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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大量的故事，而是立意改变我们对故事的观察角度，以此改变我们对世界和生活的惯常的感知。处于休眠状态的无意识一次次被唤醒。当我们带着这种被改变的感知方式来看待这个世界时，世界就不再是以前的那种景观了。世界的被遮蔽的种种可能性也由此呈现出来。
《土天》不是一篇故事，而是一篇关于风沙和人的小说。作为一篇故事，它毫无戏剧性可言，甚至缺乏通常意义上的人物和情节。就情节看，一句话就可以归纳它，无非是一个精神异常脆弱的男子 （很像是一个大病初愈的年轻人）想在一个沙尘暴的下午去山梁上走一走。对他来说，沙尘暴不仪是一种天气现象，而且是一种有自己的意志和动态的神秘之物，是一个庞大的对立物，因此，他在这样一个黄沙蔽口的下午远走山梁，并非是为了寻求什么重大而神秘的启示，如加缪短篇小说《不贞的女人》中的那个商人之妻在一个川色清辉的夜晚为了获得异教的某种启示而独自前往沙漠中的高台一样，而是为了把沙尘暴和远处的山梁当作考验和磨练自己的病态意志的一个机会。这趟并不遥远的行程，成了一个精神脆弱的年轻男子的精神历程。可是，刚走出不远，他就似乎在为自己随时准备折身回去寻找借口，因而当他终于走到山梁上时，感受到的并不是精神康复时的惊喜，而是进一步加深的厌倦感以及对下面沟谷中的枯骨的回忆，以致当他选择回家的路线时，朝下面沟谷冷淡地望上一眼后，就转过身，踏上了来时的那条线路。这倒不是因为害怕，而是因为厌倦。厌倦使他对戏剧性事件毫无兴趣。厌倦逼迫他选择平庸。我们可以肯定地说，当那位脆弱的年轻人返回到安全的家里时，这趟孤寂的历程并没有给他带来精神的康复，而是一种恶心。沙尘弥漫在天空，包围了村庄、山梁和沟谷，但谁也猜不透它。它拒绝任何人对它的秘密的探入。沙尘与人永远被分隔在不同的世界里。正因为如此，主人公在沙尘暴中的散步，就不可能是与“神”的一次对话，也不是对自己意志的一次磨砺（他本意是想这样），而是对厌倦、封闭和故态的再一次肯定。这使得这篇小说在好几个方面与现代体验联系在了一起，而作者在表达这种现代体验时，采取的也是现代小说形式，尽管他没有自始至终地坚持这一点，如他登上梁顶后的那一大段感想（从“平地里突然窜起一个疑问来”，到“懵懵懂懂地延续递传了下来”）。
《土天》写的是混沌的土，而《米香》写的是透明的水。土的意象与一个病态男子的孤独重叠在一起，而水的意象则重叠在一个“公共女人”身上。《米香》中出现了一个社会以及生活在这个社会中的一群男女。但作者把本该复杂的一切都处理得非常透明，无论是世界的景观，人际关系，人的感觉，还是小说的结构与语言。这使得我们把围绕米香发生的那些故事置于一定的审美距离之外，正如我们当今阅读沈从文有关湘西的那些小说时的感觉一样。这种透明，使作者对自己所讲述的故事持一种道德中立的立场，似乎他只是在不加评论、不动声色地转述一个事实，因此他采用的是一种全知视觉。问题正出在这里，对透明的过分看重反倒使这篇小说失去了复杂性，在政治意识上显示出一种过分的简单化。米香以自己漂亮而温存的身体招待着整个村子里的男人们，使他们在一个政治压抑的时代集体地免于政治疯狂，而这个村子里的女人们则同样因为米香而陷入了集体的疯狂，成了一群政治迫害狂。政治史就这样被改写成了性史，政治冲突也这样被改写成了性的嫉妒。这使《米香》成了这六篇小说中故事性最突出的一篇，而小说性则略逊于《土天》。它的有趣的情节挽救了它的虚假的透明所隐含的那种政治意识上的轻薄。它无意深化我们对一个压抑的时代的理解，而是把这个时代虚构成一出性戏剧。
我把《张三讨债记》列在第三。这是一个“反阿凡提故事”，与阿凡提故事不同，在反阿凡提故事中，无理的一方往往成了有理的一方的作弄者，或者说，强大的一方成了弱小的一方的作弄者。这使得《张三讨债记》看起来更像是一篇黑色幽默小说或一幅由数个连续画面构成的漫画。与阿凡提故事或幽默一样，机智在这里是头等重要的东西，而决定此类故事的有趣性的关键因素也相应地是其出入意料的机智。为了突出这种机智，此类小说往往塑造一个智力有限的陪衬角色。在一篇小说中把所有的角色都处理成扁平人物，当然会获得一种戏剧效果，但这样做往往以真实性为代价。《张三讨债记》沿用了这种套路，但采取了“反阿凡提故事”的形式。它始终只是一篇故事，而不是一篇小说，因为作为创作者的作者并没有在这篇故事中注人多少他自己的独创性。或者说，作为反阿凡提故事的关键因素的机智在这篇小说中并不突出。该作者更像是一个采风者，把民间流传的大量类似故事记录下来并综合成一个故事，这正是该故事中的人物被取了一些抽象名字的原因。
与《张三讨债记》一样，《绝债》和《绝瞎》也具有民间故事的特征，即不断的重复导致一种固定模式的产生（例如张三永远处在被愚弄的地位，季远志永远是义人——商人的角色，瞎子阿三的始终不渝的忠诚和号召力）。此外，民间故事的另一个特征也体现在后两篇作品里：由于民间故事往往流传多年，所以其时代特征变得非常模糊，以至成了寓言。在《绝债》和《绝瞎》中，我们看不出人物与其时代之间的内在复杂关系，仿佛只存在一种透明的关系，即两个主要人物之间的人际关系。这种对关系的简化，虽产生了一种透明效果，却也使人物性格扁平化了，使他们变得不可信。尽管作者在标题中以“绝”字来说明这两个人物的绝无仅有的性格特征，突出了奇迹效果，但一旦强化人物的某一种性格而隐去他的其他性格时，就有可能使小说人物成为传奇人物。
《天气》不是一篇小说，甚至不是一篇故事，毋宁称它为某种“叙事”更恰当。与前几篇小说的路数恰恰相反的是，《天气》似乎无意去虚构什么，而是以第一人称的口吻平铺直叙地讲述一段经历，极力避免戏剧性、奇迹、修辞的侵入，显示出一个记者的平庸想象力和对日常事实（如微妙的权力关系）的精确观察。换言之，他观察事物的角度非常平庸，非常世俗，激起我们对平庸和世俗的某种恶心。可是，当我们正准备欣赏由这种极度的平庸性构成的一个个小戏剧时，才翻过几页，作者却突然谈到村中的一个奇迹，从此与平庸告别了：他谈到了建成叔与天气的某种神秘关系。建成叔的不幸仿佛是因为每当他碾麦子时，天空都会神秘地下起大雨，使他一年的收成化为乌有。在描绘这个难以理喻的奇迹时，那位记者的笔触完全像拉美魔幻现实主义小说家，而与小说开始部分的理性而刻板的观察事物的眼光形成对照。但拉美魔幻现实主义小说中的那些奇迹是社会性的，它们启发了人们对拉美社会的一种新的想象方式，而《天气》中的奇迹则是宿命论意义上的，它没有改变人们的感知方式，而是无意识地再生产了一种陈词滥调。把人物命运归结为他与天气的某种神秘联系，这不是一个受过教育的记者应有的推理方式，而是一个愚昧村民惯有的推理方式。排序如下：
《土天》
《米香》
《张三讨债记》
《绝债》
《绝瞎》
《天气》
作者简介：
程巍，湖南人，文学博士，供职于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副研究员，作家，主要从事英美文学及文化理论的研究，著有专著《否定性思维：马尔库塞研究》、文集《查尔斯河上的桥》以及论文、随笔、中短篇小说等。
村上春树短篇小说（三篇）
机振同
托尼瀑谷
托尼瀑谷的真名真的就叫：托尼瀑谷。
由于他的名字，还由于他那一头鬈发和那棱角分明的五官，人们常常把他当作混血儿。当时正值战后，周围有很多孩子，其血统有一半是美国大兵的。然而托尼瀑谷的父母二人却都是百分之百地地道道的日本人。他父亲瀑谷省三郎曾是个小有名气的爵士乐长号演奏家，但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的四年前，他因为牵扯到一个女人的问题被迫离开了东京。他心想，倘若他不得不离开东京，那就索性真的离开。于是他漂洋过海去了中国，手里只拿了他那把长号。当时从长崎到上海乘船要一天的时间。瀑谷当时在东京一无所有——在日本的其他地方也一无所有，所以他没有什么割舍不了的。他离开也无怨无悔。他想，如果有什么的话，由于上海有其巧夺天工的诱惑，所以比东京更适合他的性格。他站在航行在扬子江上的船的甲板上，第一次看见大上海那漂亮的大马路在早晨阳光的照耀下熠熠闪光。就是它了。那光明似乎预示着他的前途无限光明。他当时才二十一岁。
所以，从日本人侵中国到偷袭珍珠港直到扔下两颗原子弹，整个战乱期间他都过着逍遥自在的生活。当战争在某个遥远的地方进行的同时，他在上海的夜总会吹他的长号。瀑谷省三郎是这样一个人，他丝毫没有影响历史的倾向，甚至连想都懒得想。他只想能够吹他的长号，每天吃三顿饭，身边有个把女人，除此别无他求。他为人谦和但同时又高傲。他虽然自私自利，但却能与人为善，因此深得周围人的喜爱。他是个风华正茂、风流倜傥、才华横溢的音乐家，所以他不管走到哪里，都犹如雪地里的乌鸦一样引人注目。和他睡过觉的女人他数都数不过来。日本人、中国人、白俄人、妓女、有夫之妇、漂亮的姑娘，还有不那么漂亮的姑娘：只要他能得手的女人，他都照睡不误。过了没多久，他那异常优美的长号和他那异常活跃的硕大阳物使他在上海引起了轰动。
瀑谷也得益于交“有用的”朋友的天才，尽管他没有意识到这一点。那些高级军官、百万富翁以及各种通过不正当渠道从战争中大肆敛财的八面威风的各色人等，他都混得特熟。他们中的很多人都腰里别着手枪，但一走出大楼，就要迅速地把大街左看看，右看看。搞不清为什么，瀑谷省三郎和这些人是“一拍即合”。每当有事时他们对他也格外关照。
然而，天才有时也能坏你的事。战争结束时，瀑谷省三郎的关系网使他引起了中国军方的注意，他被监禁了很长时间。一天又一天，类似原因被囚禁的人被拉出监狱，未经审讯即被枪决。监狱看守一来，就把他们拉到监狱的院子里，用自动手枪把他们崩得脑浆进裂。瀑谷省三郎想着他要死在监狱里了。但是死亡的前景并不使他特别恐惧。他们往他脑壳里射一颗子弹，就一了百了了。疼痛只是一瞬间的事。这些年来我是想怎么活就怎么活，他想。和我睡过觉的女人不计其数。人间美食该吃的我都吃过了，世间乐事我该玩的也都玩过了。人生在世，我没有什么后悔没赶上的事。此外，被杀掉我也没什么可抱怨的，事情就是这样。在这场战争中死的日本人成千上万，他们很多人比我死得惨多了。
瀑谷省三郎在等死的时候，他看云块飘过监舍那狭小的窗户，凭想象在监舍那肮脏不堪的墙上画和他睡过觉的女人面部和身体的画像。最后，只有两个日本囚犯活着离开监狱回国，他是其中之一。另一个人是个高级军官，回国时他几乎快精神失常了。瀑谷省三郎站在轮船的甲板上，看着上海的街道渐去渐远，心里暗想：人生啊，我永远也弄不懂你。
1946年春，战争结束九个月之后，瀑谷省三郎回到了日本。他当时骨瘦如柴，可以说身五分文。他发现，父母的房子在1945年3月的东京大空袭其间给烧掉了，父母也死了。他唯一的兄弟在缅甸前线失踪，至今下落不明。换句话说，瀑谷省三郎现在在这个世界上是无依无靠了。然而这并不使他感到震惊，也没有使他感到特别难过。当然了，他的确有一些失落感，但他相信，每个人或早或晚最后都会孤身一人。他感觉仿佛自己突然间一下子老了好几岁。不过也仅此而已。他内心深处再也没有涌现出别的感受。
不管用什么办法，瀑谷省三郎总算活了下来，他得想办法继续生活。
因为他只会干一样活计，他就找到他的老哥儿们，成立了一个小型爵士乐队，开始在美军基地演出。他的交际天才使他赢得了一个喜欢爵士乐的美军少校的友谊，这位少校是位来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