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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极为重要的一页，也是我党我军历史上光辉的篇章。
以美军为主的“联合国军”投入总兵力为120万人，其中美军50万人。我方公报：“联合国军”被歼109万余人，其中美军39。7万人。当年美联社发表的消息：“联合国军”和南朝鲜军队伤亡总数147万余人，其中死亡约50万人，中朝军队先后收容“联合国军”官兵5000余人。1950年12月，志愿军政治部请示彭德怀司令员，经总政批准，在朝鲜平安北道碧潼郡建立中国人民志愿军俘虏管理训练处，对外称战俘营。1951年1月，遵照总政指示，由东北军区政治部敌工部部长王央公带领一批干部赴朝组成俘管处领导机构。我被任命为教育科副科长（后提升为科长），我的爱人周兴同志在组织科任宣传干事。
碧潼在北朝鲜平安北道，是郡政府所在地，它虽是个不起眼的小城镇，但在当时却是世界人民，特别是美英人民十分关注的地方，因为这里收容管理着“联合国军”中13个国家的战俘，曾吸引西方记者和国际红十字会成员来访。世界和平运动理事会理事、英国妇女协会主席莫尼卡·弗尔顿夫人、法国《人道报》记者贝却迪、英国《工人日报》记者艾伦·温宁顿、香港《大公报》记者朱启平、新华社记者王殊等，都到过战俘营访问采访。开城停战谈判开始后，碧潼更是为在开城的西方记者关注的地方。
由于美军实施空中“绞杀战”封锁我交通运输线，企图阻止中朝军队的反击，这给前线部队和对战俘的物资供应都带来极大的困难，对这些吃惯了牛奶、面包、奶酪、巧克力的美国“少爷兵”，让他们吃玉米、高粱、咸菜是不行的。周总理对此十分关注，指示我们要采取措施改善战俘的生活。因为这关系到我国和我军的国际信誉，也是外交斗争和瓦解敌军的需要，我们立即组织车船冒着敌军的轰炸，从国内运来大米、面粉、肉类为俘虏改善生活，又组织战俘开展文体活动，建立俱乐部、图书阅览室，购买来各种乐器、球类用品，让他们经常开展文体活动。战俘们还自动组织戏剧音乐小组，在周末晚会上表演，战俘的生活丰富多彩。英国和平人士弗尔顿夫人访问战俘营时说：“这哪里是战俘营，简直是一座大学校，中国军队谱写了全新的世界战俘史。”这显示了我军政治工作的威力。
1953年8月5日，双方在开城开始交换俘虏，我方向美方遣返官兵4912名（不包括以前遣返回去的战俘），同年8月下旬，我军圆满完成了遣返战俘工作。就在遣返时，有21名美俘和1名英俘拒绝遣返，申请到中国来，他们说：“我们到中国不是旅游而是了解新中国，学习真理”。
随后，我们又在辽宁省昌图县建立了东北军区归来人员管理处，我任宣传科科长，接收志愿军被俘回国人员。1954年秋，调任华东军区俘管处副处长，管理一江山岛战役俘虏的300多名蒋军官兵（含蒋军大队长王辅弼），直至1956年调南京军区工程兵任宣传处长，从此脱离敌工战线。
现在济南的温纳端斯，就是当年拒绝遣返申请到中国来的。1999年春和2001年冬，我两次在济南会见了温纳端斯。在战俘营时，我26岁，他28岁，事隔48年，如今都已是古稀老人。第一次见面时我俩端详了好久，不敢相认。老温首先问：“你是不是王科长？我听过你讲课，那时你不戴眼镜，是20多岁的小伙子。那时你是胜利者，我是俘虏（他用双拳相对比划着），咱们是对立的”。接着他紧握着我的手激动地说：“现在咱们是老朋友，老朋友！”“当年我决定到中国来学习真理，这条路走对了，我不后悔，我在济南造纸厂工作过，上了4年人民大学”。老温接着说：“我3次回美国，我的妹妹劝我留下来，我还是要回来，这里有我的家，子孙满堂，共19人，生活幸福”。他指着老伴说：“老白待我很好，她很能干，是贤妻良母，我腿摔坏了行动不便，一切由老白操劳，我听她指挥，她太辛苦了”。他又幽默地说：“现在我们家是小鼻子领导大鼻子（指他的夫人和他自己）”。大家都笑了。坐在他怀里的小孙女也凑热闹地说：“ 我是混血儿”。老温说他回美国做了几次讲演，介绍中国，要开拓中美人民间的友谊。我告诉他，上海有20几位当年老朋友，到上海可以见到他们，那更有意思。老温说：我也很想到朝鲜碧潼去看看。那是我一生转折的地方，不知能否成行。我赞同他的愿望。老温向我提议：“你每年来济南一次，到我家喝酒，我喝老白干，你喝啤酒”。我和我的夫人说：“也欢迎你们到上海做客”。2001年11月中央电视台专程去济南拍摄了《温纳瑞斯访谈录》电视片，我也第二次陪同去到了温老的家中。（详见王奈庆著《“联合国军”战俘纪事——忆朝鲜战争中的碧潼战俘营》）
志愿军的俘虏政策（1）
朝鲜战争已经成为遥远的过去，许多情景在解放军国际关系学院涂寿鹏老教授的记忆中依旧那么鲜明。他情深意长地回顾了那段难忘的历史。
1951年5月，朝鲜半岛中部战火正酣。我当时20来岁，作为中国人民志愿军第三兵团司令部的年青参谍，奉命去参与处理刚送到附近的五十多名美军战俘，那是大山深沟，山坡上绿树葱笼，形成极好的自然伪装。一阵阵美空军喷气战斗机轰鸣声从头顶掠过，在一处几十米宽的峡谷中，美俘们或躺或坐在小溪旁的大石块上晒太阳，山谷间还弥漫着暮春春寒。这里离前线只有几十里远，但相对来说，已较安定。我们和美俘随便聊天时，他们仍然声音颤抖，面色不安，看来惊魂未定。他们和我们一齐吃志愿军仅有的土红色的高梁米，喝山涧冰冷泉水，许多人拉了肚子。有几个俘虏思想颓废绝望，不自我清理，干脆不穿裤子。我们迫切感到需要即时向他们讲清楚志愿军的俘虏政策了。首先我们给那些拉肚子的人服用止泻药，并把我们干净衣服借给严重病号穿，要求他们服从我们生活管理，配合治疗。随后我们将俘虏们聚在一起向他们讲清志愿军俘虏政策：
（1）保证生命安全； （2）不搜俘虏腰包； （3）不虐待俘虏； （4）对伤病战俘进行治疗。
有趣的是在一两天后，俘虏们很快卸下了思想包袱，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我们发现有几个俘虏老围在一起，走近一看，原来他们正在掷钱币打赌（看是人头还是文字），赌注竟是他们腕上的手表、口袋里的钢笔还有零钱等等，看来他们真有闲情逸趣，真的没有顾虑了，然而赌博是不容许的，我们立即规劝制止；有几个不太老实的俘虏，一旦炮声临近，他们能分辨出是美军105、155榴炮时，便气焰非凡，故意发问：“谁的炮火？”遇到这种挑衅，我们也仍然善意地对待他们。
这些美俘是1951年5月16日开始的第五次大规模战役第二阶段作战中，志愿军某军在朝鲜中线自隐里以及另一个军在大水洞地区俘获的美军步2师官兵，这两次战斗共俘获约500人。大部分已经后送，这里是即将后送的剩余部分。他们主要隶属美步2师38团，大部分是白人，少数黑人。
我们知道美军官兵大多数来自美国中产或劳动阶层家庭。所以首先要提高美俘的思想认识，争取他们合作。
美国人极为尊崇的美国总统林肯说过：“We denounce the lawless invasion by armed forces of the soil any state or territory， no matter under what pretext，as the gravest of crimes。”（我们谴责，无论借诸何种口实，以武装部队对任何国家或领土进行非法侵略是最严重的犯罪行为。）我们向俘虏指出：美军陈兵朝鲜是非正义性的侵略行动，由大企业操纵的美国政府已经背弃林肯的原则。比如当时美国国防部长威尔逊（ Charles·E·Wilson）上任前是美国垄断资本通用汽车公司（The General Motors Corporation）的总经理。从朝鲜战争中获取暴利的是一小撮百万、亿万家当的富翁，他们并未来打仗，送来千万名善良的美国青年为他们送死。作为一名侵朝美军官兵所幸被俘，说明未来回家有望。
我们也向战俘讲清，1950年10月打着“‘联合国”旗号的美军向朝中边境鸭绿江进逼。麦克阿瑟总司令扬言鸭绿江不是中朝两国分界线，美空军已经多次轰炸了中国东北的安东、宽甸、辑安等城市。在迫不得已情况下，中国组成人民志愿军入朝协助北朝鲜抗击美军。这场战争应由中、朝、美人民共同加以制止，我们要求战俘为迅速结束朝鲜战争做出贡献，用行动自新。我们注意不讲什么要战俘“背叛”他们国家，或与他们辩论美国国家制度如何如何，因为这容易伤害美俘民族感情和自尊心。美俘这时的共同特点是一怕、三想：怕死、想家、想爱人、想及早后送到战俘营，脱离三八线前沿地域，免遭炮击及轰炸伤亡。因此，我们又用林肯所说：“Let us strive to do all which may achieve and cherish a just and lasting peace”（“让我们尽力奋斗以赢得和拥护正义和持久的和平。”）的格言来开导他们。 “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美俘们提高认识后，开始由对立→畏惧→合作的转化。
志愿军的俘虏政策（2）
几天后我们就将这批战俘后送到位于鸭绿江边一座北朝鲜小城——碧潼（ Pyuktong）的志愿军第5战俘营。那个青山绿水如画的美丽小城及其附近的战俘营想必到现在还会不时出现在千百名美国、英国、土耳其、菲律宾、加拿大、法国、澳大利亚、希腊及其它国籍的“联合国军”战俘的梦中。我想，那种绝无仅有，难以置信的在志愿军战俘营中的经历将为各国战俘毕生铭记。
美俘们和其它国家战俘一到战俘营，就居住在沿鸭绿江边一片丘陵地带的平房内。周围没有铁丝网，均以他们自己姓名相称呼，也没有编号。他们个人财物丝毫无损，他们保留了自己被俘时的制服。在战俘营里一年两次发给夏、冬服装和志愿军穿着一样。冬天的棉衣裤是里外全新的棉花及咔叽布料缝制，一件棉上衣重达3斤，远比美、英军原先穿着的透风黄呢冬装暖和，对于穆斯林战俘在食品配发上还作了照顾。全体战俘还配发烟斗、卷烟纸及每周5英两烟丝。当时也是俘虏的美联社随军摄影记者弗兰克·诺尔（Frank Noel）曾将战俘营生活拍摄了许多幅照片附有文字寄往美国发表。他写道：
“战俘营日常生活由俘虏自己管理。通常每60天由全体俘虏秘密投票选举各种委员会的领导。”
“为了改善生活条件，中国人公正、宽大并经常提供超出日内瓦公约所明确的额外给养及运动器材……”
“战俘自己各办膳食，自己管理中式厨房，烘烤面包；而中国人屠宰鲜活猪、牛。鱼、鸡则由邻近的中国供应。……”
“全体战俘定期注射防伤寒、破伤风及霍乱疫苗；日常感冒及其它身体不适随时由军医治疗。”
“战俘劳动严格限于自身需求。中国木匠及工人负责修缮房屋及建造大型东方式样的沐浴设施……”
“每星期日举行天主教及基督教教堂礼拜仪式。”
“每半月有机动放映组放演中国或朝鲜拍摄的电影。几乎每星期六由战俘自己组织长达两小时的晚会，演出战俘自己排练的节目，并可以借到乐器……”
“经常举行体育竞赛，蓝球最普及，还有排球及美、英式足球，藉以消遣及提高情绪。……”
1952年11月15日至11月26日在碧潼举行了世界战俘史上空前的战俘营内奥林匹克运动大会，选手来自在北朝鲜各地的战俘营。开幕式由13种不同国籍共500名战俘运动员代表，高举缤纷彩旗，随着“友谊进行曲”节奏在新修竣的体育场上进行。
在50年后的今天，我面前放置着已经稍有破损，然而图文并茂的《联合国战俘在朝鲜》（United Nations P。O。W's in Korea）画册生动地记录了上述情景；还有一本纸张已经发黄，于1953年1月30日由战俘编纂撰写出版的《走向真理与和平》（ Toward Truth And Peace）英文杂志，这期杂志内有20篇稿件。看看它们，使我思绪起伏。
在画册中，有一页标题为《以前及以后》（Before And After），上面是前美24师师长威廉·F·迪安（Dean）少将的两张照片。刚被俘时他自称体重130磅，憔悴不堪，被俘一年后他重达180磅，精神抖擞。另一页载有美密芝根州底特律城瓦格勒（Kenyon Wagner）下士撰文《我过去是一个肺痨病患者》。他1951年5月被俘时患有严重肺病，体重仅95磅，经过志愿军军医治疗，肺病