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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不满，见铁木真如此仁义，便率部也投靠了铁木真。
有一天，铁木真率部外出打猎，恰好遇上与自己有仇的泰赤乌部的朱里那人。部众请求说：“这是我们的仇人，请您下令把他们杀个一干二净。”铁木真望着惊慌失措的朱里那人，说道：“唐朝大诗人杜甫诗云：‘杀人亦有限，立国自有疆’、‘苟在制侵陵，岂在多杀伤’《前出塞九首》。他们现在已经不与我为敌了，还杀他们干什么？放人一马也是德。”并喝令自己的士兵放下武器，不准伤害朱里那人。朱里那人起初颇为疑惧，现在见铁木真无心杀他们，便纷纷上前搭话，言谈中，铁木真得知他们常受泰赤乌部的虐待，既无粮食，又无帐篷。于是，铁木真慷慨地说：“既然是这样，那就跟随着我好了，我们一起住，我们所得的猎物全部平分。”朱里那人听从了铁木真的话，和铁木真住在了一起，铁木真果然兑现了自己的诺言，朱里那人很受感动，认为铁木真才是大度的主子，便纷纷投靠了铁木真。这件事情传到泰赤乌部后，大将赤老温也来投靠，就连曾经射杀铁木真坐骑的勇士哲别也投到铁木真的帐下。这恰似唐朝史学家吴兢所云：“林深则鸟栖，水广则鱼游，仁义积则物自归之”。
1206年春，由于铁木真的雄才大略，仅十几年征战沙场，就统一了塞外草原上蒙古族的各个部落，建立了第一个统一的蒙古族大帝国，而且还为元朝的建立奠定了基础，他的铁骑曾横征中亚诸国，这对中国历史和世界历史曾产生过很重要的影响。
末代皇帝的“天下奇书”
中国封建社会的末代皇帝溥仪（公元1906…1967），满族，姓爱新觉罗，载沣之子，于1945年8月17日在逃亡日本途中被苏军俘获，1950年8月移交给中国政府收押，由于他接受改造变成新人，1959年12月4日中国最高人民法院根据特赦令予以释放。1964年任中国政协第四届全国委员会委员。1967年在北京病逝。
周恩来总理曾十分自信的说：“我们新中国能够改造好‘皇帝’！”，溥仪被释放一年以后，他的弟弟溥休也获得了特赦。于1961年6月10日上午11时30分到下午4点30分，周总理在国务院西花厅举行了隆重的招待会，接待了溥仪和溥休全家成员。在长达五个小时的招待会上，总理从清朝谈到今日日本，又从溥仪、溥休讲到他们的家庭生活。溥仪和溥休都认为在这次招待会上又一次受到深刻的历史唯物主义和爱国主义的教育。1962年1月31日毛泽东主席在中南海颐年堂又热情地接见并宴请了溥仪，使他热泪盈眶感恩不尽。
传奇式的经历往往引人入胜。溥仪一生三次称帝已属历史罕见，由皇帝成为公民，更是人类史上的一大奇迹。而他撰写自传的消息一经传开，不仅使国内外惊叹不已，也引起了人们远远超出这一事实本身的思考。
1964年春，由“传奇人物”溥仪撰写的《我的前半生》一书，正式出版并公开向国内外发行引起举世瞩目。香港一位记者在香港《华侨日报》上发表评论说：“‘天下奇书’……为何是奇书？历史上，一般皇帝自己从来不肯或不能写自传，溥仪写了，一奇；皇帝文过饰非，不肯认错，溥仪勇于认错，而且公之于世，二奇；末代皇帝或如元顺帝事败，消失在沙漠里，或如明崇祯皇帝被迫自尽煤山，溥仪则不然，他回到了民间，三奇！”溥休也很有感慨地说：“溥仪一点点、一步步由鬼变成了人。无怪乎在一般人的眼中看来，都认为改造了皇帝，确是古今中外从来没有过的‘奇事’！”
《我的前半生》中写道：“中国近代一百零九年的对外史，就是从我曾祖父道光帝到国民党蒋介石的软骨症的病历。……在中国的日历上，留下了数不清的‘国耻纪念日’，……（签）订了成堆的变中国人为奴隶的条约。以致在近百年的外交关系史上，出现了各种耻辱的字眼：利益均沾、机会均等、门户开放、最惠国待遇、租界地、关税抵押、领事裁判权、驻军权、筑路权、采矿权、内河航运权、空运权……。现在，那种屈辱的历史是一去不复返了。”在旧中国，上海外滩公园是帝国主义租界管辖区域，公园大门口竖有“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牌子，中国人民在自己的国土上受此奇耻大辱，令人发指！
周恩来的“仁者爱人”
皇帝的御弟溥休经过日本学习院、日本士官学校学习毕业后，于1935年冬从日本回到长春，当禁卫军中尉。从这时起，日本官方想笼络住溥休，说为了促进日满亲善，希望溥休能与一位日本女子结婚，中间虽曾遭到溥仪因识破其阴谋而想方设法阻挠过，但在日本精心策划下，于1937年4月3日终于使溥休与日本嵯峨胜候爵的女儿嵯峨浩在东京结了婚。媒人是九、一八事变的罪魁本庄繁和事变时身任日本陆军大臣南次郎。过了一个月，在满洲关东军授意下，“满洲国国务院”便通过了一个“帝位继承法”，它规定：“皇帝死后，由子继之；无子时，以其孙继之；无子和孙时，以其弟继之；无弟则以其弟之子继之。”溥仪心里明白：“帝位继承法，前面的几条都是靠不住的，靠得住的只是‘弟之子继之’这句话。关东军要的是一个日本血统的皇帝，因此我们兄弟两个都可能做牺牲品。”
慧生是溥休夫妇于1939年2月26日生下的第一个女儿， 1952年她瞒着母亲从日本用中文给中国周总理写了一封信，请求允许她和在押（抚顺战犯管理所）的父亲通信。不久周总理专门给她回信答应了她的要求，慧生和父亲通了信。这也为在押战犯和家属联系打开了先例。慧生出生时，溥休已经32岁了，他对女儿的疼爱自不待言。他为这次‘弄瓦之喜’留下五言诗一首：“阅岁三十二，今兹几始生。马蹄身半老，蜗角逐浮名，久薄贪嗔障，偏深父女情。亲心何处在？呱尔夜啼声。”
慧生在日本东方学院学习期间和同学大久保相爱。但嵯峨浩认为溥休和皇兄均无男孩，慧子应和一位满族人完婚，以继承爱新觉罗氏的族系，因而坚决不同意长女同日本人结婚。对于母亲的反对，慧子十分痛苦，于是她写信给父亲，向父亲征询意见，但信中只谈到在同学中有位‘亲密无间’的男友。溥休当时未能察觉到这封信的重要性，在回信中，只是一般地劝告此事要听妈妈的话，万不可因此事引起家庭的不和……。溥休万万没想到，这封泛泛的回信，竟导致了爱女陷入绝望的深渊，造成了不堪设想的严重后果。1957年12月4日，在日本伊豆岛天成山幽谷的松林之中，这对现代的罗米欧与朱丽叶——大久保和慧子用手枪互射，同时‘情死’去世。为此，嵯峨浩在日本写过一本名为《流浪的王妃》的书，此书再版七次，并被改编成电影，内容细致地描述了她在丈夫被捕后，辗转各地，颠沛流离的生活。其中也写了长女慧生因恋爱烦恼而双双‘情死’的故事。
溥休获得特赦后，其在日本的妻子要求回中国团聚。溥仪对此持反对意见，专门同溥休谈了话，劝他同嵯峨浩一刀两断，因为溥仪一听到日本就反感。后来周总理接见他们在京的家族时，曾用商量的口吻说：“人是可以转变的嘛！我们把嵯峨浩接回来，有两个可能：一是她可能和溥休生活得很和谐，这就是好事；一是可能彼此失望，那就让她再回去。让我们来试试吧！”溥休遵照总理的嘱咐，写信给嵯峨浩，她很快回了信，表示欣然同意。1961年5月，嵯峨浩带着二女儿（户）生，还有岳母嵯峨尚子，妻妹町田千子来到北京。6月10日周总理在国务院西花厅举行招待会，接待了溥仪和溥休全家。在这次的招待会上，总理专门讲到嵯峨浩及其爱女。嵯峨浩十分感谢总理的关怀，毅然决定留在中国。溥休一家在京团聚后，浩子不仅决定自己留在中国，也想把（户）生留在身边，但（户）生自幼生长在日本，习惯了那里的生活，想回外祖母家去。
在这场新的两代人的分歧中，周总理再次居中排解纠纷。总理诚恳地劝告说：（户）生是不是还想回日本呢？你如果想回去可以回去，几时想来中国看望你父母也可以再来，几时再来中国不回日本，就在中国住下。你想和日本人结婚，也是可以的，你的母亲和中国人结了婚，你和日本人结婚，那又有什么不可呢？我是同情你的。总理还说：浩子想回日本看父母，也可以回去看看。最后，总理风趣地对（户）生说：“来中国前，大概想总理是多么不讲人情吧？”这使（户）生的眼泪簌簌地落了下来，深情地对总理说：“我从心眼里尊敬您！”后来（户）生在日本结了婚，1981年她还和丈夫领着四个孩子来京探望父母。溥休和嵯峨浩深深感到这是周总理给他们家庭带来的“天伦之乐”。
杜聿明的“真理面前顽石低头”
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高级将领杜聿明被蒋介石任命为“东北保安司令长官”，忠实执行蒋的内战政策，率先向东北地区人民解放军打响了内战的第一炮。1949年1月10日在淮海战役中杜聿明被俘前后，由于深受封建礼教和反动宣传的影响，决心“杀身成仁”，曾三次寻机自杀未遂，随后由于共产党的人道主义宽待政策的感化，才逐渐由敌对、猜疑转变为信服、感戴，真理面前顽石低头。
一次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副主席、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张治中到国民党战犯管理所看望在押的战犯时，杜聿明对张治中说：“我被俘后，原来潜伏在身上的多种疾病（肾结核、胃溃疡、肺结核、脊椎炎等）复发，危在旦夕，是共产党费大力抢救，真不啻活死人而肉白骨。这种革命人道主义精神，我深铭肺腑。”
在抗美援朝期间，被俘的杜聿明等在押战犯有的挥汗酣战在灶台前，为志愿军焙炒干粮；有的合写《美军战术之研究》，供志愿军参考；有的甚至主动报名申请应征参战……。杜说：“我对抗美援朝中，中国人民志愿军‘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保和平，卫祖国’的豪情壮志，感到无比兴奋和敬佩，中国人民在共产党领导下，确实站立起来了。”
看管战俘的日子
1941年夏，在东海阳县发城战役胜利结束后，我所在胶东5旅政治部敌工科科长张昆（蓬莱人、日本早稻田大学毕业）找我谈话，要我到5旅14团政治处任敌工干事，当时我16岁，主要工作是对日军开展政治攻势和管训日军战俘，从此，我就在瓦解敌军战线上工作，一干就是15年，人们誉之为“老敌工”。
1942年春到1943年，我14团奔袭掖县驿道日军据点，伏击招远道头日军小队，先后俘虏了日军小队长渡边三郎、小林清等一批俘虏，日军士兵由于受日本军国主义武士道精神的欺骗教育，被俘后，他们宁肯剖腹自杀、效忠“天皇”，也不愿降服，但是经过我军宽待俘虏政策的感召和思想教育，有的日俘觉悟后，不再为日本军阀、财阀当炮灰，而参加了八路军，调转枪口打击侵略者，他们还建立了“在华日本人反战同盟支部”，配合我军对日本开展政治攻势，瓦解日军，他们中有的（如渡边三郎）还参加了中国共产党。日本战败投降后，他们中大部分回到日本，做中日人民友好的使者，开拓中日人民友好工作，有的则留在中国（如小林清）参加了地方工作。
1945年8月，14团参加消灭盘据在平度的日伪军后，奉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命令向东北挺进，8月28日，在黄县栾家口乘船到辽宁兴城登陆，在岫岩县配合苏联红军一举消灭尚未投降的伪满军和日军残部，俘敌百余人 ，我担当管教这批战俘的任务。
1945年冬，蒋介石撕毁了“双十协定”，在美国支持下，大举向东北进攻。海城沙岭子战斗，我军首次与国民党美械装备的新一、六军较量。我军先后进行了营口、海城、鞍山的保卫本溪的战斗，在海城的滇60军184师起义，我参加了对该师的整编和改造工作。
辽沈战役，我参加解放沈阳战斗，俘虏收容5000余蒋军军官，在鞍山组建东北军区解放军官教导一团，管训这批战俘。遵照中央军委指示，全团开赴北大荒，建立机械化农场，发展农业生产，通过农业劳动改造这批蒋军军官使他们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
1950年10月，中国人民被迫进行了一场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战争，这是中国人民有史以来首次向西方列强显示力量和尊严的战争，它不仅是共和国历史上极为重要的一页，也是我党我军历史上光辉的篇章。
以美军为主的“联合国军”投入总兵力为120万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