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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种形势下，一切不愿盲从的人自然而然地产生了读一读达尔文原著的要求，特 别是希望读一读阐述达尔文全面观点的《物种起源》，看一看达尔文犯的唯心主义的错 误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可是，当时在我国只有一部1918年用文言体翻译出版的《物种原 始》（马君武译本），已远远不能适应客观需要。周建人先生虽有一个译本于解放战争 期间由香港三联书店出版，但他谦虚地认为自己的译文还不尽善尽美，于是他约我，我 又约当时在教育出版社编辑《达尔文主义基础》的方宗熙先生合作，共同重译《物种起 源》。
由于客观的迫切需要，我们根据原著内容的三大段落，把译文分为三部分，译完一 部分，出版一部分，共为三个分册。在第一版问世时，我们曾明确指出，这是“试译本”， 就是说当时我们对自己的译文并不十分满意，准备再版时再做修订。但由于连续不断的 政治运动，这一愿望始终未得实现。可是三十多年来，无论风里雨里，我一直惦念着这 一未圆满完成的工作。周老和宗熙也是如此。周老于去世前曾在《北京晚报》（1982年 3月）发表文章说：“我们数人合译的达尔文著《物种起源》，最近又由商务印书馆重新 印刷发行了。但在我译的部分有不妥处。我因年迈，已无力重新校订，……但我总觉得 心里不安。”一位丸十多岁的老人在去世前回顾自己一生时，发出这样的感叹，其心情 是可以理解的。宗熙1984年去美国讲学前，我曾在北京见到他，他也念念不忘修订这部 伟大著作的译文，不料他回国后就溘然逝世了。现在，译者三人中留下尚在人间的只有 我一人了；而我也年逾七十，日薄西山了。所以我趁着脑力尚未完全衰退的时候，用了 一年时间，对照原著并参阅日文译本对译文进行了一次修订。我已经尽了最大努力，但 由于我的生物学水平和文字水平有限，不妥之处恐仍难免，我想将来总会有更好的译本 出现的。
当我完成这一工作后，以往的历次政治运动又重新浮现在我的眼前，倘不如此，这 部书的修订工作何至于等待这么多年，想起来这是非常可憾之事，但这也是无可奈何之 事。
叶笃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