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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釉冻鲇喂此拿椒阂坏缺ヅ·哈尔（美国肯塔基州莫尔希德城人）、下士唐纳德·科比内（美国纽约州坎顿城人）、下士哈里森·J·施卢塞（美国宾夕法尼亚州卡莱尔城人）和二等兵阿尔瓦·E·格林伍德（美国俄亥俄州乌里希斯维利城人），他们游到岸边时，一齐高喊‘我们到达目的地唠！江水好极啦！’（如图）
其他会议代表小组分别观看了第一战俘营第二中队与第五战俘营第二中队的足球比赛、第二战俘营第六中队的篮球队培训、第三战俘营第四中队的橄榄球队训练。”
第六期《会议简报》
6月27日上午，敌军工作会议闭幕。肖华副主任作了《关于国内外形势与敌军工作》的总结报告。他重申了毛主席关于“瓦解敌军和宽待俘虏是我军政治工作的基本原则之一”的指示，用我军的历史经验特别是抗日战争中敌军工作的经验说明，即使有民族和语言上的隔阂，也必须而且能够开展好敌军工作。他说：“1948年1月军委总政治部召开的全军第一次敌军工作会议，朱德等中央领导、各大军区政治部主任和联络部部长参加了会议。会议由总政治部主任刘少奇主持。1月26日刘少奇在会上作了《关于目前形势及处理俘虏问题的报告》。报告提出了在新形势下正确处理被俘国民党军官的方针：‘减少敌对，缓和矛盾，争取他们的同情、赞助或保持中立。’政策是优待俘虏，方法是释放。敌军工作的主要任务是瓦解敌人。”在谈到中国人民志愿军俘管工作时，他说：“根据周总理的最新指示，要求俘管处尽快建立一套适应国际规章和外交要求的管理战俘制度”；“宽俘政策的意义在于尊重俘虏的人权和自尊，不打骂，不侮辱，从物质上、精神上予以宽待，以达到争取与改造的目的”；“关于教育，总的目的是教育他们拥护和平，反对战争，在这个问题上使战俘认识到全世界各国人民的共同利益是完全一致的。事实也是如此，如来自英国格罗斯特郡首府格罗斯特的学员威廉·H·史密斯（Smith，WilliamＨ．）的话就是一个范例，他说：‘我们要求和平，是为了全人类的利益。我是一个有了三个孩子的父亲，我希望他们能够听到我的心声，只要能促使这个动乱的世界实现和平，无论做什么我都在所不惜。’其次应注意寓教于乐，要进一步开展好以‘奥林匹克’运动为中心的各项文体活动。”为此，要求俘管处全体工作人员和全体学员在会后，统一进行一次关于《联合国宣章》、《世界人权宣言》、《日内瓦公约》和《奥林匹克宪章》的学习教育活动。最后，肖华也风趣巧拔地讲述了一个三国时期诸葛亮“七放七擒”的历史故事（详见本书第八章）和一个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英国小兵放生希特勒的传奇故事。英国小兵亨利·坦迪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获得荣誉最高的一位英军士兵：1918年8月28日获得“优异战斗勋章”，9月12日获得“军事奖章”，9月28日获得“维多利亚十字勋章”。这使他感到很自豪，但有一件事一直让他后悔不已。事情是这样的：1918年9月28日，在法国小镇马尔宽渡口的激战中，27岁的英国二等兵坦迪冒着密集的炮火冲入敌军阵地，突然，坦迪的视线中出现了一个德军伤兵，“我当时的确瞄准了，但我从来不射杀伤兵，我让他走掉了。”坦迪日后回忆起当时这戏剧性的一刻。这个德国伤兵向坦迪略微点了点头，然后就慢慢走远了。为此，意大利艺术家福蒂尼诺·马塔尼亚专门为坦迪创作了一幅油画，坦迪在画中背着一个伤兵。1938年欧洲战争风云密布，当时的英国首相张伯伦前往德国与元首希特勒会谈。9月15日，张伯伦到达希特勒别墅时大为惊奇地看到，这位德国元首的客厅里赫然挂着一幅意大利艺术家马塔尼亚当年为坦迪所作油画的复制品。希特勒随即解释说：“画中的这个人差点要了我的命，上天将我这个年仅29岁的德军下士从英国士兵瞄准我的枪口下救了出来。恳请张伯伦首相回国后向我的这位‘救命恩人’转达最衷心的感谢。”昔日的荣誉与征战往事突然间成了最折磨坦迪的记忆，1940年，他在伦敦亲历了德国纳粹空军的狂轰滥炸，整个世界陷入了一场劫难。他对一位新闻记者痛苦地感慨道：“若早知道法西斯头子希特勒今日会是这样一个灭绝人性的杀人狂，当日我真该一枪毙了他。那么多人，那么多老弱妇孺被他杀害，我真是有愧于上帝啊！”。我们知道孟子曾说过：“无恻隐之心，非人也；无羞恶之心，非人也；无辞让之心，非人也；无是非之心，非人也。”又说：“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肖华认为当初希特勒只是一个伤兵，坦迪本着人道主义精神没有射杀他，是完全正确的。1945年作为纳粹德国头号战犯的希特勒自杀身亡，这是罪有应得。两者时移事变，不可同日而语。肖华讲的这两个故事为会议划上圆满的句号。
开会期间，俘管处还举办了三次文艺晚会。战俘们自编、自演，再现了真切感人的战俘营生活，道出了战俘们对和平的向往和憧憬。
会后，总政治部向中央和毛主席呈送了专题报告，毛主席批示：“此件很好，敌军工作必须进一步加强。”
如果说志愿军第一次敌工会议给战俘营带来了和煦的春风，那么第二次敌工会议又为战俘营带来了明媚的春光。这次会议结束后，俘管处又进一步完善了组织机构，在原先设置的秘书科、行政科、组织科、审处科、教育科、新闻科、保卫科、供应处、卫生处之外，增设了文娱科，并把审处科改为登记科，供应处改为后勤部。还根据战俘的建议，在战俘营除了建立的中队“俱乐部”外，又新成立了一个“运动娱乐委员会”，并为举办1952年俘管处战俘秋季运动会，开始了思想准备和组织准备。自此，各战俘营以“奥林匹克运动”为中心的文体娱乐活动愈加丰富多彩地开展起来，战俘营更加趋向校园化，变成侧重体育、音乐、戏剧、美术专业的大学校。在战火纷飞的朝鲜战场上居然开辟了这么一方被战俘们誉为“战地乐园”的净土。
筹办奥运提上日程（1）
1952年9月，“运动娱乐委员会”经过近两个月关于《日内瓦公约》和《奥林匹克宪章》的学习后，提出要举办一次全战俘营规模的运动会。俘管处领导听了之后，觉得这是我们进一步贯彻志政第二次敌工会议的良好时机，也是一件调动学员情绪，教育他们一起反对战争，拥护和平的好事，更是对全世界宣传我军俘虏政策的重要机会。俘管处领导决定采纳“运动娱乐委员会”的提议，克服困难，在寒冬到来之前，举办一次全战俘营运动会。
10月8日下午，在“联合国军”总司令克拉克决定单方面宣布谈判无限期休会和批准“金化攻势”作战方案的这一天，志愿军俘管处成立了以俘管干部为主，再加上对体育运动赛事有经验的战俘参加的“碧潼战俘营运动会筹备委员会”。
筹委会由教育科科长兼文娱科负责人王奈庆任主任，新闻科科长田志洪任副主任，宣教干事李正凌任秘书兼翻译，各战俘营推荐的委员有：＇美＇普雷斯顿·E·里奇（Richie，Preston E。）、＇美＇托马斯·L·道森（Dawson；Thomas L。）、＇美＇约翰·W·桑登（Thornton；John W。）、＇英＇约翰·T·格林（Green；John T。）、＇法＇克莱门特·普雷沃斯特（Prevost；Clement ）、＇土＇格克切·阿里夫（Arif；Gokce）、＇荷＇阿里·比耶维尔（Biever；Arie）、＇韩＇金光山、＇菲＇西普里安诺·D·赞帕塔（Zapata；Cipriano D。）、＇澳＇罗纳德·D·格西里（Guthrie；Ronald D。）、＇波多黎各＇乔治·A·奈格伦（Negron；Jorge A。）等11名学员。
筹委会第一次会议讨论的第一个问题是关于运动会的名称。会上大家七嘴八舌议论起来。
首先，道森说：“我们在中队刚刚从广播里听到停战谈判无限期休会的消息，同学们对克拉克破坏停战谈判，拖延朝鲜战争的行为正愤愤不平，悲观失望呢！此时志愿军决定要为我们举办运动大会，真是‘雪中送炭’，太好啦！关于运动会的名称，我看就叫‘反战同盟运动会’”。
接着，格林说：“我们还是讲点实效，停战不停战我们无能为力，振作起精神、锻炼好身体，是我们当前的第一要务。因此，运动会名称就按俘管处官方的提法叫‘碧潼战俘营运动会’为好。”
格西里说：“这次运动会是所有战俘营的运动员第一次会聚在一起，名称应该叫‘碧潼战俘营营际运动大会’。”
“和平委员会”主席、《走向真理与和平》英文期刊主编普雷斯顿·E·里奇说：“这次运动会有十几个国家的运动员参加，像个国际盛会，就叫做‘碧潼战俘营奥林匹克运动会’吧”。
话音未落，参加筹委会的学员们一起拍起手来，看来他们喜欢这个称呼。学员们说：“在朝鲜战场上，有这么多国家的人参加的运动会，而且是在一个特殊的地方，一个特殊的时间，一些特殊的人参加的运动会，就该有一个特殊的名称，这个名称起得好”。
筹委会副主任田志洪沉思一会儿之后说：“我在调来这里之前，刚参加过中国参加今年第15届夏季奥运会的组团工作，最近俘管处各个单位也刚学习过《奥林匹克宪章》，我们知道，1894年6月在巴黎召开的‘国际体育会议’上，通过的《奥林匹克宪章》（后来多次补充和修订）中，明文规定：‘国际奥委会对奥运会拥有全部权利’、‘奥运会的组织、奥林匹克标志、奥林匹克旗……的一切权利也完全属于国际奥委会’、‘国际奥委会的专用标志，未经国际奥委会许可，任何团体或个人不得用于广告或其他商业性活动’。因此我们不能乱用‘奥运会’的名称。当然，大家盼望早日实现和平的心情完全可以理解。大家再讨论一下怎么做才更好。”
桑登说：“科长阁下，美国哲学家威廉·詹姆士有句名言：‘它是有用的，因为它是真理；或者说它是真理，因为它是有用的。这两句话是一样的。’我们美国人是‘实效第一、原则第二’的思维方式，既然克拉克将军可以无理地践踏日内瓦公约，那么我们为了弘扬奥运精神，拥护立即停战，早日实现回家愿望，借用‘奥运’这面和平大旗，是名副其实的嘛！”
筹办奥运提上日程（2）
赞帕塔说：“我同意桑登的意见，既讲原则性，又讲灵活性，为了高举和平大旗，在奥运会这个称呼上面加个引号，也就无可非议啦！”
格林说：“我也同意，半个月以前弗尔顿夫人来访，还肯定了我们开展奥林匹克运动的成绩，赞扬这里是一所‘RHOP大学校’哩！”
桑登又说：“赞帕塔的办法妙极了，这样处理既不违背原则，又满足了大家的要求，两全其美。1948年我参加了在伦敦举办的第14届奥运会，曾为美国单、双杠队进入半决赛立下过汗马功劳，若不是来到朝鲜打仗，今年7月我准能参加在赫尔辛基举行的第15届奥运会，为美国再立新功哩！现在，我能参加这里举办的‘奥运会’，因祸得福，将不再有遗憾，还有特殊意义。”
来自波多黎各首都圣胡安市的奈格伦平时爱书如命，总是卷不释手，对世界历史尤感兴趣。来到战俘营后，被大家推荐为中队俱乐部图书管理员。谈起奥运，他的话匣子就收不住了：
“关于点火仪式的起源是这样的：1920年第七届夏季奥运会在比利时首都安特卫普市举行，开幕式上，为了悼念第一次世界大战中阵亡的协约国将士，点燃了象征和平与胜利的奥林匹克火焰。1928年第九届夏季奥运会在比耶维尔的家乡荷兰首都阿姆斯特丹市举行，再次点燃起奥林匹克圣火，并在主会场首次设立了一个火焰塔，首次从奥林匹克运动发源地希腊的奥林匹亚取来火种。但作为奥运会的一项法定程序，在开幕式上举行‘点火仪式’是1934年国际奥委会才正式通过决议的。也就是说，1936年第十一届夏季奥运会上，点火仪式才正式启用，而冬季奥运会则是从今年2月份在挪威首都奥斯陆市举办第六届时才开始举行‘点火仪式’。”
比耶维尔打断奈格伦的发言，插话说：“他说得很准确。另外关于升旗仪式，国际奥委会会旗‘五环旗’是根据现代奥林匹克运动创始人＇法＇顾拜旦的构思而设计制作的，1914年在巴黎庆祝现代奥林匹克运动恢复20周年的‘奥林匹克代表大会’上首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