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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的加班费，还有1000只鸽子、5尺缎带、一把剪刀、一个专为剪彩用的金属托盘、10位礼仪小姐。这些都是要花钱的，把所有企业赞助和广告收入全都加上，还嫌不够，政府于是从财政机动款中拨出110万元来救急。
节日持续5天，高潮不断。白颐路有史以来，还从没有过如此热闹的场面。热闹过后，又有数十万人投入一场规模空前的海选——选出他们最喜爱的十大知名电脑品牌和十大软件企业。面对这番景象，任何人都难免沾沾自喜，可是当时没有一个人说明喜从何来。不用说，官员们是主角，他们坐在主席台上，随着记者的镜头摆开姿势，照了又照，面带微笑。一位副市长，林文漪，来到庆祝大会上，代表北京市政府向中关村的建设者祝贺，这份经过政府讨论过的贺词有个鼓舞人心的题目：十年耕耘结硕果，任重道远再拼搏。
副市长朗朗有声，没看见下面有些听众面面相觑。十年耕耘？那么1988年以前的垦荒者呢？陈春先还是第一人吗？两通两海还是1988年以前中关村最杰出的代表吗？还有胡耀邦他们的批示呢？还有温家宝、于维栋的调查小组呢？还有周光召、曾茂朝这些人呢？还有李曼俊、严援朝呢？难道今天的中关村，不是在电子一条街的基础上续写出来的吗？
历史进程延续既久，人们就会淡忘源头，总以为今天的故事都是今天才开始的，很容易剪去千条支流，把历史净化到只剩下一条主航道。我们回看1998年的中关村，看到大街上挂着4525家新技术公司的招牌，看到它们把1263项科技成果变成商品，一年卖出451亿元的产品，为30万人发工资，把13亿元税款交给政府，还把4100万美元的外国资本吸引来，就容易忘记那些已经死亡的公司——它们比活着的公司还要多；我们看到有208家公司拥有千万资产，还有另外54家成了亿万富翁，就容易忘记它们连公司总数的6％都不到，至于另外那94％，都在生死线上挣扎呢。
我们曾提到，中关村的一个秘密是，这里的人们都能去做他们想做的事。但这不是唯一的。它的第二个秘密是新陈代谢，吐故纳新。其中要旨，除了让好的企业迅速成长，更要让不好的企业尽快死去。
历史有时候会埋葬开创历史的人，不然它就不能前行。在经历了20世纪最后20年的剧烈变化之后，没有一个中关村人还能依然故我、不改变对这个国家的看法。国内市场其实是各种观念、各种习惯、各种经济理论、各种政府政策、各种社会关系、各种人性进行较量的战场。不但到处都有知识精英，而且到处都有背井离乡怀揣发财梦想来淘金的学生、工人和农民；不但到处都有成功者的神话，而且到处都有失败者的悲歌。昨天的失败者到今天就成了英雄，而今天的英雄到明天也许就会完蛋。
产生这些变化，有个新现象是其中原因，那就是市场上的优胜劣汰，物竞天择。段永基在这一年写了一篇文章，里面说：中关村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现象，就是在此地长大的都是民营企业。相反，没有一间国有企业在中关村长大。当时很多人都认为，民间力量的崛起之时，也就是国家力量的沉沦之日。甚至那些熟悉情况的人，也不免产生这种偏执的想法。可是单就产权来看，至少到1998年为止，中关村规模最大的三家企业——联想、方正，以及段永基本人领导的四通，都不能说是民间所有。不过，中关村所有成功企业的背后都没有政府意志，这倒是真的。别看他们见了市长就点头哈腰，其实眼睛里面只有市场。世道不同了，把企业引向成功之路的，不是政府高瞻远瞩的指导方针、不是官员们空洞无物的报告，也不是挂满墙壁的奖状和称号，而是消费者腰包里的钱。
依靠为消费者提供高性价比的微机而闻名的联想集团，现在又在发布新广告。春夏之交的时候，它的第100万台微机走下流水线。对于公司来说，这比政府颁发的任何奖状都重要。经过将近20年的飞速发展，中国的微机拥有量已经超过1000万台，但要说到国内的制造商，还没有哪一家达到了100万台的水平。三年前联想微机达到10万台的时候，长城微机还遥遥领先呢——20万台，可是现在轮到联想了。想到这些，乔健激动不已。这位联想公司品牌推广部的经理是个女性，开朗活泼、激情四射，脑子里面充满希奇古怪的念头。但是她再也不相信把卖方当主角的年代还能重现。这100万台联想电脑是全国人民共同创造出来的。她对广告的设计人员说，我们不再需要那种惟我独尊的架势。她是把用户当做广告主角了，希望让产品跟着用户走，而不是引诱用户跟着产品走。这同经典的广告理念大不一样。
广告业在过去10年成了膨胀速度最快的行当。媒体在理论上仍然是党的喉舌和耳目，其实早在名利场上驾轻就熟。它们在企业一帆风顺时分一杯羹，在企业步履艰难时也能趁火打劫。1993年是中国计算机企业的艰难时世，也是媒体的黄金时代。1998年中国计算机企业盛况空前，还是媒体的黄金时代。看来广告人员比采编人员更快地适应了时代变化，也更有想像力。他们在企业的困难时期提高广告费，在企业的崛起时期公开招标。这些办法都是中央电视台首创的。电视的影响力已经无可挽回地超过纸质媒体，它快捷便利，远离纸墨，接近真实的表演舞台，更容易进入千家万户。彩色电视机的普及，把这一切优势推向极端。中央电视台的垄断地位，使得它在这个领域里无可匹敌。企业趋之若鹜，杰出的企业更加趋之若鹜。电台广告部主任谭希松显然摸到这个规律，于是宣布，他的广告竞标是衡量中国企业市场影响力的重要指标。1994年11月，孔府宴酒以3079万元夺得新闻联播和气象预报之间的5秒广告。就连野心勃勃的谭希松也吃惊不小，脱口说出一个标王来，不料成了一声号角，每年一到这个季节就响彻全国，吹得企业晕头转向。1996年，山东秦池酒厂花费6666万元，做了标王。1997年，还是秦池，因为它的工厂电话号码是3212118，所以这一次它就花了3。212118亿元。这数字在中国人看来很吉利，但是秦池很快垮台了，因为这笔广告费相当于它全年利润的6。4倍！
这时候，所有人都意识到，原来所谓标王是个陷阱，专门引诱那些好大喜功、忘乎所以的人往里跳。只有一家专卖VCD的公司还被蒙在鼓里。1998年，爱多接替了秦池的王者之位，其实是第二个冤大头，就像吴晓波在他的《大败局》里说的，它重演了悲剧标王的一幕。如果不是考虑到中国人刚刚开始学习市场上的那一套，过分幼稚，没有经验，这一切都可以理解为胡闹，可以一笑置之。当然也可以理解为旧体制下诞生的一个怪胎，因为秦池无论花多少钱，都不是他自己的，也不是他自己要花的，而是政府官员们指示他们花的。
经过80年代呱呱落地、依靠自我调节成长的童年期，又经过90年代激情四射、横冲直撞的青春期，到20世纪这最后两年，还真有人把中关村和硅谷相提并论了。中关村掀起的第二次技术浪潮和商业浪潮进入高峰，把整个国家推进微机时代。然而微机制造商的辉煌只不过是过去多年奋斗的结果，而互联网公司的出现才是新世纪的曙光。
在第二次技术浪潮中表现杰出的王志东，注定还要成为第三次技术浪潮的耀眼人物。在继续叙述他的故事之前，我们还须交代另外两个人物。这就是丁磊和张朝阳。这两人创办的网易和搜狐，与王志东的新浪并称为三大网站，不约而同地诞生于1998年。从大历史的角度来看，没有什么比这件事更能反映时代的骤变。
1998年2月16日，丁磊依靠他的网易，在广州开通中国大陆第一个全中文界面的免费网。9天之后，张朝阳的搜狐也在北京鸣锣开张。如果我们还记得张树新的故事，就会很容易地联想到，此前中国的互联网事业已有12个月的尴尬期。张树新败得很惨，她的瀛海威在耗尽所有投资之后还没找到赚钱机会，让大多数窥视互联网的人踌躇不前。只有丁磊和张朝阳是个例外。这两个人全都年轻气盛，全都聪明过人，全都被互联网迷住了，而且陷得很深。有证据表明，他们全都熟知张树新的起伏，从前辈的故事中受到震撼，也得到灵感。
除此之外，我们在这两人身上很难找到共同之处了。丁磊出生在浙东的海滨城市宁波，张朝阳却是在西北黄土高原深处的西安市长大成人。当这两人站在一起时，你怎么也不会想到他们会是同道。一个拥有典型的江南人的白净和斯文，面相柔和而无棱角，看上去就像邻家的老实可爱的大男孩；另一个线条粗糙，满脸脏兮兮，像个街头野小子。两人在经历上同属于中国信息产业的第三代人，但是张朝阳却年长好几岁，当他1993年在美国麻省理工学院获得博士学位时，丁磊刚刚在成都电子科技大学完成本科学业。
然而单就互联网的历史来看，丁磊却是捷足先登。他的网易公司创建于1997年5月。可以肯定地说，此前在政府电信局的工作经历给了他最初的互联网知识。他后来说，在电信局两年，我最大的收获就是搞懂了互联网是怎样一回事，也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互联网必将是一个巨大的市场。他在全国主干网上架起一个BBS，这在中国是个第一。他一度非常着迷，很快又移情别恋，迷上了免费电子邮件系统。丁磊头脑开阔，兴趣广泛，思路庞大，长于系统构架，拙于编写程序。幸运的是，他在自己的BBS上认识了华南理工大学二年级学生陈磊华，而此人是个天生的程序工程师。不用说，两人一拍即合，联手开发出中国第一套双语电子邮件系统。它是丁磊第二次创造的中国第一，也为网易打开通向用户的大门。
丁磊用他的BBS和电子邮件兴风作浪，这时候张朝阳回到北京也已两年。他成了一家美国公司的中国首席代表，主要工作就是把全世界新兴市场的商业信息汇集起来，加以分析，然后为华尔街的金融和商业机构提供服务。张朝阳对这个没兴趣，他关心的是这家公司的创业史，直到有一天，他终于不能遏制内心的激情。他告诉老板，他打算离开公司，为自己寻找投资，还声称他将创造一个中国式的网景或者雅虎。
1996年夏天他回到麻省理工学院，去寻找爱德华o罗伯特教授。那是他在这所学院里熟悉的几个教授之一。他巧舌如簧，拼命巴结，花了好几个小时，还是不能彻底打消教授的疑虑。教授勉强同意为他投资，但要求他必须找来另外两个合伙人。此后两个月，张朝阳在美国和中国之间飞来飞去，寻找罗伯特教授需要的合伙人，到处碰壁。这年9月，他见到麻省理工学院媒体实验室主任尼葛洛庞帝。后者有本脍炙人口的著作叫《数字化生存》，刚在中国出版，影响巨大，也让作者对中国产生浓厚兴趣。他曾造访这个正在崛起的国家，带来他的思想。像爱德华o罗伯特一样，尼葛洛庞帝还是一位精明的投资家，能够让他的金钱从他的信仰中获得指引。对当时的张朝阳来说，这比那本书更有价值。尼葛洛庞帝一开始对张朝阳的投资请求不置可否，节外生枝地邀请这位来自中国的年轻人到伦敦参加一个会议，让他向与会者介绍自己的国家。对张朝阳来说，这是黑暗中的一线曙光。他立刻朝它奔过去，没有一点犹豫。
机会稍纵即逝，而所有的成功者都不会让它从手里溜走。此后几天张朝阳是在天上度过的。先是飞到波士顿，又连夜赶到纽约，马不停蹄直奔中国领事馆，再到英国领事馆办好签证，然后转头直飞伦敦，一边在飞机上打瞌睡一边设计自己的演讲。多年以后张朝阳名满中国之时，几乎所有媒体都把他的这一段经历传为美谈，说他在美国寻找风险投资如何无往不利，又如何征服学界巨匠。其实这都是后人想像中的成功者历程，难免夸张。事实上，这是他一生中最艰难的时刻，不仅受人白眼，饱尝求人难的苦涩和屈辱，而且口袋里的钱也所剩无几。
然而这小伙子既聪明又顽强，脸皮也厚，打定主意一定要把尼葛洛庞帝拉进来，不仅为了此人兜里的钱，而且为了他的名望。他满怀信心来到伦敦，但是心中的救星没有出现。尼葛洛庞帝到泰国去了，据说是受到泰国国王的邀请，伦敦的听众席上只不过坐着那人的儿子。这也不会让张朝阳沮丧。他打起精神，让自己有个最好的表现，结果轻而易举地把尼葛洛庞帝的儿子征服了。很多人把我们讲得睡着了，儿子后来对父亲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