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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面不过两个小时，警察的电话铃就响个不停。他是后来才知道，那些电话都是来说情的。其中两人的话还真发生了作用，一个是北京市科委主任邹祖烨，另一个是胡昭广。当时只有这些具有官员身份人才有足够权威把他救出来，也只有他们才能把这红帽子的来龙去脉说明白。
何鲁敏就这么自由了，案子不了了之。他出来之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前一家亚都注销了，就此割断他和安定门街道联社的关系，也摘下他的红帽子。
这个秋天，中关村显得特别激昂，旁若无人根据政府的统计公报，从1987年到1991年底，试验区的新技术企业已由148家增至1343余家，增加了7？78倍，专职从业人员约4万人，年销售收入由7亿元增长到40亿元，增长了4？71倍；年工业产值由零增长到12亿元；年出口创汇由300万美元到4500万美元，增长了14倍；年上缴税款由2500万元增长到1？5亿元，增长了5倍。。京城风起云涌，他们却好像看不见似的。东欧一阵急风暴雨，也好像和他们无关。1990年11月23日，他们在人民大会堂里召开大会，庆祝北京民办科技实业创业十周年。这是从当年陈春先的三人团体开始计算的，到现在，这座城市的民营公司总数已有2184家，包括1943家集体的、226家个体的、还有15家纯粹属于私营当时政府把雇工7人以下的企业列为个体，把雇工8人以上的企业列为私营。
很多人原是偷偷摸摸的，不作贼也心虚，现在济济一堂，笑语喧哗。北京市科学技术委员会主任邹祖烨代表政府走上台去，向大家祝贺，只说了第一句，光彩的十年，光明的前途，台下立刻掌声雷动，把人们心里聚集18个月的阴暗晦涩之气一扫而光。接着就听邹祖烨充满感情地说起10年前的那一天，他们走出高楼大院，在中关村创办了北京先进技术发展服务部，种下了民办科技实业的第一棵树。它在人们不解与怀疑的目光中，在种种争论与非议中，经受了创业的磨练与考验。
官员的讲话大都枯燥冗长，套话连篇，这一次却非同寻常。然而令人称奇的事还不止这些。十周年庆典刚刚结束，接着又开颁奖大会，要给全中国20个最有名的民办科技实业家发个创业奖。这一回，主席台上的那些人更有来头，有党中央政治局常委李瑞环，有政治局委员和国务院副总理田纪云，还有人大副委员长严济慈和科委主任宋健。在上台领奖的那些人里，居然有个陈春先，还有段永基。后者逢凶化吉，鸿运当头，挡都挡不住：摆脱拘押获得自由，在人民大会堂的领奖台上沐浴一片辉煌，然后跑到咫尺之遥的北京饭店，迎接众人欢呼，发表一通演讲，庆祝四通2401打字机销售10万台。此外还有一个情节更有戏剧性：清查小组退出四通时，有个调查人员想要留下成为公司员工，这就需要他的调查对象段永基批准才行。
从1990年冬天到1992年春天邓小平南巡，某些左派人物掀起的意识形态飓风还要刮上14个月。中国在过去10年里是靠改革开放立国的，现在北京城里一些人在召开会议，讨论这个改革开放究竟姓社还是姓资。这些人在发表意见的时候，总是具有一种你死我活的庄严和崇高。很明显，理论和政治是分不开的，它很快就被归结为一场反对和平演变的斗争，信誓旦旦，耸人听闻，把整个国家弄得风声鹤唳。有人兴高采烈，有人垂头丧气，外国人一定会说不可想像。有时候你会觉得，国家的差别首先就在于它们的人民在心里想的事情不一样。中国人津津乐道的这些事情，西方人一点兴趣也没有，他们心里想的是股票市场，是就业，是薪水，是住宅和汽车的贷款，是医疗保险和养老保险。他们会对任何一项新技术的诞生激动不已。这一年，国际商用机器公司制造了一个速度是二百亿分之一秒的原子开关。欧洲实现了人类首次受控核聚变，产生出一点八兆瓦电力的聚变功率，达到3亿摄氏度——比太阳内部的温度还要高20倍，比核裂变产生的能量效率提高了600倍。这些都是西方世界发生的大事件。一位法国学者说，当今世界三年的科技用于生产力的变化，相当于本世纪初的30年，相当于英国大科学家牛顿以前时代的3000年。一位英国专家用另一种说法道出同样的意思：人类知识在19世纪每50年增长一倍，而20世纪70年代每5年增长一倍，90年代开始以后，每三年就能增长一倍。西方人这一年说得最多的就是这些。美国的资本家们花了2100亿美元培训他们的雇员，还说要把这一数字提高两倍。他们说这钱值得花，可他们就是不明白中国人为什么要把那么多热情、智慧以及数不清的资源，用来争论一句话是对还是错。那是他们不了解我们的国家，不知道这一句话的背后有着多少利益，也不知道大风起于青萍之末的道理。
假如这场飓风只有政治的性质，那么中关村的企业还真的可以在政府庇护之下置身事外，如同飓风的风眼中心那样平静。不幸的是，他们可以对来自政治的攻击置之不理，但却无法抵御来自经济方面的追究。因为无论从道德还是从法律来说，中关村早期的创业者都不是无懈可击。如果说，政治方面的深谋远虑为中关村的企业群体赢得前所未有的尊敬，那么他们中间通行的无法无天、欺上瞒下的行为方式，则给中关村增添了另外一种色彩，并成为它的早期创业史上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事实上，1991年中关村遭遇的最为严厉的打击，并非来自政治和意识形态，而是来自道德和法律。在这次打击中倒下去的是金燕静。她在一次走私行动中被当场查获，因此获罪，她所领导的信通公司也一蹶不振。在中关村早期的创业史上，如果说1989年的段永基是最富有戏剧性的一页，那么1991年的金燕静就是最沉重的篇章，叫人扼腕叹息。使人难以理解的是，金燕静似乎比那些打败她的海关关员、警察、检察官和法官更不易被人遗忘。这位中关村的早期开拓者和女中豪杰成为阶下囚的那个场面，直到今天仍然萦绕在人们眼前。她所牵涉的问题，则在更大范围里制造着惋惜、同情、抱怨和恐惧。
金燕静一案的东窗事发，是在1991年6月。在此之前，她领导的信通是中关村第一代企业中的佼佼者，而她本人也有一连串耀眼的头衔。她是北京市劳动模范，还是全国三八红旗手。在民间口碑中，公司位在两通两海，而官方给予的称号则是中关村优秀新技术企业。应当说，金燕静能够得到这一切，并非侥幸。她拥有创业者的天赋。每当行动起来时，这女人看上去更像一个男人。她的身材比一般人更高更宽，做事果断，说话嗓门极高，旁若无人，脾气暴戾，对于她不喜欢的人和事决不容情。熟悉她的人说，她在公司里一手遮天，威风凛凛，令她的手下敬畏有加，只要她一跨入公司的大门，全体员工都要马上站起来，垂手肃立以示敬意。这是在她身陷囹圄之后的描述，不免带着贬意。然而我们可以肯定的是，中关村早期的那些成名男人大都对她另眼相看，她越是强悍和独树一帜，他们就越是对她钦佩。这大概就是她能够在这个男人世界里出人头地的秘密。自从她在白颐路上销声匿迹，那些男人就常常感叹，中关村再也没有这样的女人了。
在这样一个人物的领导之下，信通蒸蒸日上，到1988年秋天，无论名声还是实际财力，都已达到高峰。原因在于它与一家美国公司达成协议，联合生产286微机。这桩生意随后又以国家教育委员会名义，获得世界银行贷款。于是信通成了全中国的一大新闻。新创刊的《计算机世界》还把它的成就列为那一年中国计算机界的十件大事之一。这个秋天当然也是属于金燕静的，她成为首届全国科技实业家创业奖的金奖获得者，与她并列的获奖者有王洪德、万润南和陈庆振。她就像个明星一样走在主席台上，身后还有一群记者紧追不舍，而柳传志和他的联想那时候还什么也不是。
可是做明星和做事情毕竟不是一回事。一个人一旦成名，既会因名取利，也会为名所累，耽于做事，长于逐名，乃至盛名之下，其实难副。可叹金燕静虽然聪明，却又不能免俗。她的名声一路走高，直至1990年代表中关村出席在日本举行的高技术企业家研讨会，但也就在这时，后院着火了。
根据后来一个查账小组留下的会计账目，信通当时自有资金为1408万元，而银行贷款却有3047万元，还有至少165万美元贷款进了香港信通公司账号，不在此列。这种依靠银行贷款维系收支、越滚越大、以至资不抵债的情况，正是中国大多数企业的真实写照。问题在于，一个公司在获得了自己渴望的高速成长之后，它的欲望不仅不会得到满足，还常常由于公司领导人的野心、舆论的吹嘘和政府怂恿，无限制地自我膨胀，致使公司力不从心。这又是大多数中国企业的通病。就在信通大红大紫、万众瞩目之时，它的库存商品也开始增加，到1990年已累积1767万元。电子产品一经滞销，那就必须大幅减价直到成本之下，才能出清。公司遇到的这一问题，令久已存在的财务危机终于爆发，乃至不能偿付银行贷款本息。
金燕静历经多年风雨，深知政治攻击不能摧毁她的公司，但是经济危机却有可能带来致命伤害。接近她的人回忆说，她那时候情绪焦躁，一会儿若有所思，一会儿心急火燎。公司已是金玉其外，败絮其中，然而昔日功名又促使她不得不煞费苦心地维持颜面。她把全部精力投入公司的运转，希望能够度过难关。这是对的，她的错误不在这里，而是在于她选择了见效最快，但却最危险的伎俩——走私。她的好友陈庆振很多年后说过一句话：她太要强了！她没有别的办法啊！这是为她开脱，但却不无根据。
信通的走私开始于这年9月。由于在公司中的绝对权威，更由于在铤而走险方面的天分无人质疑，金燕静扮演了总指挥的角色。在最初的走私获得成功之后，她决定变本加厉。根据后来检察官的调查，她在这时成立经营部，任命一个名叫高健宇的副总经理直接指挥，实际上专门从事走私活动。这高健宇原本是个无法无天、利欲熏心之徒，一朝获得老板信任，大权在手，立即成为信通走私的关键人物。他使用公司营业执照、银行账户和销售发票，但却单独设立一本秘密账目。
法院庭审确定的事实记录表明，走私过程并不复杂，而且赤裸裸地不加掩饰。信通与一个名叫王锡康的香港商人沆瀣一气，借助后者与内蒙古呼和浩特电子设备厂签订进口打字机壳的合同，并弄到政府批文，接着在香港购买大批微机、打印机和B超机。经由天津海关转关提货之时，将这一大串集装箱全部运到北京信通公司仓库，擅自启封，把货物取出之后再行装入打印机壳和计算机键盘，按照报关数量重新包装贴封，运往呼和浩特，按照进口批文以打字机壳报关。其走私入境的货物，在经过一系列假账、假印章和假发票的过程之后进入仓库，再经经营部以高价售出。至少有两个海关官员加入密谋，里应外合，在长达9个月的时间里把这个过程重复12次，一次比一次规模更大。
风声逐渐走漏，在公司内部辗转传递。金燕静以为员工全在她的掌控之中，并不在意，从来不曾想过她在公司里的专横早已遭人嫉恨，其中有人抓住机会暗中举报。海关缉私处于是将计就计，暗中设防。
1991年6月14日，满载走私货物的集装箱卡车离开天津海关，浩浩荡荡开进中关村，直奔信通。就在一大帮人搬上搬下时，警察一拥而上，人赃俱获，当场扣押赃物价值2843万元。警察面对堆积如山、花花绿绿的包装箱子又惊又喜。他们发现自己查获了全中国迄今为止规模最大的走私案。然而大头还在后面，随着调查迅速展开，信通的走私规模总计已有7269？5万元。
听说警察正在四处搜捕嫌犯，信通乱成一团，高健宇畏罪逃离，金燕静首当其冲。6月26日，她在中关村80号楼102号她的家中被警察带走。警车沿着白颐路呼啸而去。老实说，对于中关村，这有杀一儆百的作用。这一代企业家由于经济上的成功，正在春风得意。最近两年，更因政治风浪也奈何他们不得而头脑发昏，以为自己想做什么就能做什么，因此无法痛快地接受这种突如其来的变故，不免兔死狐悲。
之所以兔死狐悲，有个理由。在中关村的商家看来，走私并不是令人讨厌的事，甚至被当做对于外贸管制制度的一种痛快淋漓的报复行为。如前所述，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