还是一个农民，除了地里的庄稼之外什么也不关心。许瑞洪为了凑齐学费完成学业，不得不恳求姨妈。姨妈把自己陪嫁的银质手镯给了他。这是他当时见过的最豪华的器物，他把它卖了8块钱，而这点钱远远无法满足他在清华大学的开销。事实上，这孩子几乎完全依靠课余时间为学校劳动，才终于完成学业。在这样一个环境里长大的人，心理上有个烙印是有决定意义的，那就是深知物力艰辛、底层屈辱，对金钱权势具有一种奇特的敏感。
1984年他离开北京，受学校委托到新办的深圳大学去做教师，但是本能深处的那种力量却驱使他把热情转向他方。他开始接受买与卖的熏陶。深圳已经是个特区，商业气氛比中关村更浓，到这里来闯荡的人，大都是无法无天之辈。许瑞洪很快就证明自己是一个商业天才。我不喜欢炒外汇，也不喜欢房地产。他说，我的专业是通讯，我只做那些我了解的东西。他在五花八门的电子产品当中选择了程控交换机，其实就是把台湾的产品弄进海关来，再转手倒卖。那时候华为还没诞生，整个深圳只有他一个行家里手。所以他很快垄断了这桩买卖，并且在第一年里挣了70万元。在当时，他的月薪只有56元，所以这笔钱对他来说是个大数。
这些钱远远不能让他满足，却使他信心大增。他在两年后回到北京，被安排在电子部第六研究所。他早被深圳弄得心猿意马，无法端坐实验室中，只想到市场上去大干一场。这想法与六所所长李曼俊不谋而合。如前所述，李曼俊在长城0520的开发中是个出色的组织者，现在又很痛快地借给许瑞洪28万元，让他去注册公司。许瑞洪拿到这笔钱，转手划给海关，为一批货物支付进口关税，把货运进来，而这边早有买家等待。原来此人从深圳到北京，兜里一直揣着程控交换机的订单。如今公司还没正式挂牌，他已捞了一票。
手上小有积累之后，许瑞洪立即离开李曼俊的办公楼，在白颐路东边的榆树林11号租间小屋，挂起华科通讯公司的招牌。那是一间40平方米的公寓，没有暖气，也没有办公桌。然而这一切都挡不住他从垄断的程控交换机生意中继续赚钱。年底结算之时，许瑞洪想到的第一件事，就是把李曼俊那笔钱还清。这李曼俊也非等闲之辈，已经发现华科是棵摇钱树，所以告诉许瑞洪，钱不必还了，那笔款子原本就是六所的投资。
糟糕的是，当时谁也没有捅破一层窗户纸，那就是，华科公司的资产究竟属于谁？我也没有办法啊，许瑞洪后来说，连我自己都是六所的人。像其他所有先行者一样，他正站在新世界的入口处，迫不及待地想要闯进去，完全想像不到前面有什么东西在等着他，当然也不会意识到，华科从此便和政府有了一种扯不清楚的财产关系。这是一粒悲剧的种子，只等时机一到，就要生根发芽。
许瑞洪牢牢控制着自己的生意，令人羡慕。他迎合了正在崛起的社会需求，也让自己势不可挡。全国都在大兴土木，那些建了高楼大厦的人，想要买的第一样东西就是电话。这个国家对有线电话的需求以每年三位数的幅度增长着。离开程控交换机，电话就成了无源之水，而全中国还没有哪个地方能够生产它。许瑞洪因此成了救世主。那段时间，想要购买程控交换机的人全都跑到中关村来找他，甚至把钱先交给他，再到门口排队等待接见。许瑞洪眼见需求如此巨大，灵机一动，打算自己制造，结果还真的被他干成了。这是1990年。许瑞洪后来一直说，中关村第一个自主开发的产品是华科牌程控交换机，就是指这件事。
说第一，也许不算夸大，但若说自主开发可就有点吹牛。原来所谓华科牌程控交换机，不过是国内组装的外国货。当时许瑞洪来到清华大学东门外，租来一大排平房，花20万元从深圳买进一套流水线，又回身跑进清华，领来一堆学生当工人，每天付给每人20块，还管一顿饭。一切就绪之后，就把进口组件搬将进来，一套接一套，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