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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一副游乐场上杂耍艺人的腔调。他甚至还讲了几个与案子无关的笑话，也只把法庭书记员逗乐了。但很快杂耍艺人的嘴脸就收起来了，取而代之的是恶棍。他开始盯着克雷格工作和私生活中的细节穷追猛打，不停地攻击和指责，克雷格脆弱的防线开始瓦解。伦道夫适时提出反对，在重要关头甚至提出休息，但托尼终于把克雷格逼到了忍无可忍的地步。尽管知道不应该发火，但克雷格确实生气了，非常生气。接下来，他违反了伦道夫所有的忠告，把他所有的建议都抛到了脑后。最糟糕的一幕发生在第二天午饭后。尽管伦道夫午饭时再次警告克雷格不要失去控制，克雷格也答应按他的建议去做。但很快，在托尼接二连三荒谬的指责下，克雷格又一次掉入了相同的圈套。
“等一下！”克雷格怒喝道。“你听我说。”
“请，”托尼回敬道。“我洗耳恭听。”
“在我的职业生涯中我确实犯过一些错误。所有医生都一样。可在佩欣斯·斯坦霍普这件事上我没错！绝对没错！”
“是吗？”托尼傲慢地问道。“你所说的‘错误’是什么意思？”
“我觉得还是休息一下比较好，”伦道夫出来干预。
“我不需要什么该死的休息，”克雷格叫道。“我需要这个混蛋明白，哪怕就一秒钟，当医生是什么感觉：在第一线的战壕里，跟病人和疑病症患者打交道，是什么感觉。”
“可我们的目的不是教育法萨诺先生，”伦道夫说。“他相信什么，跟案子没关系。”
“所谓错误，就是做了蠢事，”克雷格不理伦道夫，上身前倾，把脸凑近托尼的脸，“比如说筋疲力尽的时候偷工减料，或者因为要处理突发事件，忘了吩咐患者做必要的检查。”
“或者不让无法呼吸的危重病人去医院，而非要出什么该死的门诊，好赶去听音乐会？”
男洗手间的门重重地关上了，克雷格这才回到现实中。他希望自己的小肠能平安无事地撑过今天上午。他站起身，穿上西装，出去洗手。他边洗边照镜子，被自己的形象吓了一跳。他现在的形象比去健身馆锻炼前糟糕得多，而且现在庭审刚刚开始，他觉得最近形象也不大可能有什么改变。一想到自己取证时灾难性的表现，他就觉得接下来的一星期将会很漫长，压力很大。那次挫折之后，他根本不需要伦道夫告诉他自己的表现有多么糟糕。伦道夫的态度倒是很和蔼，只是建议他庭审作证前需要更多训练。那天离开伦道夫办公室前，克雷格把他拉到一边，看着他的眼睛。“有些事我要告诉你，”他坚持要说。“就像我跟法萨诺说的那样，我犯过错误，尽管我真的已经竭尽全力做一个好医生。可在佩欣斯·斯坦霍普这件事上我没有错，没有失职。”
“我知道，”伦道夫说。“相信我，我能理解你的绝望和痛苦。我保证，无论如何，我将竭尽全力说服陪审团。”
克雷格回到法庭，重新落座。筛选过程已经结束，陪审团已经就坐。戴维森法官正在讲话，提醒陪审员关掉手机，并向他们解释下面将要进行的民事审判程序。他告诉陪审员，此案的决定权完全在他们手上，也就是说，将由他们来裁定所有事实。审判结束时，他将在自己的职权范围内，根据适当的法律条款付给他们相应的报酬。他再次感谢他们的服务。然后他从眼镜片上方看着托尼·法萨诺。
“原告准备好了吗？”戴维森法官问。刚才他告诉陪审员，庭审一开始将由原告方律师做开庭陈词。
“等一下，法官大人，”托尼说。他侧过身跟助手莱尔夫女士耳语了几句。她边听边点头，然后递给他一叠卡片。
趁这短暂的间隙，克雷格按照伦道夫建议的那样，开始吸引陪审员的注意力。他依次看着每个陪审员，试图进行目光交流。他一边这么做一边希望自己的表情不要泄露自己真实的想法。在他看来，这群乌合之众根本不配决定他的命运。一个若无其事、肌肉发达的消防队员，身穿一尘不染的白色T恤。几个家庭主妇，经过刚才的阵仗，神情颇为激动。一名退休教师，金发已经褪色，看起来像大家心目中的外婆。一个超重的水管工助理，穿着牛仔裤和脏兮兮的T恤，一只脚搭在陪审席前方的栏杆上。与他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旁边那名衣冠楚楚的年轻男子，身穿棕褐色亚麻布上衣，前胸口袋里插着一块深红色方巾。接下来是名一本正经的女护士，亚洲血统，两手叠放在膝头。然后是两个勉强糊口的小商人，穿着涤纶西装，显然因为被人强迫履行陪审义务，一脸厌烦愤怒的表情。另一个券商看起来经济情况要好得多。他坐在后排，那名商人的正后方。
克雷格一个个陪审员打量过来，心中的绝望不断增加。除了那名亚裔护士，没人愿意跟他目光交流，哪怕只是一下。他不禁觉得，除了那名护士，其他人几乎不可能体会如今做一个医生是什么滋味。当他认识到这一点，又想起自己在取证过程中的表现，加上莲娜将要发表的证词，以及原告专家证人的证词，打赢这场官司的希望充其量只能说是渺茫。过去这八个月，他经历了焦虑、忧伤、无助以及失眠，脑中不断回放整件事的全过程。现状确实令人沮丧，但相对于八个月的煎熬，这又是个再合适不过的结局。克雷格意识到，整件事对他的影响很大，已经使他丧失了自信、正义感、自尊，甚至他对行医的热情。他坐在那里，看着陪审员，心想，无论官司最后结果如何，他都不可能再是以前那个医生了。
第二章马萨诸塞州，波士顿
2006年6月5日，星期一
上午10：55托尼·法萨诺抓着讲台的边缘，像是在操纵一台巨大的电子游戏机。他上了摩丝的头发往后梳得一丝不乱，光可鉴人。金戒指上的大钻石在阳光映衬下格外耀眼，金色的袖扣清晰可见。尽管他个子不高，但矮胖的体格倒也让人不敢小觑。他精力充沛，黝黑的肤色显得十分健康，跟法庭灰黄色的墙壁形成鲜明的对比。
托尼穿着浅帮便鞋，把一只脚搭在讲台底部的铜制隔档上，开始发表开庭陈词：“陪审团的女士们，先生们，我想借此机会表达我个人对你们的感谢，是你们让我的当事人乔丹·斯坦霍普先生的案子有机会开庭。”
托尼停下来，回头看了乔丹一眼。他一动不动，神情冷漠，像只木偶。他的穿着无懈可击，深色套装，前胸口袋里露出一条白色锯齿边手帕，指甲精心修剪过，双手叠放着，面无表情。
托尼转过头，重新看着陪审员，脸上恢复了丧失亲人的表情。“斯坦霍普先生还沉浸在巨大的悲痛中。九个月前，他美丽而又尽职的妻子兼生活伴侣佩欣斯·斯坦霍普意外亡故，他到现在还没有从如此沉重的打击中恢复过来。这场悲剧本来是可以避免的。这场悲剧之所以发生，完全是因为被告克雷格·梅·博曼大夫玩忽职守，治疗失当。”
克雷格的身体猛地一紧。伦道夫的手迅速抓住了克雷格的前臂，然后朝他靠过去。“克制！”他小声说。
“这个杂种！他怎么能这么说？”克雷格小声回答。“庭审不就是为了找出死因吗？”
“你说得对。但也允许他陈述自己的主张。我承认，他说话确实有煽动性。遗憾的是，这是他的一贯风格。”
“下面，”托尼说着伸出食指，指向天花板，“在我向在座的好人详尽描述事件经过，证实我开头的观点之前，我想跟大家交代一下我的背景。我跟辩方律师不同，没上过哈佛。我就是个普通的北区小孩，有时候说话也不太注意。”
水管工助理大笑，那两个穿涤纶西装的商人尽管有点伤了自尊，也挤出一丝笑容。
“不过我会尽力的，”托尼加了一句。“如果你们觉得在这儿有点紧张，告诉你们，我其实也有点紧张。”
三个家庭主妇和那个退休教师没料到托尼会这么坦白，都笑了。
“跟你们这些好人，我有话说在前头，”托尼继续说。“就像我跟我当事人说的那样。我没办过几个治疗失当的案子。事实上，我这是头一回。”
那个肌肉发达的消防队员笑了，点点头，对托尼的坦诚表示赞许。
“也许你们心里在问：那这个意大利佬为什么要接这个案子？我告诉你们为什么：为了保护你、我以及我的孩子，别受博曼大夫这种人欺负。”
伦道夫站起来，一副贵族气派。“法官大人，我必须反对。原告律师有煽动之嫌。”这时大多数陪审员脸上都显出一丝惊讶。
戴维森法官从镜片上方看着托尼，有点恼火，也有点诧异。“你刚才的言论已接近法庭忍耐的极限。法庭确实是唇枪舌剑的战场，但既定的习俗和规矩还是要遵守的，特别是在我的法庭里。我的话你明白吗？”
托尼举起两只熊掌作哀求状。“明白！我向法庭表示道歉。问题是，有时候我的情绪会控制不住，刚才就是。”
“法官大人……”伦道夫抱怨道。不过还没等他说完，法官就挥手示意他坐下，同时让托尼继续说，但要注意措辞。
“这里快变成马戏团了，”伦道夫一边坐下，一边小声说。“托尼·法萨诺是个小丑，但是个狡猾而聪明的小丑。”
克雷格看着辩护律师，这是他第一次在伦道夫冰山般的沉着中看到裂缝。他对托尼的评价令人不安，里面夹杂着不情愿的钦佩。
托尼看了一眼讲台顶上文件架上的卡片，继续开庭陈词：“你们中有些人可能会奇怪，为什么这样的案子不是由知识渊博的法官来审，由此可能会问，为什么非要我们中断正常生活来断案。我告诉你们为什么。因为你们比法官更有常识。”托尼依次指着各位陪审员，完全掌握了他们的注意力。“真的。不是有意冒犯你啊，法官大人，”托尼说着抬头看着法官。“您的记忆库里装满了法律、条例以及其他各种跟法律有关的繁文缛节，而这些人——”他的注意力又转回陪审团——“能看懂事实真相。在我的词典里，这才是绝对真理。如果我有麻烦，一定找陪审团。为什么？因为你们这些人，可以用常识和天生的能力，看透法律的迷雾，告诉我真相在哪里。”
有几个陪审员点头表示同意。克雷格觉得自己心跳加快，腹部开始痉挛。他最担心的事就是托尼会控制陪审团，现在已经发生了。这场倒霉的官司就是这样。正当你觉得事情不可能更糟糕的时候，更糟的事情偏偏就发生了。
“接下来我打算，”托尼继续说道，右手比画着，“向你们证明四点。一：博曼大夫自己的雇员将证明他应该对死者负责。二：本地三家著名机构的三名专家将告诉我们，一个负责的医生在2005年9月8日，死者病情恶化时将会采取什么措施。三：原告、博曼大夫的雇员以及当时在医院参与抢救的一名专家将证实博曼大夫玩忽职守，未能采取一个负责的医生应该采取的抢救措施。四：证实博曼大夫的行为直接导致死者意外死亡。我要说的就是这些。”
克雷格前额开始冒汗，喉咙也突然觉得很干；他很想上洗手间，可又不敢。他从面前的水罐里倒了一点水喝，期间手一直在抖，他很尴尬。
“马上要进入正题了，”伦道夫小声说。他的反应好像并没有克雷格那么大，这点让人安心。不过克雷格知道事情没那么简单。
“我刚才所描述的，”托尼接着说，“是一起普通的治疗失当案。辩方律师那样高水平的高价律师会称之为‘无争论余地’的案子。我称之为一清二楚，明明白白。很多律师和医生喜欢用常人听不懂的词，特别是拉丁词。但这又不是一起普通的医疗失当案。这案子比通常情况严重得多，因此我反应特别激烈。辩方律师希望你们相信，他们的证人也会说，博曼大夫是个伟大的、富有同情心的、仁慈的医生，家庭幸福稳定，可事实呢，跟这个差远了。”
“反对！”伦道夫说。“博曼大夫的私生活与本案无关。原告律师企图攻击我的当事人。”
戴维森法官脱下眼镜，瞪着托尼。“你离题太远了，小子。你下面要说的跟这起治疗失当案有关吗？”
“绝对有关，法官大人。而且是关键。”
“你和你当事人这起案子将会招来很多麻烦，也许现在就已经很麻烦了。反对无效。原告律师继续。”
“谢谢法官大人，”托尼说着继续将注意力转向陪审团。“2005年9月8日晚，也就是佩欣斯·斯坦霍普死亡当晚，克雷格·博曼大夫并没有和家人一起守在纽顿那个舒适、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